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一种有趣的事情，就如同占卜一样，据说有人曾经研究过信奉占卜的部落和不信奉占卜部落的留存率，结果是信奉占卜的活下来的更多，当时那个引用这一数据的统计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占卜的高效性，但为什么高效呢？因为随机的占卜远比人心要简单的多，真正杀死一个部落的，是最天经地义的为了生存和利益而进行的博弈，也是最无耻丑陋的为了欲望和地位的自相残杀。
当年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中国的历史写满了两个字，那就是吃人，只不过我更好奇的是，其实，哪一本历史，写的不是吃人的故事呢？世界的恶意通常是不需要怀疑的，那么，战胜恶意之后的善意，一方面弥足珍贵，一方面，值得玩味。
至正十一年，刘福通韩山童带领白莲教徒（这个贯穿宋元明清的大教怎么看都不正派）起义，为啥，再不造反抢粮食，大家就要饿死了。起义的过程是比较顺利的，起义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起义过程中的牺牲是让人惋惜的，不知道历史上，刘福通会不会做出这样一份总结报告，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刘福通韩山童起义，但根据明史描述，“十五年二月，福通物色林儿，得诸砀山夹河；”也就是说，经过了漫长的三年，刘福通这才想起来寻找故人之后，假如说不是因为红巾起义的名头是因为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后代，而刘福通自己就没这种号召力，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的。
其实，严格来说，韩林儿这个小明王确实当得起天下义军共主这个称呼，这反映了一个有趣的心态，当然，也从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的，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元末明初的汉族是十分推崇宋朝的，朱元璋想和朱熹攀亲戚，于谦的偶像叫做文天祥，当然，他比文天祥，在我看来要更加厉害，虽然，于谦毕竟借助了前人的余荫；这里涉及到民族认同，也涉及到，人类比较思维的就近原则，以及历史在民间的流传程度，既然元朝让人绝望，那么最近最大的希望，是不是就是灭亡的宋朝？这种民族认同未必准确，未必不狭隘，但是，自然而然且具有说服力和煽动力。
韩林儿就是起义军的信仰，即使，那个宋朝皇室后裔的身份，究竟为什么会被人相信都是一段公案，这段“我，韩林儿，打钱”的操作，还是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好效果，自从有了韩林儿之后，刘福通就如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痛并壮大着。一方面因为元军还没被打痛，一方面，因为韩林儿确实满足了民众的政治诉求或者政治幻想，即使哪怕只是在冷兵器时代，他们也依旧是乌合之众。
起义军得以苟延残喘的根本原因是，元朝忙于自己内部的派系斗争，对他们来说，这些小打小闹级别的农民起义，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等我腾出手来，立刻搞定，只能说从结果来看，他们低估了起义军，低估了那些把宋朝看成理想乡，对元朝贵族来说可能不如一头牛一只羊的汉族民众的骨气，也低估了他们内部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不久以后，当张士诚挺过了脱脱暴风雨般的袭击之后，当元朝统治者眼里温顺的绵羊不再感到恐惧，他们将让这个横扫欧亚大陆的马上民族瑟瑟发抖。
其实，到了刘福通那个时代，起义者应该已经比较系统的掌握了和元朝统治者进行长期斗争的方法，比如，先投降再起义，反反复复，长期斗争；当然，假如明朝能够看到自己几百年后，也同样被如出一辙的手段玩死，不知道内心会怎么想，历史总是轮回的？
脱脱在后来的名声不错，因为他试图去解决元朝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这意味着，脱脱至少对元朝统治下的华夏族有尊重，虽然，这尊重有多少，没人说得清；但有趣的是，其实脱脱又是那个加速了王朝灭亡的人，一方面在统治者的争权夺利当中，敌对双方中的一方越优秀，那么另一方为了阻止其崛起做的事儿就越自毁长城，这句话一方面反映了统治者常常可以看见的愚蠢和可怜（虽然是上帝视角），另一方面说明的是，政治斗争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
人心是类似的，陈胜吴广的起义军里有争权夺利，太平天国的起义军里有争权夺利，刘福通韩林儿的起义军当然，一样逃不过争权夺利，从韩山童的死，到刘福通和杜遵道的斗法，为了生存而反抗的人们转眼就义无反顾的投入到权力斗争的漩涡，越接近现代，仁义道德就越显得不堪一击；其实有时我在想，这样的贪婪，是该口诛笔伐呢？还是该交口称赞呢？ 这会引起很有趣的思辨，对此口诛笔伐的原创佛教，对统治者的容忍度似乎已经没有了下限，你所受的苦难是你前生欠下的债，而君王的横征暴敛是因为他前世修来的福缘，把不合理解说成合理，这实在很过分。但交口称赞？那资本家压榨劳动者就特别特别的合理，智商高的人玩弄智商低的人就天经地义，强者欺凌弱者就是王法，结果，居然是一样的，那么，带来的王朝的毁灭，其实又是不是必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庸，故而能大同，然而，这不具有操作性。
这是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从历史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最像正确答案的答案是王阳明给出的，当然，这涉及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东林党，是形似、神似，还是不伦不类，张居正当年禁止心学传播，而王阳明已经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得不到答案，今天，我们从残留下来的只字片语，又能不能真的还原当年的心学学派，一来，实在不太可能，二来，并没有什么受众。后来尝试以西解儒的李宗吾，算不算彻底的失败我不知道，但终究觉得，连一朵浪花都没掀起，是啊，浩瀚历史之中，被许多先人披荆斩棘去实践和验证的道理，煽动性基本是定然不如白莲教这样的邪教的，这不是很让人心痛么？
当然，也没什么好心痛的，我们的所得，固然常常不会是我们所求，但一定因为我们所求，所以成人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是最简单，但恰巧也是最包罗万象的道理，元朝内部派系斗争，所以王朝分崩离析，刘福通、杜遵道以及因此必然参与其中的韩林儿的斗法，导致了刘福通和韩林儿被打的抱头鼠窜，这是历史所给出的公平，个人的不公平源于弱小或者软弱，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何尝不是自己前辈的选择所带来的，社会范围内的公平？
虽然经历了被打的只剩残部逃跑，但是，刘福通还是很快重新聚集起了新的势力，为什么呢，活不下去的人太多了，而宋朝皇室后裔的招牌无论从知名度还是可认同度，都是绝望的百姓无法拒绝的希望，根除起义，最根本的方法是国泰民安，而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在民不聊生国运不在这件事儿上，人祸永远大于天灾，虽然，同样可惜的是，恐怕还没有跳出周期律的中央集权国家（再等一千年恐怕可能可以说有了一个？毕竟我爱祖国爱人民）。其实，至少丰衣足食（不是活不下去）的汉族不太喜欢造反，由此反推，在华夏大地上被推翻的政权，如果不是执政者智商有限，那就只能是积重难返，当然，以这个方法来推论，袁世凯恐怕会愤愤不平，而蒋介石又会十分尴尬，不是国军不努力，奈何共军有高达。
当然，刘福通和韩林儿是注定要失败的，政治纲领，军事水平，归根究底决定起义成败的，在起义军方面最主要的两条，白莲起义都属于乌合之众，在正规部队面前，这只义军的力量是弱小的，也是可笑的，所以，可能说最善意的说法就是，这场浩浩荡荡的起义消耗了元朝的有生力量，为朱元璋起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先决条件。但我有必要指出，很多时候，正义虽然常常迟到，但终究会到，常常只是个梦想，正义有用，要gm做什么？而且，历史也从不因正义而改变自己的流向，起兵抗元的刘福通一定不算什么好人，我们不该因为这一行为所谓的正义性而无视他的奸诈残忍和贪婪，同样的，跟他有来有往，大部分时间绑在一起的韩林儿，并不能因为刘福通的对立而变成正面的悲情人物，历史是客观的，历史也是残酷的，我会尽量客观，因此，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论断我都尽量不去只盘单边逻辑，刘福通可能摸着了乱世奸雄的边，而从韩林儿的表现，见识，留在史书中的东西，他大概，只是个乱世傀儡罢了。我们对反抗暴政的他们保持敬意，但是，认识他们的局限性，才能让我们更清醒正确的读懂历史，如果有一天，当轮到我们自己去反抗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带着善意，还有正义，去面对时代的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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