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 情之下，老百姓为了生活，城市生存重大压力，看着满大街越来越多的外卖小姐姐和中年跑腿男女们，心中滋味说不出的难受以及背脊的阵阵寒意。
中国人是一贯善于躲的。孔夫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苏东坡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然都没有付诸实践，但却说明逃这个动作一直埋伏在中国人心中。
真正大逃特逃，逃得凄凄惶惶，轰轰烈烈，逃出一个新天地的文化名人是杜甫。读冯至先生的《杜甫传》，诗人在生命的最后时间，无家可依，只能拖着病躯生活在船上，“从秋到冬，他的小船只是在湘江上漂浮着。”最后死在水上，“广厦千万间”终究只留下了诗里和梦里。
中国人“逃”的基因，至今仍在延续。农民从土地上逃出来，逃到城市的工厂、工地去打工。老病之后城市不再需要，又逃回老家去养老。年轻人也不例外，逃离家乡去上大学，毕业后却发现大城市落不了户、买不起房，于是逃离北上广。回到小地方又发现，适应不了那里的人情世故、闭塞天地，再逃回大城市。直到从青年逃到中年，再无力气做梦，终于决定拣一处相对不坏的地方安家。
找份众人看来稳定的工作，举全家之力买个房，就算是上岸了。上岸的人，都有一种大难不死的庆幸，一直在岸上的人自然会觉得没见过世面。但只要想想，中国人的诗圣一辈子都未能“上岸”，也就不难理解这份心情。
上了岸的中国人，也并不能事事如意顺心，但每每想起上岸之前的那种飘摇不安，就会觉得养了几棵植物的那个小屋还算个可靠的避难所，自己也算是过上了稍有尊严的生活。
如果说有什么最能团结一切中国人的，那就是保卫中国人对家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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