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百姓因自己而打仗，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带着家人搬到岐山，百姓携家带眷前来投奔。领袖人物的善言善心对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图为明 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之周文王。
如果要人们回答中国是变富了还是变穷了这个问题，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之所以答案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因为衡量贫富的标准不一样。
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所使用的衡量标准都是建立在现下流行的价值和观念基础之上。 比如说 GDP、人均GDP、收入、住房面积等。
但如果跳跃性再大一点儿，从跨越时空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答案又会如何呢？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时空观讲究天圆地方。五行六合阴阳与天干地支搭配形成时间和空间。一甲子六十年，周而不殆，无始无终。
在这个循环的时空当中，我们周围的很多事情，包括贫富，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在运行。如果我们跳出眼前的表象，站在一个更大的轮回轨迹上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许会理出更为清晰和理智的思路。
比如说，如果把立足点放在二千多年前的周朝，用当时衡量贫富的标准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答案会是什么呢？
老祖宗如何衡量贫与富
周朝的文化——周礼，是儒家传统的核心。那么站在周礼的角度，在我们的老祖宗们眼里，贫与富又是如何衡量的呢？
站在周礼的角度，在老祖宗们眼里，贫与富如何衡量？什么样的善人才符合华夏的传统精神？图为宋代马远所作〈黄河逆流图〉。
《论语》里说：“周有大赉， 善人是富。”这句话的意思是周朝把好人视为社会的财富。也就是说，社会里的好人越多，国家就越富有。
反之，如果好人越来越少，拥有的财富有多少，实际上国家都是越来越穷了。
从这句话里还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们早就清楚德与才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德大才也大，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贡献；
德大才小呢，虽然做不了大贡献，至少还是有益于社会的；
无德无才的人，心眼儿虽然不好，但即使想干坏事也干不大；
最糟糕的就是才大而缺德的人，这些人就是乱世枭雄，要祸乱社会了。
中国人由于过去百多年近代和现代史上内忧外患的特殊经历，总是担心国家不够强。
经常会在潜意识中把国家好（德）与国家强（才）混为一谈，好像只要强了就一定会好。
但实际上强和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比如您的邻居，如果他见义勇为助人为乐，那当然他越强对周围的邻居们就越有益；
可如果他贪污腐败欺男霸女，那他越强周围的邻居们就越不安全。
若他实在太强了，大家就只好搬家移户，一走了之。
那么回到周朝，到底什么样的善人才符合我们华夏的传统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女性说起。一说到女子的德行，很多人都会想起一句名言：
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自己的先辈们对女性不够尊重。其实这句话的原意大非如此。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话是“男子有德就有才，女子无才便是德”。意思是有德的男子才算有才，而女子只要有德就够了。
这里主要讲的还是一个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其中的男女差异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的，并没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
周王室祖上行善有德
我们中华文化里将贤慧的妻子尊称为太太，这个太太的称谓就是从周朝来的。
周武王灭纣立周之前，武王的上三代出了三位杰出的女性：曾祖母太姜、祖母太妊和母亲太姒。三位皆是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的典范，辅佐三代夫君为后来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和物质基础。
曾子在《大学》中论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但从周朝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除了自己修身之外，还必须有位贤内助。
后世因为周朝这三位母仪天下的女性名字中皆有一个太字，所以就用“太太”二字尊称他人的妻子。
周武王的曾祖母太姜、祖母太妊和母亲太姒皆是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的典范。图为太姒，清 焦秉贞《历朝贤后故事图》册之〈麟趾贻休〉。
算起来，周王室之所以能拥有号称八百年的天下，也是祖上行善有德。周王室最早的先祖是唐尧时的农师，名叫后稷，以擅长种植而闻名，是华夏的农耕始祖。因其教导百姓种植有功，受虞舜赐姓姬，这便是周朝姬姓一脉的源头。后来到了夏朝的后期，政治衰败，姬姓的后人便避世迁到了今天的甘肃弘化一带。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看不惯，出国了。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们自己慢慢玩儿吧，咱移民了。移到当时边远落后的戎狄之地，凭著祖传的农业技术，耕种务农。
一代代传到了太王，也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由于不断在当地振兴农业和扶助百姓，渐渐受到人们的拥戴，开始有了王者之风。不料此时，狄戎等部落却来攻打古公的地盘了。当时由于人民都非常爱戴古公，所以群情激愤，人人不惜一战。若换做后世的统治者，民意如此可用，不开战才怪。但古公却说：“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意思是，老百姓之所以愿意跟着我，不过想过过安稳日子。只要能有安稳日子过，跟着谁不一样？我可不愿意为了当君王而杀人。
为了不让百姓为了自己而打仗，古公带着家人亲戚，悄悄地搬到了岐山（现陕西境内）。不料百姓得知古公迁徙的消息之后，却宁愿拖家带口，集体前来投奔。领袖人物的善言善心对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古公不但治国有方，齐家也非后世帝王所能比。古公有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少子季历。季历有子姬昌，就是后来的文王。姬昌从小就有王者之风，受到祖父的喜爱。古公认为姬昌必能成就大业，有心传位于姬昌的父亲，即自己的小儿子季历，这样将来姬昌就能继承大业。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了解了父亲的心愿后，就自己出奔到当时极其落后的荆蛮之地，即今天的江苏。成就了一段兄弟推位让国的美谈。后来武王立周后，找到伯父的后人封侯，就是后来的吴国。
纵观周朝从先祖后稷、古公亶父、文王、三位母仪天下勤劳而高贵的女性，一直到武王立国的历史，可以说身体力行地诠释了善人是富的理念。
那么，如果用善人是富的贫富标准来衡量今天的社会，近几十年来我们是变富了还是变穷了呢？衡量的结果毫无疑问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答案因人而异。
其实答案是什么都不重要，但是慎终追远，我们不敢忘了先祖们在天之灵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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