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发现的带铭文的秦戈，有一柄为“十二年，丞相启、颠造。诏事成，丞迨工印”，又有一柄为“十七年，丞相启、状造。郃阳嘉，丞兼库【月隼】工邪”。
从两柄秦戈的铭文，可知：秦王政十二年时，右丞相名启，左丞相名颠；秦王政十七年时，右丞相名启，左丞相名状。显然，十二年至十七年的6年间，左丞相换人了，也就是名状取代名颠。
据此，对照“商鞅方升”的底部铭文，即：“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可见，名状后来晋升为右丞相，又取代名启。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刻所立石”，落款有“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由此得知，名状乃隗林。又有记载：九年，“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由此类推，名启为昌平君、名颠为昌文君。
二
《离骚》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曰：“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二者辞句中，提及《九辩》、《九歌》。对于屈原作有《九歌》，这是没人质疑的。
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类似辞句的说法，即：“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相对照，开者启也。假设：《山海经》作者借以辞句中“九辩与九歌”，来暗示自己身份。基于此，有下面推定：
屈原为楚怀王、楚顷襄王两朝大臣。楚怀王叫熊槐，楚顷襄王叫熊横。则作者为楚王后人，叫熊启。
那么，有一个疑问，不会是屈原抄自《山海经》吗？九招，出现在《吕氏春秋•古乐》，即：“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
查阅其他古籍，皆写为“九韶”。可见，《山海经》作者采用《吕氏春秋》的“九招”，是为与吕不韦扯上关系。这就清楚了，《山海经》在《吕氏春秋》之后成书。故而，上述“假设”成立而可信！
不仅如此，山经末尾有一段文字取自《管子•地数》，海经起头有一段文字取自《列子•汤问》。管仲，广为人知的丞相；列御寇，广为人知的君子。作者以此暗示自己身份，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说：熊启，昌平君是也，做过秦国丞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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