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珠这名字，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个出名的美人儿，顾盼生姿，笑语嘤咛。然而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是个十足的假小子，短发执拗地挺立在脑门上，眼睛大得象铜铃，嘴巴厚而且阔，一条样式普通的裙子胡乱套在身上，总算表明了她的性别，却又与她格格不入。她的一切，都是粗线条的。
她很快与我相熟。那年，她十二岁，我十一。
彼时，我们都自诩为“文学爱好者”。我们经常顶住白色恐怖，在班主任的课上嘀咕个不停。偶尔也会马失前蹄，被拉起来罚站。于是我们会毫无愧色、大义凛然地站起来，因为我们是为雨果、狄更斯而牺牲的，这真让人感到既伟大又刺激。有时也会涂涂抹抹，写些七律七绝。现在想来，不过是些平仄、对仗极不工整的末流货色，当时却让我们按捺不住地得意，似乎离文豪只有一步之遥了。
小女孩的虚荣心常常使我们互相较劲。如果哪天绿珠说出一部我闻所未闻的著作，我一定非常不服气。晚上回家便爬到书架上，翻遍爸爸的各类辞典，找到相关注释，一阵生吞活剥，然后拿到绿珠面前炫耀。和绿珠同学的日子里，我肚子里储存的各种文学条目急剧增加，直到现在，有些还可作为我的谈资，尽管我并没有真正读过几本书。
日复一日，我们在课堂上编织着文学梦，打发少女时光。我们的友谊，似乎也和书籍相伴着存在。吵了架，绿珠会到我家里来，借一本沈祖棻的《宋词赏析》。我立即明白，这是和解的姿态。
一日，绿珠拉着我步行了30分钟，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法拉奇传》。“柯儿，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眼珠转了几转：“如果我能念大学，那就当老师；如果长得够漂亮，就去当明星；如果都不行，那就去种田，当万元户。”绿珠不屑地看着我，用一种自豪而神秘的口气说：“我要当法拉奇那样的人，闻名世界的女记者。”她扬了扬手里的书，脸蛋上写满了因为理想而产生的崇高感。
但绿珠远不如她想象的那般幸运。初中毕业，我升高中，她则去技校学电工。我们见面再也不谈文学和理想了。
若干年间，她毕了业，当了工人，下了岗，谈了恋爱。再见时，我惊异地发现，她蓄起长发，做了离子烫，穿着最时髦的吊带裙，整个一脱胎换骨的小女人。那天，她给我上了几个钟头的品牌课，向我展示了她兰蔻的化妆品，百丽的皮鞋，华伦天奴的背包。她说，东西都是男朋友给买的，他家里很有钱，对她也很好。
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有时候，我几乎忘了自己还有这样一个朋友。那年春节，我在路上偶遇了她，她显得更加苗条、新潮。她说她要结婚了，邀请我去她的新房小坐。
房子素静淡雅，很见她的品位。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房内，沏着香茗，雾气氤氲，散发着家的慵懒和温馨。我们对坐着，一如少女时代，低声耳语着：她和准婆婆大吵一架，掼掉了老太太新买的手机；她的股票又跌了，不过她不担心没饭吃；她上班的那家幼儿园，同事个个都肤浅得很……
多么的琐碎，又是多么的自然。似乎两个20多岁的成年女子，此刻就应该絮叨这些婆婆妈妈的小事，这才是生活。那个崇高的记者梦，永远不再被提起。
告别时，我真诚地说，祝你幸福。她站在玄关处，向我颔首。灯光从背后投射到她身上，勾勒出透明的剪影，影影绰绰可见她脸上荡漾着即为人妻的幸福。那个直率、粗糙的十二岁，在她脸上已然远去了。
后记
自那以后，我和绿珠失去了联络，一去十年。
几天前，我被拉入一个初中同学群。该在的人都在了，就是不见绿珠。从同学F那里知道，当年那个在新房憧憬婚姻的姑娘，结婚后和丈夫过得不好，不久后离了婚。想要复婚，又遭到婆婆的激烈反对。心灰意懒之下，她跑到上海发展，遇上一个男人，再婚，生下一个儿子。“她和我们都不联系了，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你们都在上海呢，你见过她吗，她过得好吗？”F问。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和绿珠身在同城已有好些年。这个城市有两千多万人口，人潮汹涌，我找不到她。
年少时，我们怀着百分百的真心，在毕业纪念册上写下“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但命运推着我们走上不同的分岔口，从此渐行渐远，散落天涯。如果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是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我们只能微笑接受。找不到也罢了，见不着也罢了，只要那个少年时的好朋友，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平安喜乐，那便是好。
谨此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梦想与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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