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放以来

炒房地产都能和救国扯上关系

把历史按标志性事件分成一段一段地对待，是很原始的做法。从1900年拳乱后的开放，流出一条百年河流，几乎没有一位河流工程师敢于宣称自己已经测量出了它的真谛，并预言它的未来。中国几乎孤独地流淌了几千年，二十世纪终于来到海边，汪洋近在眼前却曲曲折折不知汇入。

旧传统究竟是些什么？到今天仍无人能拿出一套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先作几许简单比较，也许能收获一些有益的思考线索。

和字母文字沿着地中海贸易航线传播不同，古中国的文字掌握在官员（同时也扮演祭司角色）手中，掌握文字是获得统治权最重要的手段，是进入统治阶层最根本的标志。这样的情形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与中国最相似的古文明是南美印加帝国。我们可以看到印加帝国和中华帝国存在诸多巨大的相似性：君主（天子或太阳神子孙）是上苍遗留在人世的统治者，神圣不侵；帝国就是整个宇宙，在封闭的世界里循环兴衰；掌握一套难学难懂表意文字的官僚们，替皇帝统治着天涯海角操各色语言或者方言的百姓。它们似乎对百姓拥有超强的驾驭能力，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征用数十万人，发动战争，或者建造出令现代文明都惊叹不已的辉煌工程。

但是印加皇朝被几百个西班牙人轻而易举地摧毁掉了，然后曾经的子民几乎不再怀念它，人民无情地抛弃了它，就象曾被它无情地奴役一样。印加遗民们和白人迅速通婚混血，说着西班牙语，信靠了天主教，顺理成章地奉白人总督、传教士和军阀为新的统治者。

印加帝国的结局会也许可以带给中国人一些发人深思的启迪。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加没有中国这样漫长的历史，没有培养出大量掌握文字的人，渗透在帝国的每一个村庄。

旧中国的形象令人沮丧。掌握文字是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最重要的分野，尤其在科举制度创立之后，从学习文字的第一天开始，孩童们便被朝着日后为官做宰的方向塑造，所学内容没有其它任何意义。这是一场世代不息的阉割大戏，当成年后，“学子”们会说着一套除了他们自己相互之间摇头晃脑、洋洋自得之外，其他人根本听不懂的词汇，将自己的身份与大众拉开。这个漫长受教育过程中“失败品”们，如范进、孔乙己一类，所学对自己和他人毫无用处，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白眼歧视，他们一无所获。

对绝大多数没有能力供养一个“无用闲人”的家庭来说，送子读书是场他们下不起注、更赔不起本的赌局。少数能写会算的商人并不能划入“读书人”行列，学会使用汉字需要常年刻苦研习，耗费纸、墨等奢侈品，再学会使用那套圣人词汇库的话……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告诉我们，“求学”是件多么乏味无趣的折磨，如果没有可以当官的前程作为诱饵，鬼才愿意受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自残。

在18世纪初，通商口岸远未开放之前，所谓“pidgin”（洋浜泾英语）就已经出现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随着通商开放步步传入长江流域，俨然有取代客家话成为南中国第一官话的趋势。没受过圣贤教育、受方言阻隔的人们用这套语言来交流，连口岸附近的农民们也多少会说一些。后来它随着国门关闭和普通话教育断绝了，但云南、两广一带的方言里仍时不时会夹杂些英文词汇，虽然人们已经忘了：它们来自英文。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门户开放，尤其废除科举之后，“西学”飞速获得了知识标准的地位，“中学”几千年的光芒，在几年内便消失了？除了做官之外，“中学”是无用的东西，“西学”则无论习得几何，皆可获益终生。既然它已经不能让人做官，那学它又是何苦？就算爱国主义立场也救不了它，后来它甚至还成了爱国主义立场的矛头所指。

既然“中学”如此不受待见，为何百年之后，旧秩序仍恍若眼前？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这一概念，它远不是一套词汇库那么简单。词汇库仅仅是浮在其表面最肤浅的一层泡沫，它的作用是将人下意识地引入到某种思维和情感模式之中，这种套模式的大门完全可以用另一套词汇库开启。传统似乎在台湾得到了更多的保全，70年后，使她与大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当我们定睛看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她迥异的面目恰恰是因为旧传统更多地被淘汰掉了。

旧的思维和情感模式究竟为何物？傲慢而无知的官僚；逆来顺受的农民；不容批评的一元式集权统治；只能无条件接受，不容反思的唯一真理；鲁迅笔下冷漠的人性；曹雪芹笔下除了呻吟无能为力的边缘人物；一个个茶杯大的小江湖；用辞藻和口号来代替思辨、求索的文人；欠债还钱式的人情买卖……所有这一切究竟是被什么纽带联系在一起？又或者互为纽带？

最早觉醒的那一批人，如容闳、严复、郭嵩焘，深深地意识到旧传统的强大，并主张“徐图”。所谓徐图强调的是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去用血肉指趾，一点点松动板结的盐碱地，勿要妄图一蹴而就，但它很遗憾地被当作懒惰、不作为、得过且过的藉口，并且因此遭受攻讦。关于传统这一宏伟的问题我们尚无力直接给出答案，将在后文中，随着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与诸君一同深思，或许可以一步步接近这一问题的核心。

今天，我们需要回顾已经终结的旧王朝，留给新生的民国哪些不同以往王朝的遗产，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

救国辞藻泛滥成灾

“救国”可能是那些时代出场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它始终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定义，自兴起到衰亡，一直仅仅是个辞藻。发明权可以归到康有为头上，警钟在1895年日清战争败北之后拉响。

国家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里几乎就是朝廷、宗庙社稷的代名词，它是政府和皇帝的结合体，天生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英文“nation”很不幸地被翻译成了这个词，一直遗祸至今。维新运动早期梁启超曾对它做出过重要定义：国家是由国民构成的共同体。并建议用“群”这个词来代替它，因为“国家”一词在传统语境中的含义，很容易将人引入歧途。在1900年立宪革命的传单中，可以找到“我等谓满洲政府不能再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这类的宣言。可见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最优秀的人们是具有区别能力的：国家是个人主观认同的产物，并非神圣不侵，其合法性取决于国民的认同度，个人先于国家，爱国主义情操并非个人义务，它与国家对个人的负责程度直接挂钩。

但到了二十世纪的头几年，日本留学生取代旧的维新派（他们的政治思想主要来自传教士）成了新思想的主角。这些人受风靡日本的种族主义和进化论的巨大影响，国家这一概念渐渐模糊不清。它变成了一种混同于种族和文化之中，客观存在，且天生具有最高正义性的神圣之物。国家先于个人，爱国主义变成了个人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

“救国”一词在维新运动早期模模糊糊地指向个人价值的独立和个人权利的觉醒。但悲剧性的倒退使救国辞藻不仅泛滥成灾，而且很快退化成空洞、毫无价值的政治口号。教育救国、武备救国、实业救国、文学救国……天下所有的事仿佛都可以和救国扯上干系。谋个教书行当本为糊口、从军因为这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实业是为盈利、写作本发自情感……但是在中国存在着一个久远传统，好象非要将自己包装成道德高尚、心系天下，才好意思出来大行其道。细细观察这些从事“救国”的人，会发现他们基本上来自过去时代的统治阶层——宣称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士绅们。“救国”是与普罗大众没有太大关系的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背后有一句潜台词：“需要让你出来负责的时候，你才能出来听我指挥，否则老老实实地呆着别添乱。”

“救国”热情始于意识到中国落后于世界，想要迎头赶上的心理，但它很快在盲动中变成了一场自欺欺人的把戏，持续影响后世长达一个世纪，总体上，它是消极的。

文人与政府断裂

中国的文人数千年来都以加入政府，挤进统治阶层为目的，极少数避世者被当作离经叛道之徒。他们歌颂政府的合法性，政府亦敞开大门欢迎他们，这曲双簧历经数千年吟唱已经非常和谐美妙。文人们根据科举功名，可以获得各式各样参与到统治阶层中来的位置。

但在清末发生预想不到的变化，中国不再是世界中心了，而且还变成了一个落伍者。西学传播造就了一大批新乡绅，他们在传统中处于统治阶层中较低的位置，但眼界见识远在官场中人之上。他们曾试图寻求与政府合作，把旧政府向近代文明方向改组。但政府既无心依仗他们，更没有那么多位置提供给他们。他们认为政府的改革是场和稀泥的把戏——实情也果真如此。这个以西学为知识新标准的群体，在晚清最后十年暴发性地增长，政府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政府的表现更不能令他们满意。大量游离在政府之外的人不再满足于当乡绅这种政府外围角色，他们一边要求政府改组，一边谋划在地方自治中赢得一席之地。两项心愿基本上都以落空而告终，大量文人变成了政府的批评者。

政府唱什么，文人在底下做和声，这延续了两千年的景象竟然在十几年里变了模样。他们改唱政府的反调，依然可以分为两个声部：一个视自己为古代“忠谏之士”的继承者，在用另一种方式效忠政府；另一个是真正的反对派，他们非常失望。

这种状况的发生同样可以从旧传统中找到根源：政府仅仅为自己的存在而存在，它吸纳能够巩固它地位的因素，抹杀动摇它地位因素。各种因素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利是弊它并不考虑。或者说，它把自己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划上等号，成就它就是成就天下，动摇它就是动摇天下。

在最初尴尬的分裂中，双方都有难言之隐的苦衷：温和的反对派文人们并不愿走到对立面，还在求着政府象过去一样以“求贤若渴”的心态接纳他们，但政府担心激进派们借机溜进来。于是忸忸怩怩开一道缝，放几个放心的人进来，又吓得急忙关上，再做贼似地探头探脑放几个进来，如此循环不止。

这种做法让各方都非常不满，拥戴派的文人们，被反对派的同类们“牵连”到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态势发展成为文人和政府之间的普遍分裂。后来，大门基本关闭了，虽仍有不少文人唱着比传统更肉麻的赞歌，想要赚开后门挤进统治阶层，但政府已经彻底不信任文人了，门外的文人们被当作心怀叵测的敌人，门内的则是收买来的走狗和宵小。

面海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算得上是全新事物，虽然古代中国也有沿海贸易，但在帝国体制中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宋、明时期的沿海贸易，并不比汉唐时期与西域、辽东的贸易更重要。这是皇帝对夷方小国居高临下的恩赐：因为你的孝心，因此允许你到天朝来做买卖。帝国从贸易中的获利不多，甚至亏本，还要赏赐给那些冒充外国使节的商人们很多东西。胡商们时常编出许多子虚乌有的国度来骗皇帝，磕头之后捞走封赏。以至于到晚清，宫廷还在怀疑一长串西洋列国的名字，是同一群人编造出来的敲诈皇帝的诡计。在两汉时期，胡商们很少从事跨国贸易，一辈子就在中国国内倒买倒卖，一度垄断了华北的粮食市场，因为官府对本国商人控制得极严，完全无法和他们竞争。

但清代的通商口岸完全不同，贸易的规模远非古代可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这里向洋人们学习近代管理模式、近代法律、近代科技。东南的通商口岸成了中国最文明的地方，引领着思想、技术、管理的进步。

一位传教士说：“老师就住在门槛上，但中国人选择视而不见。”

这里说的“中国人”，可能更多地是指政府。虽然和日本人相比，中国人学习的步伐太慢。但“西学”毕竟在缓慢地向内陆渗透。通商口岸诞生了商业繁荣，交易着大宗商品，但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商业文明：法律、行业规范、管理模式、工商业自治会、保险和信贷系统、近代公司制度，前进的脚步非常缓慢。通商带来的好处改变了商为“四民之末”的陈陋偏见，连政府也不得不默认它们的益处。通商口岸催生了资产阶级和中国最早的近代工商业，1908年时中国民营工业的总投资大约5千万两，到了1913年超过了1亿1千万两。此后呈现相对平稳的稳步增长态势，并在20年中期达到顶峰。

民间资本的扩张，令人遗憾地没能产生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为自由市场鼓与呼。这是个非常奇特的中国式现象，要分析它篇幅不容，我们暂时略过。

资产阶级未能作为政治力量在通商口岸登上舞台，使口岸城市的光辉大大地失色了。它们变成了一系列为政府提供滚滚财源的税源地。自晚清以降，东南面海的通商口岸，是各色大大小小政权最紧要的生命线。

1908年，全国海关的关税总收入达到3700万两白银，通商派生的厘金更是达到1亿2千万两。而号称盛世，府库充足的乾隆年间，朝廷还在为年入4000万两白银感到无比富足和自豪。

军人势力崛起

重文轻武是一个重要传统，在大部分年代，乡间秀才也能指挥得动一群散兵游勇，哪怕他于军事一窍不通。可是大刀长矛变成枪炮后，军人的地位迅速蹿升。没有文明秩序来驯服他们，官僚秩序既需要他们保驾护航，又恐惧被他们所颠覆，除了收买别无它法。这样一来，更加促成了军人集团形成政治帮派，他们要求参与到国家政治决策中来。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新兴军国主义强国的成功，使他们的要求似乎具备了表面上的合法性。即便当时最优秀的军人，也要求政治份额。在1911年的滦州兵谏中，不买清廷账，要求立宪的军官们提出十二条要求，其中有一条便是：宪法及国会法之制定，军人有参与权。

随后清廷急忙答应了这些要求，军方作为一股合法的政治势力正式登上舞台。

革命话语体系形成

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维新派和革命党很快陷入“论战”。维新派反对革命最重要的理由是革命会造成流血千里，生灵涂炭。维新派并不反对暴力手段，但暴力手段难以控制，极易酿成长久内战的悲剧，因此谋求和平的渐进改良之路才符合人道。革命党们无法拿出一套有效的说辞来反驳，他们在和维新派的论战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直到1906年章太炎出狱，执掌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和梁启超是很好的朋友，二人曾多次私下辩论这些问题，在公开辩论中，章太炎宣称：

一切腐朽的旧事物都可以随着革命洪流一扫而尽，一切文明的新事物都将随着革命到来一蹴而就。如果没有扫尽，或者没有建立起来，那是因为反革命捣乱，使革命没有彻底。革命成则一切成，革命不成，乃反革命之罪。如果革命战争带来大规模流血，错在反革命一方，反革命一方不抵抗不就不需要流血了么？革命者是天生高尚的献身者，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革命是神圣的，伴随革命而来，可能发生的一切罪恶和悲剧，都需要由反革命一方来负责。

革命话语体系成了同盟会的官方话语体系，迅速俘虏了大量日本留学生。这套话语体系在后来的百年中越演越烈，人们不再思考革命的道义和责任，革命一词出口，则无往不利矣。

除旧和排外的联姻

一般逻辑中，排外是守旧派的专利，而除旧革新意味着融通外部文明。但中国独特的历史导致这两者奇妙地结合起来了。苗头早在李鸿章“自强运动”中就已出现，士大夫们想重拾天朝上国的威风，引进国外的技术和武器。他们睁眼看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干掉外国人，但引进洋物又遭到传统守旧势力的攻讦，于是他们被迫两线作战。

中国挨了后起之秀日本的重拳，自尊心大受摧残。旧秩序被认为是导致挨打的罪魁祸首，原本勾勾搭搭，暗通款曲的两个冤家，正式圆房了。

传统中国以居高临下的“霸气”鄙夷外国，狄夷乃“犬羊贱种”。到了二十世纪，却只剩下可怜的自卑了。排外和除旧同时弥漫在维新派和革命党这两类受过“西学”感染的人中，一步步向普罗大众中扩展，越来越极端，直到武化小革命中来到高潮。这种情绪也许是被煽动起来的，很难判定它究竟是自发，还是政治动员的结果。总之，它给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带来巨大创伤，这对反逻辑常规的婚姻，是整个社会上至知识精英，下至普罗大众，悉数变得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大表现。

宪政和地方自治理想

这是晚清开放以来，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虽然也是最微弱的一份。我们毋庸多言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百年以来因肤浅产生出巨大误区。人们曾经一度以为它们可以一蹴而就，被轻易挫败后又心灰意冷。无论如何，这一理想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她几经浮沉顽强不息。

结语

自开放以来的几大遗产，仍在深深地左右着今天的中国。它们是近代百年新形成的另一路中国传统，虽然和数千年文明史相比它们短暂、亦不强大，并且有许多需要扬弃之物，但百余年来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权都需要接受这一新传统考验，很难评估这一新传统究竟是积极面大还是消极面更大，无论如何，它们使我们渐渐看清未来的道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