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跑,奶奶一直追,追一小段停下来喘几口粗气:“你别跑啊,奶奶追不上。”我还是不停地跑,我在外面玩泥巴,玩到很晚,衣服也脏了,怕奶奶打我。奶奶又追了一段,破黑布鞋子上沾满了黄泥,她停下来,带着哭腔:“孩子,听话,别让奶奶难过。”我回头望奶奶,她蹲在黄泥地里,双手拍打着大腿。那天天色很黑,我不知道奶奶有没有哭,如果哭了,那应该是我唯一一次惹她哭了。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对这件事情记得格外清楚。
奶奶经常穿一件纯蓝小布衫,黑色的宽腿裤,腰间系一根蓝色小布条,黑布鞋走在青石板路上不发出一点儿声音。我操着一双塑料凉鞋咯吱咯吱地跑,把青石板踩的左翘右陷。
“婆婆,我想吃麻辣。”
“这大热天的吃什么麻辣?婆婆带你吃冰棍,夏天吃冰棍儿,冬天吃火腿,这样才好哩!”
奶奶从腰间翻出一个白色塑料袋,从里面摸出来两毛钱递给小商贩,拿了冰棍撕开塑料袋把小棍子那头递给我。我对着冰棍头哈气,冰棍便冒出白雾,奶奶隔着白雾对我笑。
但是最好吃的还是奶奶做的豆腐脑。前一晚把黄豆用水浸泡,等到黄豆泡成透黄透黄的样子,用大水勺舀一点水倒在石磨上,再放一把黄豆,把石磨转两圈,又舀一点水,放一把黄豆,浅白带微黄的豆浆就从石磨缝隙间流出来,滑进木桶里。之后加上热水保温,一会儿奶奶就架起一个水平的木十字架,把一块白纱布四个角挂在十字架上做成一个布漏。从木桶里舀起来一大勺子热气腾腾的豆浆倒进布漏中,两手紧握着十字架摇晃起来,蒸汽把整个厨房熏得湿润润,像蒸桑拿一样舒服。滤掉豆渣之后,起一口大锅,盛上甘甜的井水,往炉腔里添进柴火,风箱被抽拉地呼呼作响,锅里面的水就扑腾扑腾地翻滚起来,然后把滤好的热豆浆冲入大锅中,这叫烧浆。再把先前调制好的石膏水点进煮好的豆浆里,搅拌均匀,这叫点浆。等豆浆冷却下来,舀去上面的浮沫,下面凝结的软塌塌滑嫩嫩的白色固体就是豆腐脑了,这都是凌晨干的活。
一大早,奶奶就挑着两桶豆腐脑出去吆喝:“新鲜好吃的豆腐脑哦!”奶奶在村里的名声很好,所以很多人都愿意买她的豆腐脑。有时候能在村子里碰见奶奶,她招招手叫我过去,一边拿出一个青花瓷碗,一边用平底勺戳两勺豆腐脑,浇上卤汁,倒点辣椒油和酱油,再加入豆豉、蒜泥、花椒,最后撒点葱花,一碗香辣甜滑的豆腐脑就做好了。每次吃完,我都要用舌头舔一圈碗沿,再把碗还给奶奶。奶奶总是又乐又气:“看你这吃相,生怕别人抢了你的似的。”
奶奶信佛,每天都会拜菩萨,遇见乞讨的也会把自己本不多的几个碎钱施舍一点给乞丐,这一点也在日后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家办酒席的时候有一个叫阿宽的乞丐来门口讨饭吃,叔婶们要赶走他,是我奶奶执意留他下来吃了碗饭。走之前奶奶拉住他,又给他塞了两个馒头,阿宽突然间泪水就涌了出来:“我落魄至今,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阿姨,你把名字报与我,我将来一定来的答谢。”奶奶是这么回应他的:“后生啊,我不要你答谢我,只要你今后好好过就行了。”那天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有一片祥云遮住了太阳,几十束金光从云的四周溢散出来,我头一次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初中的时候,我开始有点叛逆,对什么事好像都不在乎,奶奶就是在那时候生的病。结肠癌晚期,我那个时候只知道奶奶生病行动不便,要修养一阵子,根本不知道这种病是很难根治的。生病之后,奶奶就经常坐在门口院子的躺椅上晒太阳,她瘦瘪的身子,虚弱的呼吸和枯黄的脸色都透露着一种死亡的气息,而我是无法察觉得到的。终于有一天,妈妈急忙从学校把我叫出来,拉着我快步奔回家。她在奶奶房间门口对我说:“快进去,再看你婆婆最后一眼。”从她严肃的口吻中,我终于得出了这个信息:婆婆快要走了。我来到婆婆的床边,她已经没有力气抬起手来抚摸我的脸。我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被安排到一场完全不知情的戏剧表演中来,紧张不安又不知所措。
“至亲离去的那一瞬间通常不会使人感到悲伤,而真正会让你感到悲痛的是打开冰箱的那半盒牛奶、那窗台上随风微曳的绿箩、那安静折叠在床上的绒被,还有那深夜里洗衣机传来的阵阵喧哗。”这句话说得真好,那天我没有掉眼泪,好像日子还是正常地一天天过去了。妈妈问我想不想奶奶,我心里没有什么感觉,嘴里却说:“想。”
在某个寂静的深夜里,我爬起床经过厨房后门去小便,看到角落里堆着的那个石磨,突然就想起那个吊着布漏的十字架、“呜呜”作响的风箱、夏天的冰棍和冬天的火腿,那个包着零钱的白色塑料袋,还有豆豉葱香的豆腐脑。这些东西一股脑的拥过来,我突然被击中,两行温热的眼泪就从眼眶里流下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的池塘渐渐变得污浊,也没有人用搓衣杆在石板上捶打衣服,没有人在村里吆喝买豆腐,连乞丐都不再来村里。年前上坟扫墓的时候,一个老爷爷拄着拐杖迎面走来,上了路旁那辆黑色轿车,我发现奶奶的墓前多了一束天堂鸟,我想,奶奶一定是去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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