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似水流年》这篇小说里，作者罗列了一个他自己的时间表，他所写的主人公一直是王二:五零年出生，六六年到六八年，是一名中学生，目睹贺先生跳楼自杀和李先生龟头血肿。六九年到七二年，到云南插队，认识陈清扬。七二到七七年，在京郊插队，与小转铃交好，认识会西夏文会翻译的刘先生，七七到八一年，上大学。八一到八四年，三十而立，与二妞子结婚。八五到九零年，出国，丧父，离婚，回国。
这应该就是王小波自己的基本生平，大差不差。
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似水流年里去了。我所认识的人，都不珍视自己的似水流年。这是王小波的真情告白，因此他才会把她下乡插队、京郊插队的所见所闻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是的，这就叫做珍爱自己的似水流年的日子。
在《黄金时代》里，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上山下山，随时被冤，无辜被打的时期，那绝不能算一个黄金时代，但作者却取名为《黄金时代》，为何？"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
在《三十而立》这篇文章里，除了讲到他八十年代在大学任教时的情形，记叙了当时大学里的人情世故之外，也回忆了青少年时期在云南插队时期的所见所闻。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作为一个孩子并不知道其中的复杂，但亲眼目睹了贺先生的蒙冤跳楼，目睹了刘老先生的苟且偷生，对于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作者都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贺先生是直接跳楼，作者在内心里是敬佩的；然而对于刘老先生，作者也是同情的，尽管刘老先生的生存状态让人觉得悲伤。刘老先生在被关押之时，"他有时举起手来，用男童声清脆地说，报告，我要上厕所!人家要打他，他就脱下裤子，露出雪白的屁股，爬上桌子，高高地撅起来。刘老先生就这么个人，似乎不值得认真对待。"，是的，刘老先生似乎没有了任何人的尊严，但作者长大之后理解了，现在到了不惑之年，明白了，"我还年轻，我还有机会讨回来，可是刘老先生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再不能翻账本，每一下都是白挨。因此刘老先生当然怕得厉害。"其实，刘老先生仍然是个有脾气的人，"刘老先生给自行车打气，对不准气嘴，打不进气，就气急败坏，把自行车推倒"，这句话看似是闲来之笔，其实是作者有意补充，让人知道刘老先生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
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除了作为一个青少年观察别人，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面，他也写到了自己所遭受到的屈辱，自然仍然是用调侃的语气写的，那时他在一个厂里工作，七十年代初，还流行专政和被专政，因此，一个一直做干部的女孩子＊海鹰，以帮助他为名，以帮助他免受被游街殴打之苦为名，让他关在一个小屋里，任由她使唤，这种逐渐浸润成奴隶的生活，作者就用质朴的文字细细道来，"七四年春天，我坐在椅子上看院子里的树，一言不发。*海鹰躺在床上看手表，到了一定的时候跳起来说:"走"，我就跟她走，跟在自行车背后跑步，从来不问她到哪里去。或者眼看天色向晚，他坐起来递给我个饭盒，说:"打饭"。我就出去给她打一份炒疙瘩来，虽然我也想问问她，成天吃这一种东西腻不腻，但我从来不问。等到天黑以后，她伸个懒腰说:困了。我就走出这个房子，小心把房门带上，自己回家去了。
" *海鹰和我说话时越来越简约，而且逐渐没有了主语。比方说叫我坐直，就说"坐直"，叫我给她打饭，她就说"打饭"，叫我跟她走，她就说"走"，这些话言简意赅，但我渐渐不知道我是谁了。后来她连话都不说了，改用手势:让我坐直往上一指，让我去打饭就指指饭盒，让我回家去就指指门，让我跟她走，什么都不用说，我自然会跟上。她指指嘴，我就开始讲自己过去遇到的事情。这样在她面前我的内心就一片空明，到了该做什么的时候自然会做。在这些简单的动作里我逐渐产生了乐趣，而且经久不衰。"
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小说，已经关注并且多次用文字描述了北京的糟糕环境:"再过一百年，人们会这样描述现在的北京城:那是一片灰雾笼罩下的楼房，冬天里，灰雾好像冻结在天上。"（此处文字见于《我的阴阳两界》）； "我现在每天早上还要到外面跑步，跑到煤烟和水汽结成的灰雾里。"（此处文字见于《革命时期的爱情）
天才就是天才，能观人所未见，能察人所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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