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兄弟姐妹一共七个,父亲上头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姑是我父亲最小的姐姐,年龄上跟父亲相差不大,在几个兄弟姐妹当中,父亲跟三姑的感情是比较要好的。三姑结婚之后,嫁到距离十公里左右的胡湾村,胡湾隶属龙池头村委,龙池头村委除了本村龙池头,还管辖着金祠堂,亮马台,周湾,胡湾等零散小村子,三姑婆家就住在胡湾村。龙池头是一个有名气的村委,它有名不像华西村那般是全国文明村,而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艾滋病村”;艾滋病——研究最早是发源于非洲,因男子同性之间发生交配引起的;龙池头村诱发艾滋病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贫穷;2011年由章子怡,郭富城领衔主演的电影《最爱》其故事背后的原型就是龙池头村所发生的事情;在我的印象当中,艾滋病是非常可怕的存在,凡是涉及龙池头的人一律不往来,凡是涉及龙池头的食物一律不使用。当时我们村里还有这样一个传说——那些身患艾滋的病人为了报复那些对他们冷眼旁观鄙视唾弃的人,把自己的血液用针管抽到西瓜里面贩卖。后来政府出手了,一方面是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普及,另一方面是对当地艾滋病人的救助和扶贫。但言论的影响并不能立即消除,救助和扶贫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2004年开始扶贫工作正式开始,现如今十六年时间过去了,龙池头村被艾滋病覆盖的恐惧也早已消散了。胡湾、周湾、亮马台等村子在后来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当中也慢慢不复存在了,如今龙池头村变成一排排别墅错落有致,一条条柏油路、水泥路纵横交织,工厂、学校、诊所、文化广场、一应俱全的希望新村。
三姑那一辈人的生活是很非常艰苦的,这种苦不仅仅是食不饱,衣不暖的外在困苦,更多的是精神意志不自由承受的苦。他们那一辈,包办婚姻确实没有了,但生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婚后的家庭关系依然有悖人性。他们那个年代,男女双方结婚后,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听从父母,也就是以长辈之命行事;这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结婚年龄一般都早,当时农村的社会环境如果女方二十岁还不能出嫁,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大龄剩女了,那时候大部分人家的年轻男女,二十岁左右就成了家;我父亲十九岁成家,二十岁就生了我。另一方面是因为实在太穷太苦了,吃饱饭都成问题。要想日子过得下去,年轻夫妇不得不依靠长辈的照顾。三姑的婚事是我大姑牵线撮合成的,三姑父皮肤黝黑,个头很高,性格开朗,不管做什么总是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三姑父家在当时他们村子里面家境比较殷实,嫁过来能吃饱饭。三姑嫁过来后生活确实比在娘家的日子好过;至少吃饱饭不成什么问题。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姑父年龄尚小,尚不具备自己养活一家人的能力,婚后的日子大多数时候还需要依赖父母的帮衬,不论是田地里的农活,还是日常生活的技巧,还需要由长辈的教导一两年方能自食其力。三姑父家境富足殷实,带来的问题是三姑家的婆婆也比平常人家的婆婆更加的专制,蛮横,家中大小事都要遵从婆婆安排。但人毕竟不是牲畜,那能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当子女的想法和长辈不能达成一致时,冲突就产生了。作为媳妇自然不是婆婆的对手,轻则言语侮辱,重者拳打脚踢。冲突是不能挽回的事情,一旦发生第一次,后面总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婆婆觉得自己的权威遭到了挑战,自己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为了抚平自己受的伤害,在平常无事的日子里,总会拿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刁难与之对抗的媳妇。誓要让你尝尝自己的厉害之处。愤怒、怨恨那是能够通过一次刁难一次侮辱能够平息的;兹要是你在这个家生活一天,就能找出一万个让你不如意的理由。三姑父本不是如今婆婆的亲生儿子,因为不能生育,是从任楼一家亲戚家里面过继来的。终于在几年后的一天,忍无可忍的三姑和三姑父不得不离家出走,到任楼去投奔自己的亲生父母去了;不过毕竟姑父一家的户口不在任楼,国家分配的土地也不在任楼,家庭中的矛盾也不是没有化解的可能,三姑一家在任楼住了近五年时间,又回到了胡湾村。
胡湾村,我快乐童年的记忆,有一部分就在这里发生。小的时候,我们那地方有走亲戚一说,每逢放寒暑假,小孩子都会在各门亲戚家往来居住。当然,小孩子也是晓事理的,哪家的长辈和蔼可亲,家中食物丰盛,就愿意去,若长辈性格古怪,吝啬小气便不愿去住。有一年夏天,我寄居在三姑家中胡湾村;三姑家跟大姑家离得很近,有不到五百米的距离,来胡湾寄居,我通常在大姑和三姑家换着住。大姑家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哥哥,三姑家三个孩子,老大是姐姐,剩下一男一女是弟弟和妹妹,弟弟妹妹中,妹妹又年长一些。那时候的夏天是很好玩的,晚上我跟哥哥弟弟们会睡到平房的房顶,铺一张凉席,拿一个蒲扇,有时候没有蒲扇,就用纸张折的扇子替代。躺在凉席上听蝉鸣,听蝈蝈叫;早晨起来去农田里面帮忙除草;夏天雨水多,常常会有坑洼之地汇聚大片水,听说这些坑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炮弹炸的,中午时候,我就到这些水坑里面游泳,农村里面游泳圈是稀罕之物,替代之物就是拖拉机轮胎的内胎,用打气筒给内胎充满气,吹得鼓鼓的,人可躺在上面,或者用手扒拉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学会狗刨就是在那片水坑当中;游泳是很好玩的,可以打水仗,抓鱼,扎猛子,如果长辈不叫,我可以玩的天昏地暗;午睡之后,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烤红薯和烤玉米,而且一定要偷别人家的红薯和玉米,这样吃起来味道更美味些。晚上,三姑父会让我拎着一个用矿泉水制成的小杯子,他拿着手电筒,带领我跟弟弟妹妹去抓那些准备晚上蜕皮寻找爱情的蝉,蝉的幼虫我们叫“蛣蟟”,抓住的“蛣蟟”一定要放水里面,否则第二天它就脱衣服给你看;其他人家捉“蛣蟟”是为了卖钱,三姑父不愿意,我们捉回来的“蛣蟟”是为了解馋;不知道三姑父从哪里学来的法子,烧一锅热油,把“蛣蟟”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听着滋啦一声,把“蛣蟟”全部放到油锅里面炸,之后在用炒锅炒,加点辣椒酱油,甚是美味。
三姑一家从任楼回到胡湾之后的几年,三姑父弄了个拖拉机,做一些“运输”类的工作,2005左右,三姑父的一个亲戚说外面打工能挣更多的钱,三姑父就跑去厦门开出租车去了,丢三姑一个人在家带三个孩子。再后来2008年左右,三姑父回家把三姑也带去了,不过这次换了个城市,是在杭州。2010年我大学毕业,实习期间,我来杭州投奔三姑;三姑是杭州这座城市里我最亲近也最陌生的人;此前我一直住校,也就是过年的时候能见的上一面,称呼一句“三姑”也就作罢了;三姑这个称谓在我来杭州之前更多的是一个称谓,一个符号。到了杭州之后,我一开始是很震惊的,三姑一家三口(我姐姐也在)就住在这一间是十几个平房的房子里,在这里吃饭、睡觉、做饭、洗漱;杭州这座城市对于他们来讲,也就是这十几个平房的出租房。没来的时候,我没幻想过会是什么样一个场景,但我没想到的是,所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农村老家的一间厨房那么大。现如今又加上了我。此后的一个月我都跟三姑他们住在这一间十几平的出租房里。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三姑这两个字,在我的人生里面不再是一个符号,是一种更特殊的存在,她是除了父母之外让我感受人间的亲情这回事的存在。三姑的个头比我想象的要低一些,穿着打扮要洋气些,性格更开朗些,做的饭菜也更美味些。三姑书读的不多,身上虽没有读书人的优雅,却有另外一种的爽朗和热忱。更比我想象中那般辩黑白,晓事理。人的一辈子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一类人,会被这些艰难苦难打败,变得怨天尤人,哀声怨道;这类人觉得老天是不公的,抛弃了他们,生而为人就是为了承受这些苦难,如果你仔细观察这类人,他们整天双眉紧锁,唉声叹气,脾气性格古怪,似乎头顶一直有一团乌云笼罩着,看不到半点鲜活的气息。还有一类人,他们会被这些艰难困苦磨炼,造就一身的坚强;这类人也会难过,但难过伤心之后会变得更加坚强,深信苦难终究会烟消云散,他们珍惜每一天,每一刻的快乐时光,把生活活出花一样的美丽;乐观、开朗、豁达在他们举手投足之间向外散发扩散;我的三姑就属于第二类人。说到三姑,就不得不说下三姑生命中重要的存在——三姑父;说起姑父首先想到的是笑呵呵的一张脸,嘴巴一张漏出几个大金牙,乐呵呵的。我在姑姑家住的这段时间,些许是顾忌脸面,我从没见过两口子声嘶力竭的吵架;每次姑姑脸色一变,姑父就笑脸相迎,漏出大金牙,莞尔,服软的,俏皮的话说两句,姑姑的火焰就平息了。也许,我姑姑的性格多半也是受三姑父的影响。
自从我到了杭州,跟三姑家的来往就越来越密切了;对刚来杭州的我来讲,三姑家就是我的港湾,也是我寄托情感的地方;每逢周末不上班我都会跑去三姑家,往往是空着手去的。一来是,我来的比较勤快,每周都来,二来当时也没什么积蓄,若是每趟来都买手礼,这钱都够我吃好多天了;虽然不带礼物,每次来三姑会问我喜欢吃什么想要吃什么,我从来不客气,她都统统照着我的要求来;有一年的夏天,我说想吃槐树花了,姑姑跑了好多个菜市场才买到;时间久了,我完全把这里当成了家的存在,有什么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我都会来寻求安慰;情感上受了伤,来这里一顿饭,基本上也会元气满满的;这几年家中比较忙,忙着工作,忙着生孩子,忙着照顾孩子,都忘记最后一次见三姑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你那慢慢变白的头发,早已不苗条的身体,堆满微笑的脸。 闭上眼,又看见你布满皱斑手向我招呼,口中呼喊着:“回家吃饭”;三姑,我想吃你做的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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