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不要忘记，武汉的天空上，闪耀过这些群星，它们一一对应着鲁迅笔下的人。
更不要忘记，那些被称为“代价”而牺牲的人。
2
钟南山院士说：“新冠肺炎12月31日就已经明确，1月3日已经分离出病毒毒株，1月7日给了联合国，但我们仍然没有发布。我们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
他的话里，一定有关于权力的痛楚。在美国，应对新发疫情的决策，是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疾控中心共同做出的。
在科学未受尊重之前，我们还将为忧患而生。
3
我曾说过：
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无论技术如何侵入，无论世风如何不古，真正的新闻业仍将是“纯正的知识分子行业”，整个中国仍然对“一切为了人”的新闻人充满期待。（杜课496期、杜课928期）
原本，在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三大来源是学者、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
而在这凛冽的寒风里，只有新闻界，还能不绝如缕地贡献知识分子。
4
《人民需要什么，就转产什么》。
医疗物资紧缺，一批中央企业从零开始，以战时模式，紧急转产熔喷布、防护服，不计代价，不顾一切。
这些年，很多央企的口碑不算好，在社交媒体上，就连赞美它们都有风险。但我要诚实地说：我喜欢它们现在的样子。
5
李文亮医生去世，好像很久了，但人们从未忘记过他。
他七年前发布的微博“朋友们，从今天起你们也许就联系不到我了，因为我要去拯救地球了”，评论区犹在更新。
无数人像是打卡一样，早上来问一声“早上好啊，李医生”，晚上说一句“晚安啊，李医生”，轻声慢语，平平易易。
有人跟他聊天气：“今天我们这儿阴天，你一切都好呀？”有人向他报告疫情：“疫情在慢慢好转哦。”
孩子们跟他谈中考，谈爸妈的争吵，谈数学太难了，年轻人跟他谈工作，谈嫁娶，还告诉他：“鸡鸣寺的樱花开了”。
他的同事留言说：“老李，早点回来，要早点回来啊。”
千言万语成凝噎，谁当此刻是寻常？
一个人，活在别人的记忆里，活在人们无尽的泪水里，他就不会真的死去。
昨天我催问关于李大夫的调查结论。其实，李大夫现在已经不害怕了，也不需要结论了。
而我们，也不需要结论了，因为在我们心里，早已经有结论了。
真正需要这个结论的，是需要做这个结论的人。
6
昨天，一位名叫罗启培的镇长殉职了，四十二岁。此前，他三十三天没回家了。
这位罗镇长，如果他不去世，也许不会有外人知道他。如今以身殉职，头条也不会是他，将来的国家纪念碑上，也未必有他。
还没有一位高官因抗疫而殉职。
7
王志纲在《邓公的遗产》里说：邓公的遗产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指引着我们的前进，只要我们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实事求是，不犯颠覆式的错误，中国的崛起是挡都挡不住的。
他说的是，“只要”。
8
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抛家别子，以身赴险。周晓虹教授写道：“吴地悬壶尽入楚，从此白衣做战袍。”
一些地区出台了前线医护人员子女入学相关优惠政策，就有人评论说：“请停止加分，别拿公平当人情，别慷教育之慨。”
此事并无裁判，不过，罗尔斯的正义观可作参考。
《正义论》里说，应该设置一道判断意义上的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尽量屏蔽那些会影响人们缔结契约的各种特殊信息，以确保无人能设计有利于自身的规则。这样一来，正义原则就是一种公平契约的结果。
简言之，在这个案例中，只有当评论者不知道自己可能会是救险医生、还是旁观者或其他家长时，他的判断才值得参考。
如果你是一位烈士的遗孤，你的父母会在天上看着世人。
如果你还是觉得费解，有一句浅近的告诫：将心比心，才有公心。
9
顺便说一下湖南妹子田芳芳。
她是第一批请战驰援的护士，正在武汉支援方舱医院。有一天，她在纸上写下“希望国家给我分配一个男朋友”，照了相，还公布了择偶标准。
看她笑嘻嘻的，此举也许不算一本正经。而国家，也并不欠她一个男朋友。
想起1951年的这个时候，魏巍从朝鲜采风归来，饱含着泪水，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女青年表白志愿军的书信，也像雪片一样飞向保家卫国的前线。
今天，也许已经没有作家肯蘸着泪水写前线了。他们宁愿写民国，写大清，写玄幻，写小资，写宫斗，写天下太平。
而2020年，也已不复有1951年的爱情。
10
读《我不敢看医生的朋友圈》。在那些慷慨西去的故事里，有“吾已许国，再难许卿”，还有“妈妈一心想保护的人，要去保护别人了”。
《新闻调查》原制片人张洁老师伤感地写道：“方憾此生未学医，疫来只能刷手机。”
我留了言给他：“惟愿此心能医国，不教后世长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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