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一生追求的其实就是内心的宁静、满足与完整感。
施一公分享人要跟随自己的兴趣：当你跟着自己的兴趣，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的时候，要坚定的走下去，不要被周围的人事物轻易打动，选择自己认为的一条正路，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的被周围的价值观所牵引，尤其是不要轻易的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
当他1995年想回国的时候，他爱人问他你回国能干啥？中国也不缺你一个，差一个你这样的人，他回答到：“回国至少三件事我可以做。第一我可以去我的中学，去当英文老师，也可以做数学老师，我还是河南省数学竞赛第一名呢。如果我的中学不要我了，说我没有做老师的资质怎么办，那么我可以去做导游，我也喜欢旅游，可以带团，中英文讲解，都可以。如果还不可以的话，开出租车总可以吧，我就是出租哥，北京街头的出租车司机也很酷，看大山，聊天，我也喜欢开车。” 他觉得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想开了，想清楚了退一步开阔天空，挺好的。
但是他还是有点不甘心，希望自己能向前走一步，能够做点事，因为你在用你的才智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再用自己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时候，是一种浪漫。后来他又做了博士后。1995年直到现在22年一直做学术，这是最能够让他得到内心平静和完整的一份职业，做学术让他内心得到很多宁静和满足。
二、在生活和物质利益上让我们“知足常乐”，在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上让我们勇于创新和拼搏。
他在美国为啥想回国呢：他想影响一批青年人，想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的青年人才。
他讲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有感触：他说我们总是以我们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为例，你看这些人到了美国有多好，可说实话做的也不好。他分享他自己1985年毕业的清华学生2251位本科生，毕业那一年和毕业之后那一年估计1600-1700百多都去了美国，这是一个没有精确调研的大数。现在大部分还呆在美国。想到这里他心里就不平衡，我们这么多极其优秀的中国学子，中国学生到了国外，可是有多少能够脱颖而出的，这个比例非常小，非常非常小。所以当他在普林斯顿成为助理教授的时候心里越发不平衡。当他去跨国大的制药公司去参观，当接待他和他交谈的都是白人，而下面为白人打工的很多都是中国人，下来了解，这些中国人都非常优秀，他们是我们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国内一流的名校出去的学生。他们的智力，能力学识远远高于他们的雇主，他们的老板，他们老板的老板。但是他们很满足，非常遗憾。我们文化里面讲“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用在对生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上没错，但是我们其实接受了大学文化教育的，得到了一些特殊教育背景的，我们这批中国人，到了美国海外，还是知足常乐，这就有大问题了。所以他为什么想回清华，他想清华强责中国强，刚回国他信誓旦旦，觉得只要能够改变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让这些学生不在为柴米油盐发愁，就会是一场非常强大的力量，就会是一场革命，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
他说清华每年3000多名学生，如果没有一批学子，没有在满足小我同时，能够把这个大我，这个社会放在心上，没有这种浪漫的情怀，这就坏了。这就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三、要保持始终想做大事，让自己变好的欲望很重要。
关于做大事：他分享，他小时候，隐约觉得父母老师期望他长大能够成才，能够做事情，做大事。当他小学的政治老师告诉他，说施一公，你长大了要为驻马店人争光，他记忆到现在。让他即使在最崩溃的时候，也会写日记，也会拍拍胸脯鼓励自己说别忘了，你是施一公，别忘了你要做大事，其实那会根本不知道这个大事是什么事情。真的是这样，他虽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大事，但还是总是鼓励自己要做大事情。在他看来，无论是做什么最后一点就是看，能不能作为一个人实现自己的价值，你能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当你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时候，他认为你作为一个人价值的实现是有问题的。他说：生命只有一回，所以我们要独立的判断，如果不把生命体验到极致你不后悔才怪。
这点真的同频到我了，从小我就想一直变好，让自己越来越好，这个想法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小学时候在地里干活，和妈妈每天起很早弄红薯粉，冬天特别冷，还得每天早上接触凉水，每到冬天手都要冻肿，冻烂甚至流血，我那时候就不想当农民，觉得农民很辛苦，心里想好好学习要考上大学，那会也不知道都有啥大学。
上了大学那会也不知道社会上都有什么公司，自己能够干什么，但是还是努力做好当下的事情，我觉得要努力做高管，或者做销售，我要多挣点钱，以后能够让父母过的好一点。朦胧中我想接触高端的人，做高端的产品，虽然也不知道是什么产品，什么公司。我想向上社交，要接触比自己厉害的人优秀的人，多向他们学习，这样才能进步比较快，够更大概率遇见伯乐点拨自己。虽然不清晰，但是这种变好的朦胧感觉一直都在。
想变好，做大事的欲望会引领你越来越好。
四、在努力的同时让我们保持个性上的流动性和心力的弹性。
施一公校长身上有这种个性的流动性，比如回国爱人问他回国能够干什么，他的回答就很洒脱，并没有觉得一个留学博士当中学老师，甚至开出租车就是丢人的，反正自己都能干，都能做，也喜欢，包括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也一样。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同时要对生活要保持乐观的态度。
个性灵活多变，遇到不同环境，不同的人和事，应对方式就会多种多样，能进能退。也比如遇到垃圾人，就不要和他论对错，浪费时间，直接说你是对的，我错了，赶紧撤，还能节约时间精力。相反，个性如果太僵化，遇事时应对方式就会相对单一，容易困在原地，也让自己看起来很费劲，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一个个性流动的人，既能坚强，又能在必要时袒露脆弱，不会让自己的心力陷入枯竭，保护自己的心力很重要，不能一直紧绷着，也需要调节放松。比如很累的时候就发发呆歇一会，工作太忙，忙完后就唱唱歌，画个画，或者一个人跑跑步调节一下。调节好了再重新投入效率其实更高。
《道德经》里也讲对立统一的关系才是最和谐的，也是普遍存在的。第二章就说的非常明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最近看余秋雨先生翻译的版本我觉得是最喜欢的，他表达的意思和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不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美，那就自然知道什么是丑了等等。他表达的是，如果大家都认为一个事物是美的，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不美的，不可能所有人都认为一件事情是美的，好的，世界应该是多元化的才对。
保护好自己的个性流动性和心力，必要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或者让自己情绪被照顾。需要和被需要对我们和他人都很重要。流水不腐，人应该像水一样，上善若水任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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