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3唐

刑讯逼供加威胁利诱。他们发明了一系列酷刑，甚至编纂了名叫《罗织经》的实用手册，人手一本。其基本原则有两条：只要动刑，一定让人犯生不如死；如果认罪，就确保对方不吃皮肉之苦，举报他人还可以争取免死。结果，不少人一进审讯室就编造供词，案子也雪球般越滚越大。

六六大顺，九九重阳，好日子！ 这一天，圣母神皇来到了洛阳紫微宫的正南门。这座门是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修建的，当时就叫则天门。炀帝当然不会想到，八十多年后会有一个女人在这里登基，而且最后就叫武则天。则天，就是以天为法则。因此，新皇帝便将这一年改元天授，意思是得到了上天的授权。至于她此时的尊号，则由圣母神皇转变而来，叫圣神皇帝。

宰相杜景俭却因营救李昭德而被贬官。当时，杜景俭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并为四大法官，作风和理念却完全不同。杜和徐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所以流行的说法是：遇来、侯者死，逢徐、杜者生。

她说：狄公请回头，看看谁来了。 狄仁杰回头，看见了站在身后的庐陵王李显。 武则天说：朕把储君还给你。 狄仁杰拜倒在地，半天都扶不起来。

不过，临终前她还是留下了遗言，赦免王皇后和萧淑妃等情敌、褚遂良和韩瑗等政敌，自己去帝号，称皇后，葬于乾陵，回到丈夫高宗身边，仍然去做李家的媳妇。

半个多世纪以前，守着青灯古佛的小尼姑武媚娘曾在感业寺给热恋中的李治写过一首情诗：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短板却暴露出来，那就是帝国的多数官员都不善理财，而且没有兴趣。实际上，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话语权就掌握在儒生手里。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谓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财又最为他们鄙视，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俩和行径。不被骂作卑劣，已是万幸。

实际上玄宗不愧为明主。他知道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执政之初，要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则要用依法治国的宋璟；建设国家，要用重视干部的张嘉贞；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张说。他这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

于是，李林甫在他担任首相的第十二年向玄宗皇帝提出动议，由寒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常任军事长官。他的理由是：文臣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都不能放心。胡人英勇善战，寒族孤立无援，相对安全可靠。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既然是常任，就不会跟他争夺相位。结果是李林甫再次得逞。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决定会使帝国的边防军变成反政府武装力量——差一点就颠覆了王朝的安禄山也正是寒族胡人。当时，李林甫关心的只是如何巩固权势，唐玄宗则一门心思惦记着跟心爱的女人泡温泉。

节度使是唐代的地方军政长官，相当于军区司令。受命之时，朝廷要赐以双旌双节，表示有权节制调度。安禄山和史思明落到节度使手里，几乎只有死路一条。依法，像他们这样在作案现场被捉拿的盗匪应该用乱棍打死。

然后皇帝轻轻地说：诸位收队吧！ 将士们却纹丝不动。 玄宗只好尴尬地回到房间，派高力士前去打探，得到的回答是：贼本尚在。高力士还进一步解释说：杨国忠被他们杀了，贵妃娘娘还在宫中，将士们害怕打击报复。陈玄礼也传话说，逆贼已诛，他的妹妹不合适再留下吧？ 这可是唐玄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挨了当头一棒的他只是说了一句“朕当自处之”，就拄着拐杖低头不语。玄宗说：玉环常居深宫，哪里知道谁谋反？ 高力士说：贵妃确实无罪，但继续留在陛下身边，将士们就没有安全感。将士安则陛下安，请陛下深思。 其实哪里用得着深思，结论几乎是明摆着的：玄宗根本就不敢再面对禁卫军脸上的戾气和血污。花容月貌的杨贵妃终于被绞死在佛堂，皇帝甚至让陈玄礼等人前往验尸。马嵬坡也被历史记住了。它既是唐玄宗的伤心地，也是唐帝国的转折点。是啊，一个皇帝，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又岂能保护帝国和子民？因此，当禁卫军将士一言不发看着他时，玄宗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广义地说，宦官就是宫中的男性工作人员，由于星空中帝座之西有宦星而得名。早期的宦官，包括士人（生理正常的良家子弟）和阉人（割去阴茎的男子），东汉开始才全部使用阉人。明代以宦官充任十二监主管，结果所有宦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就像侵华日军，官兵都叫“太君”。

这实在骇人听闻，却有可能。事实上，哀帝之前，大唐九个皇帝，只有两个（宪宗和敬宗）不是宦官拥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复加。 问题是：何以如此？ 直接原因当然是宦官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唐代首都的驻军，早期有南北之分。北门的叫禁军，保卫皇帝，也就是禁卫军。南边的叫卫兵，保卫政府，其实是中央军。然而安史之乱的结果，是中央军土崩瓦解，禁卫军名存实亡。悄然崛起并影响了中晚唐政治的，是神策军。

公元835年（唐大和九年），27岁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和李训、郑注策划诛杀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11月21日，唐文宗以观露为名，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欲斩杀，被仇士良发觉，双方激烈战斗，结果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被宦官杀死，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

最具大唐特色的是五种人。他们是—— 女人：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杨贵妃；胡人：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仆固怀恩； 军人：封常清、郭子仪、各藩镇； 阉人：高力士、吐突承璀、王守澄、仇士良； 党人：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郑覃。然而藩镇、外朝和内廷的关系，本质上是明争暗斗和相互钳制的。包括添乱的胡人在内，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在这停滞不前的时代，打破僵局就只能靠体制外对现状极为不满的人——处于社会底层，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的士兵和农民。他们是第六种人。 第六种人的代表是黄巢。

可惜黄巢的起义部队斗不过沙陀的乌鸦兵团，也无法保证自己内部不出叛徒。乌鸦兵团的统帅就是李克用，叛徒则是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叛徒是靠不住的。朱全忠能背叛黄巢，当然也能背叛大唐，而且不会有心理障碍，只不过是在他羽翼丰满，成为最大的藩镇之后。

的确，用枯燥的统计数字来证明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处于极盛时期，是困难和没有意义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盛世更多的是一种国民心态，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物质充盈和人身安全前提下的内心宁静和骄傲自豪，以及无处不在可以触摸的繁荣昌盛、青春活力和雍容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