辩证法这个词来自希腊文dialektik，本来是互相谈话，“dia”就是互相，“leg”就是谈话，后来发展为logos，“逻各斯”，“逻各斯”就是从leg发展出来的，它就是谈话，表述，就是在两个人之间我们来谈话。所以它就是“对话”的意思。
辩证法本来就是对话的意思，互相辨析，互相答辩，有这个意思。也就是在语言和概念的层次上面所进行的一种人际交往，它是一种超感性事务的活动，它跟感性事务相比，已经超越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了，它有一种超越性。
因此，从它的根源来说，它只可能是主观辩证法或者是概念辩证法。辩证法原来的根源就是主观辩证法、概念的辩证法。
在早期，它往往体现为诡辩，智者学派把它们运用于诡辩。它是主观运用的，随意运用的，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后来成为客观辩证法，也只是由于主体的对象化活动。
主观辩证法是根，后来发展为客观辩证法，是由于主观辩证法把自己的活动对象化了，把自己的活动体现在对象上，客观上。
那么在辩证唯物主义这里，所谓对象化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历史活动，人的一种历史实践活动。但是这种历史实践活动里面所包含的客观辩证法仍然具有人的主体性在里面。
你不能把这个主体性给它丢了，你把主体性丢了，你就丢掉它的根了，它不是一种离开人的主体的纯客观规律。
我们往往把客观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纯客观规律，其实不是的，我们往往把它理解为中国古代的《易经》或者道家所讲的“变易之说”、“否极泰来”、“相反相成”，“反者道之动”等这样一些思想，我们把它称为“辩证法”。
其实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东西都是作为自然界本身客观的关系来谈的，它没有纳入人的主体性。
所以严格说起来这种称呼，说它们是“辩证法”，是不对的。古人从来没有说这个是辩证法，辩证法是谈话嘛，《易经》讲的“变易之说”，老子讲的“反者，道之动也”和谈话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中国的辩证法是一种朴素的理解，就是说世界、自然界本身具有比如说“一分为二”的性质，表现出了对立双方又斗争又统一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矛盾关系”。
但其实用“矛盾”这种现实的事物，就是韩非子讲的，一个矛，一个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样一个寓言，来理解、翻译德文的“Widerspruch”是很不恰当的。
Widerspruch在德文里面，Wider就是冲突，相背离、相冲突，Spruch是从Sprechen来的，就是说话。“一句话里的自相冲突”，在德文里面就表达了我们所理解的“矛盾”的意思。
但是用“矛盾”来翻译其实不对，因为韩非子说的是很具体的，中国人习惯于打比方，一个矛一个盾，用非常具体形象的东西来表达那个意思，但是你直接把“矛”和“盾”放在一起来表达Widerspruch的意思呢，就偏离了。
因为“矛”和“盾”是两个实物，没有表达出对话、辨析这种主体性的思想。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什么是Widerspruch？Widerspruch就是一句话里面的自相冲突、自相反对。
如果要用来表达客观辩证法，它就应当表现为同一个东西的自我否定，同一个东西的自否定，这就是Widerspruch。在主观辩证法里，它表达了同一句话的自相冲突，在客观辩证法里面表达了同一个东西的自否定。应该这样来理解。
马克思把辩证法称之为“否定性的辩证法”，辩证法的矛盾所表达的就是自否定，否定性的辩证法。
但是你把它翻译成“矛盾”、“矛盾原则”，就把“否定之否定”、“自否定”这样一种规律，把它等同于我们经常所讲的“对立统一”了。
“矛盾同一”和“对立统一”其实是不一样的，矛盾的同一性就是自否定的原则，或者否定之否定的原则；但是“对立统一”是不一样的，“对立统一”不是自相否定而是互相否定，我否定你你否定我，我跟你对立你跟我对立，我们斗争，既斗争又同一。
我们把“矛盾原则”理解为这样一种“对立统一”的原则，其实是理解错了。
我们一讲“矛盾原则”就想到“对立统一”，甚至把它们看作是等同的，看作是同义语，我们把“矛盾”真正的意思——“自否定”给掩盖、抛弃了。
这是自前苏联就有这个毛病，前苏联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都是把“否定之否定”规律从辩证法的规律里排除出去的，认为“否定之否定”是唯心主义的，只有“量变质变”、“对立统一”才是唯物主义的。
毛泽东也接受了这个，毛泽东也不承认“自否定”的原则。比如说毛泽东的《矛盾论》，《矛盾论》讲的整个都不是Widerspruch，不是矛盾，讲的只是对立。
他举的例子都是不矛盾的例子，是对立的例子，共产党和国民党怎么样，这一方和那一方怎么样。
凡是有差别的东西，他把它们都称之为矛盾，他说“差别就是矛盾”，而否认由同一个东西自相矛盾才是矛盾。其实差别也好，“对立统一”也好，都是建立在同一个东西的自相矛盾的基础之上的。
“对立双方”如何产生的？不是说从一开始就摆在那里的，而是由同一个东西的自相矛盾所产生出来的。
所以，一个东西的自相矛盾是最根本的，比“对立统一”要根本。“对立统一”预设了两个东西，一个矛，一个盾，已经造出来放在那里了。
然后我们去尝试一下，看它们如何冲突。差异更加如此，差异怎么来的？归根结底是由一个东西的自我否定而导致的，应该这样来看。
但是毛泽东把这一切都混淆了，把一切界限都取消了，差别就是矛盾，凡是有差别的就是矛盾的。
我跟你不同，我跟你就是矛盾，我跟刘少奇不同，我跟刘少奇就是矛盾。凡是不同的东西，他就要把它对立起来，把一切矛盾，一切人民内部矛盾都变成敌我矛盾了。
因为它是矛盾嘛，矛盾怎么可以调和呢？本来都是共产党人，彭德怀也好、刘少奇也好、邓小平也好，都是他的同志，但是跟他有差异呀，那就是有矛盾了。
所以矛盾永远存在，而且要不断地搞下去。七、八年又来一次文化革命，把所有跟他不同的东西都消灭一次，消灭了它又会产生出来，资产阶级不断地会产生出来嘛，党内的资产阶级也不断地产生出来嘛。
产生出来有个办法就是跟它斗争，把它消灭掉，把它吃掉嘛。所以毛泽东，讲什么叫“综合”？综合就是“一个吃掉一个”，我把你吃掉了，我就把你综合了。这是毛泽东所理解的矛盾的思想。
黑格尔在《小逻辑》里面对这三个层次是有区分的，“差别”是泛泛而谈的，“差异”是最泛的一个区别。
“对立”比“差别”有理论性一些，有哲学性一些，就是说它把所有的差别归成两边，归成两类不同的或者相反对的东西，这就成了“对立”。
但是“对立”还没有达到顶点，对立双方还有中间派；而达到顶点就成了“矛盾”了，它就要服从“排中律”，没有什么中间派了。
所谓“对立”，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自相矛盾所产生出来的，它们本来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同一个东西自相矛盾、自我否定，于是就产生出对立面，去跟它斗争，但是它的根源就在于自我否定。
毛泽东不愿意承认自我否定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我怎么能自我否定自己？我已经当了主席了，我要把自我否定不当主席，让别人来当？所以他不承认有“自我否定”这一说。
那么这样解释呢，还是把辩证法的高级的概念思维方式降低为日常朴素的实物式的思维方式了。它的根源在哪里？就在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
我们不要归结到毛泽东个人的意图，要归结到他的这种思维方式。
毛泽东在党内的理论水平应该说是最高的，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吧，他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典型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就是逻辑矛盾也可以归结为实物式的思维方式。
他举大量的例子，“能近取譬”嘛，采取打比方的方式，类比的方式，一类比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把一种高级的概念思维变成了一种实物思维，把它实体化了，实物化了。
当然我们可以说，差别也好，对立统一也好，都是矛盾同一性的一种体现，但是它有层次的，你不能把它的层次混起来。它的最深层次就是矛盾，就是同一个东西的自否定。它才是一切运动发展的根据。
黑格尔在《逻辑学》里面讲“根据”。什么是根据呢？根据就是一个东西自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中国谈辩证法的人几乎没有人达到这个层次。除了与受前苏联教科书影响有关以外，跟中国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的局限性也有关。
这样层次的辩证法没有深入到主观辩证法的层次，所以不能够对主体的自由的能动性产生激励作用。
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不是自由的，它跟自由毫无关系。我们今天把辩证法和人的自由主体性结合起来，有人可能会感到很奇怪，认为辩证法和主体的自由有什么关系啊？
在西方它就是有关系的。西方的主观辩证法、概念辩证法就是通过自由讨论嘛。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就是提问嘛，让你自己去回答，看你怎么去回答。对话是自由的对话，没有话语霸权，每个人都有自由，你想到什么就说，然后我再根据你说的我再来说，所以它是有一种自由的主体性的。
但是在中国这种实物性的表达方式之下呢，它变成了一种实用性的工具，变成了一种“孙子兵法”啊、御人之术、人君南面之术、皇帝驾御他的臣子啊，搞人际关系、掺沙子、丢石头啊、吹风啊之类各种各样的技巧。是一种在政治斗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一种手段。
所以，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当这种手段被充分利用了以后，人们给辩证法就安了一个名字，叫做“变戏法”。
它确实就是“变戏法”，它就是变魔术嘛，一种骗人的办法。所以现在辩证法名声扫地，没有人再谈辩证法了，恐怕只有我还谈一谈。
中国已经没有人谈辩证法了，要么就是那些头脑僵化的人，他们还改不了那种毛病，还在谈。一般的头脑稍微灵活的人已经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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