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是我们最期盼的日子。学校刚放寒假,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掰着手指,天天数着什么时候过大年。
姐姐在50年代参加人民解放军,于是我们家便是“光荣军属”,每到的春节前,街道居委会主任都会领着一班人马,敲锣打鼓地上门慰问军属,给我们送来猪肉、带鱼、柴火一类的慰问品。那时候,我会天天站在大门口,兴高采烈地等待着这种场景。有一块街道居委会做的“光荣军属”木牌子,如今还钉在老家的大门上,每当回到老家看到门前那块熟悉的木牌子时,心中总会涌起一股亲切的暖流。
儿时的大年到了将近大年的日子里,母亲会从市场上买回花生、黄豆、红糖、糯米干等一类的年货,选择一个晚上,自己制作花生糖、豆糖、苞米花糖。整个晚上,我会围着锅台,看着母亲做这些馋人的年糖,闻着喷香喷香的熬糖味,不时地偷偷抓几把,放到口袋里,等到睡觉时躲到被窝里偷吃。
我们老家大多信佛教,家家的锅灶上方都供有灶神公和灶神婆,以保佑人们有饭吃和生活平安。每到了大年前的农历二十三,灶神也要放假回天上过年了,于是就给摆上供果,烧上一柱香烛,放一串鞭炮,欢送他们。人们把这种祭祀叫“祭灶”。老家有这样的风俗,叫“官三,民四,乞丐五”,说的是当官的在农历二十三祭灶,当老百姓的二十四祭灶,当乞丐的二十五祭灶,也就是家家都要祭灶。等到年过了,正月初五,灶公、灶婆假期满了再给他们烧香供果,欢迎他们回来上班。“祭灶”在我们小孩心中也象过年一样神圣,因为那种气氛很喜庆,而且“祭灶”结束后,那些供果就归我们这些贪馋的小孩了。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最企盼的美餐,那一晚,我们可以吃到平常根本吃不到的大块卤肉、卤蛋、炸鱼,母亲还会买回半斤“密沉沉”甜酒,让我们醉得浑身暖烘烘的。那时候没有电视,当然也就没有春节联欢晚会了。吃完年夜饭,人们便拥向体育场,那里有很多单位组织的灯谜、戏曲、踩高跷、舞龙、露天电影等等、让你玩个尽兴,最后还会放一阵子烟花,我会玩到看完烟花才回家。这时,母亲已经把新衣衫整齐地叠放在我的枕边,并放上一个小红包,我会很兴奋地一头扎进被窝,偷偷数着母亲给的崭新的压岁钱,当然不会超过1块钱,但那已经是很可观的了。
大年初一,母亲会带着我回外婆家拜年,外婆会用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外婆的家是郊外的一栋农家大院,有四个舅舅和表哥们住在那里,外婆只有母亲这一个女儿,所以她和舅舅们都很疼我这个小外甥,压岁钱当然是少不了了,他们还会带我到田园去玩耍,直到把新衣衫弄得全是泥土才回来。
大表哥是村里的舞龙能手,从正月初八开始,村大队会组织舞龙队到城里来舞龙,见到他村的舞龙队伍,我会一直跟在后面。大表哥一会儿耍着龙珠,一会儿舞着龙头,一会儿在伴奏的队伍中敲着锣鼓,总是那么得神采烁烁。在我儿时的心目中,大表哥是那么的多才多艺。
如今我已度过六十九个大年了,和老伴、儿子、儿媳们在厦门又迎来了第七十个大年。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全不晓”,那些记忆中的亲人们早已过世,表兄的下一代早已没有了来往,外婆家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但回想起来,儿时的大年历历在目,总是那么的温馨,那么的令人陶醉、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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