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公山 亚细亚楼
2018年夏季的一个下午，阳光明亮，我正在豫南家乡鸡公山上沿着蜿蜒的石阶路踏着沉积的落叶踽踽独行，忽然接到河南省信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韩勇建主任的电话，说他们正在编写一套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文集，其中有一章节为平反冤假错案，让我写一篇关于父亲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被改正的回忆文章。面对这样一个兼具地域政史、人文及特定时期个人家庭遭际的话题写作任务，我尽管深感沉重但却无法拒绝。
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照下来，景物洒满斑驳，身旁的百年老别墅断壁残垣，门窗破旧，台阶廊柱上苔痕苍苍。我应承下任务便立即开始进行收集资料、走访有关人员、记录口述等一系列工作。因为年代久远，我父亲当年任职的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校又始终处于政治旋涡中心，历经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的磨砺和劫难，校址几经变迁，党校档案室有记载的史料只仅存3页纸的组织领导更迭名单，1978年前的档案资料几乎丢失殆尽！岁月沧桑，人生易老，我父母及他们那一代人差不多都已作古远离人世，而我在那个年代年龄小尚不成记忆……更令人嗟叹的是在我少时的家庭中“右派”两个字就是禁忌就是魔咒就是伤痕的痛点，根本不让触及，那种痛彻心灵的撕裂和鞭跶已经使我的父母我的家庭谈右色变，心惊肉跳。种种查证的艰难让我在找寻的过程中不禁后悔自责：为什么不早一点乘父辈们健在时做这件事呢？面对我们国家我们党乃至一代人一个家庭一个人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我们以往都是在尽力地人为地忘却和回避，我们以为忘却苦难，苦难就会离我们而去，就会消匿，伤口就会弥合。我们错了，人类的苦难就像永远高悬于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历史的记忆虽然疼痛却能令我们警醒和反思，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家庭一个人。于是，我在搜集了有关材料走访了有关人，并极力唤醒和思索自己有限的儿时记忆后写下今天的这些文字。
儿时的我们全家
我父亲董玉宝，1915年农历8月18日出生于江苏省赣榆县班庄乡曹顶村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几亩薄田，靠祖父和几位表亲耕种为生。父亲是独子，祖父是勤劳种田的农人，但却知道读书的重要，信奉耕读传家的古训，克勤克俭也要送独生子去班庄乡刚兴起的一间洋学堂读书识字。据父亲的回忆录记载，十几岁的父亲一边跟随祖父和表亲们耕种田地，一边断断续续地读了大约3年学堂，18岁时已是村里犁耙耕稼等农活样样精通的一把好手，是身高1米8多的青壮劳力，同时又是略识文墨能识文断字能看懂洋码字(阿拉伯数字)的“学问人”了。由于我祖父的早逝，父亲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也开始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宜。上世纪30年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兵匪祸乱，父亲理所当然地投入到保家护屯，抗击匪患的活动中，并逐步成为曹顶村民信赖的管事和领头人。苏北地区是我党较早发展地下组织和领导革命的根据地，抗日战争期间党加大了组织民众抗击侵略者的工作部署和力度，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父亲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了接触。据我大哥董树松(原安徽省电视台副台长)回忆，儿时有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当年隔段时间就会有位头戴黑色毡帽经常弯着腰的人来家中与父亲交谈，有时会在家中吃饭，表情神秘，我奶奶这时会把大哥及孩子们拉走，只小声告诉大哥这人是交通员。二是父亲曾秘密自制土枪和地雷，将炸药装在一只陶罐中藏在床底下，有一次被大哥偷偷搬到院子里，结果不慎引爆，把院中一个鸡窝炸飞了，大哥说自己当时吓懵了，耳朵嗡嗡响，从此再不敢碰父亲的东西。还有就是每当听闻日本鬼子要来扫荡时，父亲立即冲出家门，挨家挨户敲门组织村人藏粮“跑反”，带领全村老幼奔跑到四五里外的抗日山躲起来。在儿时大哥眼中，黑夜中忙碌的父亲身影瘦削高大。
1940年8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献身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一个苏北农民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开展革命工作，组织带领当地农民群众进行土改、剿匪反霸、组织农会、组建农民武装力量、支援抗战、保卫红色根据地，以及在敌我双方拉锯战争中掩护和保存党的秘密组织及联系，等等一系列战前和敌后工作。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历练坚定了父亲的革命意志和信念，也使他迅速成长。在他后来的生涯中，历任江苏省赣榆县三清乡乡长、小学校长、中心小学校长、赣榆县文教科司法科科员、县青年干部学校校长等职务。1948年，父亲作为党领导的苏北解放区干部调任河南省军区桐柏公学、南阳公学主任，这年秋冬时节，按照上级指示，组建南下工作队，父亲担任队长，带领100人的一支队伍经湖北襄阳、樊城等地一路前行。途经河南信阳时是在一个夜晚，信阳城其时尚末解放，黑黢黢的城墙下父亲的队伍在城外稍作休整，黎明时分悄悄入城(这个场景我曾在《我们一家的入党经历》一文中有所描述，当时父亲仍在世)。后来因为和平解放的信阳(1949年4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进入信阳城，标志信阳全城解放)需要干部，父亲和部分干部(如信阳地区检察院离休干部顾长发、省水利厅信阳工程处离休干部刁汉举、信阳地区粮食局离休干部曲和忠等)被组织批准留在当地工作，其余大队人员继续南下行进。1950年1月，父亲被调往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信阳地委党校担任教育科长，后又任教导主任、地委党校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党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教导主任等职务。我的父亲怀抱对党的忠诚和矢志不渝的政治信念，把他的全部精力和热血都投入到党的理论研究和干部教育、队伍建设事业中去了。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4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随后，信阳地委党校按照中共信阳地委的统一部署，在党校先后组织了对毛泽东重要讲话和中央指示的学习贯彻，我父亲作为党总支书记和党委副书记，主抓这项工作，并按照地委要求在党校全体工作人员中开展向党提建议意见的大鸣大放活动。同时在上半年开办了3期“整风学习训练班”，主要学习“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等文件。6月，按照地委部署要求，党校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任地委副书记、党校党委书记、校长的王达夫召集地委直属各部门党政负责人会议，汇报前段各单位组织鸣放的情况，布置反右派。会场气氛紧张，弥散着潜在的不安和危险。我父亲参加会议并向主持会议的王达夫作了关于地委党校开展大鸣大放活动的情况汇报，汇报完毕后我父亲认真地说：“根据目前党校教员及工作人员发言及开展鸣放的情况来看，还没有人员的鸣放能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因此党校目前还没有右派可反。”据说听汇报的王达夫当时面孔铁青，在其后的总结讲话中说：“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在所在单位反不出右派，反不出右派他本人就是右派！”语气凶狠，作为主管党校工作的信阳地委副书记和党校党委书记、校长，此言一出，杀伤力极强！
我父亲倒不以为然，觉得自己是按照党的有关政策要求来分析党校工作人员的鸣放情况，是向党提意见并不是反党，够不上打右派。回到党校后不久，父亲就接到上级派他前往淮滨、息县组织救灾工作的任务，并任救灾队队长风风火火下乡救灾去了。地委党校的反右运动就此由时任党校副校长的严仲儒负责，继续在全校工作人员和学员中开展鸣放，其时信阳地委党校反右派的笼子口已经张开。
等到父亲结束救灾工作回到党校时，一进大门就见大字报铺天盖地，自己的名字被打了大红叉，白纸黑字的大幅标语上写着：“揪出党校的大右派董玉宝！”父亲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接下来的就是残酷的批斗、审讯、写检查、检举揭发、再批斗、关押……党校的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在教员职工中一下子反出了11名右派分子，其中包括一名校医一名司务长，还有数名右倾，几乎占了党校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战果显著！
1958年三四月份，党校反右派斗争结束，父亲被开除党籍，受行政级别连降3级处分，送往信阳农科所监督劳动改造，分派去谭家河的山区打石头。严仲儒任地委党校第六届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父亲忠诚正直，坚持实事求是，因保护党校干部而反不出右派自己被打成右派一事，后来作为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典型案例被写入《叶落萧萧 江流滚滚——共和国早期的故事》等书籍，被广泛传播。
一位跟随共产党经历血与火考验的老解放区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戛然中断，可想而知给父亲身心造成的沉重打击。我的家庭天空突然坍塌，在信阳市(现浉河区)劳动局任副局长的我的母亲被勒令同父亲脱离关系划清界限，下放到三里店乡劳动。由于解放后我国照搬前苏联的供给制模式，国家干部没有工资，吃饭在食堂，穿衣是发的灰布制服，家中几乎没有一件私人物品，孩子有保姆，也是公家分配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保姆被遣退，父母亲下放，我们姊妹3人一下子变成了孤儿。不得已母亲把我和哥哥送去南阳乡下外婆家，姐姐刚上小学一年级，只好脖子上挂把钥匙独自一人留在空屋子里，夜晚害怕了就偷偷跑到保姆老迟妈家中，抱着她大哭一场。这种家庭变故的童年创伤对我姐姐的心灵和性格造成严重影响，现在看来我姐姐事实上是患有抑郁症的，平日少言寡语，不善与人沟通，加上后来参加工作后又遇国企工厂倒闭被迫下岗，51岁就患病早逝了。
我大约是在不满3岁时与哥哥一起被接回信阳市上了一段专署幼儿园即现在的市直机关幼儿园，是真正的全托，因为母亲把我们送进去就再也没时间没能力接我们了。记得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幼儿园的孩子们都被接回家了，我便趴在地上把脑袋拼命往厚木门下的宽缝隙中塞，大声哭喊着：我要回家！每回都是好心的幼儿园炊事员伯伯从地上抱起我，帮我擦去满脸的尘土和泪水，然后牵着我哥哥，说我们去看电影吧。我便不再哭，趴在炊事员伯伯的肩头一颠一颠走出幼儿园，后来我就睡着了。
印象中我和哥哥后来又被送回乡下，在这样来来回回的寄养中我渐渐地长到上小学的年龄，入读信阳市第三小学。
母亲因为没有与父亲脱离关系，下放劳动回来后被降级安排到市沙土厂任厂长，后来又任新建的棉织厂厂长。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家中孩子们的饥饿问题，母亲有时会去下放时的三里店农村挑回一担南瓜或冬瓜让外婆煮给我们充饥，为了照顾我们上学外婆这时已从乡下被接来与我们同住。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有个词汇就率先闯入了我的大脑，这就是“甄别”，这个奇怪的词在父母以及他们与友人的谈话中被经常提到。常见父亲母亲在写某些东西，后来知道那就是要求组织对父亲错划为右派的甄别材料。他们一直在写一直在投送这些材料，但是希望渺茫。
我在几天前的走访中了解到，在父亲接受劳动改造的谭家河林茶场，被监督改造的右派近200人，其中有前地直机关党委书记、老红军李华轩，前潢川县县长麻立生，前光山县县长陈耀斋，前确山县县长张遵道等人。据当年在谭家河林茶场劳动过的原水利局干部余世魁写的有关材料披露，那里残酷非人的管制，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存条件使右派中的一半人将尸骨埋在了那里，足见父亲能够幸存下来的不易。
1961年春，父亲和一批右派被从各个劳改点召回，集中在信阳市的某个地方开会学习，召集他们开会的人员开初很热情，说大家受苦了，反右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现在组织上要给一部分错划的右派摘帽了。父亲他们自然兴奋异常！然而几天之后忽然气候骤变，会议草草结束，右派们感觉自己头上的帽子并没有真正摘掉。
父亲后来因劳动改造得好被调回农科所工作，每月发给50元生活费。我们兄妹都记得父亲在贤山脚下的坡地开荒种麦子，种芝麻，还种过菊花。每逢周日我们兄姐妹就去山下干农活，我因为小去的次数少些，记得收割过麦子和芝麻，姐哥们几乎每周日都去，哥哥回忆说那时很想去干活，因为可以在农科所食堂吃顿饱饭，收麦子时可以生堆火把麦穗烧焦，扒开灰烬捡烤熟的麦粒又香又饱地吃。我记得的是父亲常穿一件灰布大褂，大口袋里装着大颗粒的粗盐，浑身大汗的父亲会掏出几颗放进嘴里嚼的咯嘣脆响，十分解馋的样子。
我父亲一直在坚持写要求组织甄别的材料。大约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情况有了些改变，时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信阳专署副专员的刘培诚提出我父亲的级别连降3级也应是行政18级，应恢复到相应级别的工资待遇，不应只发给50元生活费。这样在刘书记的关心帮助下，我父亲调任地区农业局先后任农场科副科长、科长职务。我母亲也在这之前调任信阳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兼民事庭庭长。
接着就是文革10年。我母亲所工作的公检法系统被彻底“砸烂”，母亲再次被下放到郊区五星公社，先是在社办企业草袋厂任厂长，后又调到五星公社卫生院任党支部书记。父亲被下放到位于罗山县高店乡的地委五七干校劳动，地区农业局限定我们24小时内必须搬家出门。在这之前姐姐哥哥相继知青插队农村接受再教育，我当时刚上初中，家庭再次沦陷，我已无家可归。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辍学跟随父亲一道下放五七干校，当了一名“童农工”。
由于父亲历史上的右派问题，哥哥是潢川县插队知青中最后一个回城的，在当年征兵时，他换了军装又被脱下，因为政审表中有一句：“父亲曾被打成右派”。我在干校写了8年入党申请当了7年重点培养对象都没获批准也是因为这一句政审。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名参加，被干校领导在全校大会上不指名批判：“有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以为可以翻案上大学了，你过不了关！” 至使我大哭而归，此生永远憾别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大门！尽管我如今已具有全国高校同等学力研究生学历，但往昔痛彻心扉的打击依旧难以忘怀。
终于盼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父亲迎来了他政治生命中重见天日的明媚春天。1979年2、3月份，中共信阳地委党校党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做好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和《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批示精神，经认真研究决定并报地委组织部批准，对原党校和行政干校共11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进行改正和摘帽。把“文革”中强加给这些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所有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也一律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父亲被重新恢复党籍和党龄，行政级别也恢复到建国初期干部第一次定级的行政15级，并重新安排在领导岗位工作。其时，已经64岁，满头银发的我的老父亲手捧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费证老泪纵横，跟随党戎马一生征战南北，历经坎坷磨难都不曾落泪的父亲，把恢复级别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缴纳了党费，而后，便以老骥伏枥为未晚的精神和干劲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在地委组织部征求父亲恢复工作的岗位意见时，父亲说，我一辈子从事的大多是教育工作，就还让我到教育战线服务吧。当听说将安排他担任地区教育局正职领导岗位时，我父亲再次向组织部门申请说：还是安排我做副职吧，仍需要多向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学习。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我父亲走上地区教育局领导工作岗位，担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正处级)。大约在1981年，信阳地委报请河南省委批准，将我父亲的行政级别定为14级，同时批准的还有包括父亲在内的1942年以前参加革命的一批老同志老干部被获享受地厅级政治生活待遇。父亲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83年3月离休。
参加基层教育工作会议
河南省健康老人
获得健康老人称号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
抗战胜利60年纪念章
1995年7月，父亲荣获河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颁发的河南省健康老人称号，2005年9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在父亲重新工作的时日里有两件事让人记忆深刻。第一件是带队去淮滨县马集乡开展教育普查时，刚入驻不久便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而来，进门就与父亲紧紧握手，互相猛捶肩膀后背，此人不是别人而是时任淮滨县委书记，后任信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的曲兆安。高声大嗓的曲书记朗声说道：老书记老校长，如果不是您当年那句“党校暂无右派可反”的汇报掩护，我老曲也早成右派了，不会有今天啦！一句话说的两位老战友百感交集，眼中皆有泪光。曲兆安1957年时任党校总务主任，连当时的司务长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这个总务主任险逃一劫。两位老战友在马集乡见面的这一幕令在场的教育局年轻干部们印象深刻。
另一件事是我随同父亲在一个周日去寻找一个人。父亲说，20年前他在农科所劳动时因长期饥饿造成胃部大出血，他自知情况不好，一边一口口吐着鲜血，一边沿浉河挣扎着往市区医院方向走，走着走着就不行了，头昏目眩，最后一头栽倒在河边昏迷过去。后来被一位过路的郊区农民发现，把他放到架子车上，一路疾跑送到了市中医院，经抢救才捡回一条命。醒来后听医生们讲述父亲才知道一切，但那位农民却离开了。父亲终身患胃溃疡后遗症，经常胃疼、消化不良，也对这位郊区农民的救命之恩念念不忘。重新工作后的一个星期天父亲让我同他一道过南关老木桥，沿着浉河边的村庄一户一家地寻访，希望能找到当年那位农民。但是20多年的风雨岁月人世沉浮，加上当年父亲昏迷中记忆模糊，我们寻找了整整一天，一直走到农科所又沿西关桥返回，搜寻一无所获，令人沮丧又失望，一次次地问询一次次地讲述和回忆，犹如一次次揭开鲜血淋淋的伤疤，傍晚时父亲已疲惫不堪，在那一天突然间苍老了许多。
2004年8月，中共信阳市委党校纪念建校55周年，时任副校长的侯世武，也是正在编纂党校校史的主编，带队采访了我的父亲——党校首任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副主编方应海拍摄了相关照片。据侯副校长回忆，当时父亲精神矍铄，头脑清晰，母亲热情亲切，“老俩口精神状态非常好”。在党校召开的建校55周年纪念大会上，父亲受邀在主席台就座，置身于南湾湖之畔环境优美的党校校园，面对台上台下几百位党校新领导新教员新学员新人员，父亲非常激动，55年过去，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更新了，干部队伍更新了，党校的建设发展也更新了，但党的奋斗目标和服务宗旨始终如一，就像我们坚守的信仰和信念。那天，是我在信阳师院工作的哥哥董树宪开车送父亲去参加的纪念大会，他至今记忆犹新。
随着父亲错划右派问题的被改正，我们家也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首先是我们兄妹几人全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包括我们家的女婿和儿媳，父母亲高兴地说：“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了，我们是个共产党员之家，要世世代代永远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和人民。" 我作为家中最小的子女，听到这句肺腑之言，回首父母亲一生坎坷磨难的革命生涯，真是五味杂陈，感慨万千。
我的母亲胡雪竹，这位当年因为抗婚偷跑出来，跟着她的大弟进入共产党举办的抗日中原大学学习，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离休女干部，1950年作为团校学员进入党校培训，是党组织的一条红丝带把她与我的父亲拴在一起组成了家庭。1957年又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几经下放，职务越降越低，官越当越小，但她从来没有动摇过信念，不向命运和逆境低头，总是在斗志昂扬披荆斩棘地奋斗，我的多年从事党的干部培养工作的父亲曾说她非常适合做一些开辟性的工作。确实如此，母亲把她在“文革”中遭贬谪的工作单位——一所最初只有9名医务人员的五星乡卫生院，经过努力和争取，居然办成了信阳市填补医疗空白的一家信阳地区规模最大的集预防、治疗、康复于一体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当年的信阳市市长陈国琛高度评价母亲为信阳市卫生事业做出的贡献和成就，破格为母亲奖励提升一级工资，并说：信阳市再多几个像胡老太太这样的干部，信阳市的发展建设就会更早跨上快车道！
我的父亲母亲
人生亦老天难老，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在信阳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发生了多少难忘的故事和人生悲欢啊。如今，我的父亲母亲已经作古，他们一生无论职位高低，始终秉持勤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忠诚党的事业无怨无悔。他们留给我们子女和家庭的革命传统教育至今谆谆教诲仍声声在耳，言传身教仍历历在目，这将是我们子孙后代永远珍藏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8年8月写于鸡公山
后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走访父亲生前挚友、被父亲称为青年才俊的前河南省信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处级)、地委副秘书长、信阳地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离休干部鲁嘉宾叔叔，蒙他口述和勘校了一些历史情况。同时承蒙信阳市委党校档案室吴科长、市党史办有关领导和秘书科人员提供《中共信阳市委党校55年》、《中国共产党信阳历史(第二卷)》、《信阳组织史》、《信阳工作大事记（1949——1966）》等资料参考，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