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沈嘉欣、陈梓珊、温家华、彭慧盈、黎凯琦、黄建彬、温立誉
校/黎凯琦
原文网址/https://www.socialworker.com/feature-articles/practice/disenfranchised-grief-when-grief-and-grievers-are-unrecogniz/
按：这次为大家带来有关悲伤情绪主题的文章，在生活中有些人会在不被识别和承认、遭受忽视等情形下被剥夺悲伤的权利。例如在本文中提到的几个真实案例主人公，他们是被剥夺抚养权的养夫妇，还有是在家庭暴力事件中失去子女的母亲、被忽略感受的死者好友以及在被这件事情所影响的其他人等，这也许反映了生活中千千万万正在经历类似事件的人物境遇，他们的悲伤正被当做“不值得”的情绪在被压抑着。
不被承认的悲伤情绪对人将会产生不被看到的伤害，我们社会工作者在为悲伤者工作的时候应记住缩略词“LEVELS”即聆听，移情，确认，教育，认可和支持个体的失落经历。
以下原文：
当人们避免与他人谈及痛苦的损失或用陈词滥调使损失最小化时，悲伤就被剥夺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悲伤的明显证据就会从公众视线中消失。Corr(1999)指出，无论这些对损失的反应是粗心的、无意的，还是故意将悲伤的含义限制在其情感成分之内，都是一种未被承认的完全丧失悲伤体验的剥夺形式(p.9)。从本质上看，当损失被最小化，悲伤者对于公开哀悼损失可能会感到犹豫和压抑。Doka将这种被剥夺的悲伤定义为没有或不能被公开承认、社会认可或公共支持的悲伤(Doka, 2002a)。
有三个主要的观念可以剥夺一个人的悲伤感受:1)哀悼者和死者之间的关系未得到承认，2)死亡或损失不被承认，3)悲伤者的悲伤能力不被承认(Corr, 1999)。本文将通过使用案例示例来讨论这三个观念。在本文中，“失去”被定义为所珍惜的某物的消失，比如说某一个人，或者有情感依附或联系的财产。(Zoll & Shiner, 2017).
得不到承认的关系带来的剥夺创伤
通过寄养系统，一对夫妇成功收养了两个小女孩，一个一岁，一个三岁，她们住在家中，得到了百般的呵护。在四个月的寄养期间，这对夫妇与女孩们建立了一种几近亲子关系般的情感联系。
但是在监护权听证会上，法官却将孩子们的监护权判给了其生母的一个远亲。无论出于何种考量与用意，这对夫妇都已经失去了与女儿们紧密联系的关系，这种被剥夺感就像剥夺了法律上定义的“女儿”一样沉重而痛苦。虽然他们失去了女儿的事实得到了承认，但这种被剥夺感带来的悲伤与痛苦背后的创伤程度似乎没有被看到。据悉，这对夫妇曾一度陷入被最亲近的人抛弃和被剥夺的极度悲伤当中。在他们的经历中，“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提起它，所以他们只能自己体会这种痛苦。”(M. & J. Schwartzm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18年2月11日提到)对于悲伤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轻了他们的痛苦的。十年后的今天，这对夫妇仍能明显感受到这种失去带来的伤痛。在这种情况下，与这对夫妇和女孩们建立的重要情感联系被剥夺有关。
损失不被承认
许多被社会污蔑为“不值得”悲伤情感的损失，都是默默地并且在私下里（需要被消化）的悲哀。与死亡有关的悲伤损失，例如自杀或吸毒过量，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可能属于“不值得”的类别。
与死亡无关的悲伤情感损失也可能属于这一类，例如与家庭暴力或成瘾有关的损失。Holderness 最近公开描述了她在前夫手中所遭受的虐待，她说她的前夫的愤怒和她多年来“忍受他的侮辱性言论”的经历削弱了她的独立性和自我价值感。“我从这段感情中走了出来，只留下了我当时受伤外壳，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他的行为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回顾她自己的经历过程中，Holderness向我们描述了她安全和保障的损失，失去的关系，失去的独立性，和她自我价值的丧失。这种多重损失往往与家庭暴力有关。
巨大的损失是成瘾和戒瘾的内在原因。成瘾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非常令人痛苦的疾病，它会消耗掉一个人的生命。长期对物质或行为的成瘾可能导致无法计量的损失，如关系的损害或终止、工作和/或职业的丢失、财务状况的下降和健康状况的恶化。(Mager, 2016)
承认损失是恢复过程中固有的步骤。为了保持清醒，一个与成瘾作斗争的人经常被要求放弃许多与主动成瘾相关的人、地方和事物。他们经常被要求放弃任何能“触发”成瘾行为的东西。例如，在酒精或药物使用障碍的情况下，相关的损失可能包括与酒精使用相关的朋友和家庭成员的关系隔离，也可能包括禁止访问或经常光顾相关场所。同样，不支持恢复工作和保持清醒的工作或职业，也可能造成伤亡和损失。失去的感觉和随后的悲伤，发生在一个人当前身份的每一个部分，所以这个人必须放弃这些部分来实现和维持恢复的状态。(Mager, 2016)
悲伤者不被识别
Lynn Shiner的两个孩子，Jen(10岁)和Dave(8岁)被前夫杀害时，Lynn显然是个悲伤者。她的悲痛被不情愿地推到媒体的聚光灯下。
在谋杀案发生时， Lynn 和一个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她男朋友的创伤和悲伤基本上是由于这几个原因而被忽视的。首先，虽然的Lynn Shiner的男朋友和孩子们关系密切，但他不是他们的父亲。第二，从外表上看，他把自己的悲伤放在一旁，因为他需要专注于被照顾者Lynn 和她的悲伤。虽然他反映说，自己私下里会与Shiner一起悲痛。第三，他的朋友们质疑他保持这种关系的动机，并不止一次建议他选择另一种方式建立关系。在他对Shiner的爱中，他仍然致力于这段关系维护。他支持系统的成员对他这种态度和其决定继续维持这种关系表示怀疑。尽管毫无疑问，他与Shiner的孩子们有着感情上的联系，而且他对他们的家庭成员离开而深感悲痛，但坦白地说，他的悲伤基本上是看不见的。(P.Shiner，个人交流，2017年1月11日)。
Shannon Wood是Shiner被谋杀的女儿Jen最好的朋友，直到Jen被谋杀之后，她才意识到她的朋友所遭受的暴力。Wood称自己是Jen家庭暴力的间接受害者。Wood说，她仍然记得在Jen去世后的第一年，在10岁时她所经历的恐惧。“我不喜欢一个人进入黑暗的房间，因为我担心Jen的父亲会在那里，或者我爸爸会‘做’什么事，又或者害怕有人会在某种程度上伤害我。”这是个正在为失去她最好的朋友而悲伤的年轻女孩所感受到的悲伤，但却被忽视了。Wood在失去朋友时所感到孤立无援，相信没有人能理解她的感受，其证据是她在Jen死这一话题上所遇到的沉默反应。葬礼结束后，人们对Wood失去了她最好的朋友几乎没有什么认识或承认。她的悲伤很快被剥夺了权利，她的恐惧不被其他人所看见(S.Wood，个人通讯，2018年2月8日)。有人曾提出过观点认为年幼的儿童可能无法悲伤，或者没有必要悲伤(Corr，1999年)。这个例子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认知未意识到的悲伤
在失去之后，愈合过程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意识及确认损失。在上述的案例中，情感损失基本上被认知为不合理的。在治疗那些悲伤被永久剥夺的个体时，“目标永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让被剥夺权利的人重新获得权利。”（Doka，2016，p.222）Hartwell-Walker（2018）认为，心理医生的作用是“提供个人直接的、社会不能或不愿意提供的东西。”（p.2）。在治疗方面，这对于悲伤辅导员（grief counselors）合理化以及验证服务对象的情感并且帮助他们确定被剥夺的悲伤权利。
服务对象被剥夺悲伤权利的一个可能的方面可能是他人不了解当事人情感痛苦的经历的移情以及无法承认当事人的悲伤（Doka，2002b）。而其他因素可能包括个人对损失的羞耻感及负罪感，以及社会对损失中悲伤的漠视。这种最低限度的压抑可能会抑制一个人承认他的悲痛及征求他人社会支持的行为。在人际层面，其他人可能根本不承认、赞成或是为申诉人提供支持，就像上述收养失败的例子（Doka，2002b；Hartwell-Walker，2018）。与社会耻辱有关的损失，如自杀、吸毒过量、成瘾或堕胎，都属于这一类。
在整个治疗工作中，应寻求承认和确认损失和悲痛的多方面，以增强那些经历被剥夺悲痛权利能力的人。
在促成他人移情失败的可识别因素之外，干预措施可能包括个体疗法、叙事疗法、支援及自助小组的介入和仪式的治疗应用。重要的是，干预措施有助于提供一种个体或共同确认所经历的失落感觉，并使悲痛在安全和支持性的环境中正常化。
治疗仪式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为纪念死者而种一棵树或一朵花，捐给死者心爱的慈善机构，参观埋葬地点，携带一件死者的具有提醒性物品(例如一件珠宝或所爱的人的其他个人财产)，制作墓志铭或表达爱与悲伤的艺术表现，写信给死者和/或建立Facebook纪念馆。这些仪式有助于在公开或私下中确认悲伤感受者损失的合法性(Doka，2002 b；Herbert，2011；Winokuer)
最后，与被剥夺悲痛的个体工作的社工应该记住缩略词LEVELS：聆听，移情，确认，教育，认可和支持个体的失落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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