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鼓励国企自用地建保障房的新闻，最近小火了一把，我不知道也不谈乱此举的优劣和时机。只知道政策是人制定的，所以他会受制于政府和官员的主观思想，且每项政策都有他的历史使命，无论为了追求快速增长，还是应对经济危机，当使命结束，新的模式必将应运而生，变则通，不变则死。
政府是由普通人组成，也是第一次领导国家，肯定不会尽如人意。以前确有不当之处，偏差的政策作用到如此大的国家，在势能的累计下，历史的车轮转弯殊为不易，变革无法一蹴而就。而改革的红利只会有利于一部分人，要么掌握资源，要么掌握信息，要么具备超人的勇气和眼光，但就像金字塔原理，穷苦民众永远占大多数。嫉妒和攀比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滋生社会的不安，贫富差距极易引发动荡，每一届新的政府可谓任重而道远，他不仅要解决旧有的矛盾，（就像修改和和更换代码，又会引入新的bug），还要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加之推翻以前的政策，承认过去的错误，对政府的公信力，民众的满意度产生怎样的影响，无法预知，所以你不能不为这届政府的勇气点赞。即便他决定不了过去，但他在努力选择正确的未来，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百姓之急躁，又无法避免。 医人先医病，医病先医心，在现有的条件和制约下，如何能尽快完善各种保障体系，建立社会责任意识，先富带动后福，上层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毕竟自上而下的叫改革，自下而上的叫革命。
中国走的路，无论市场还是政治，都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影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这里不谈论意识形态，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毕竟从邓时代的黑猫白猫论，中国就已走向了比较务实的道路，然而我们的政治观念和经济体制不会事事相同，有时不得不要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必将经过艰辛的探索。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此种时代环境下的产物，同时医疗，教育，司法，养老等体系也都存在很大的漏洞和缺陷，只不过病态的社会结构导致地产突发猛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从而吸引了太多的关注，带来了太多的利益，导致了太多的红眼，见证了太多的险恶，让人们暂时忽略了别的不足。相关的人士和文章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解读，发达国家的补涨，货币的放水，城市发展规律等，我不是专业出身，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说为什么房地产市场如此受欢迎。
众所周知，我们猿人祖先最开始以打猎为生，但这玩意风险系数太大，搞不好没弄到食物，自己反而成了别人口中的食物；即便有所收货，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没有可持续性，而且常因分配问题导致争执，人均寿命很低。后来经过自身的发展和探索，懂得了驯化如小麦，牛等动植物，突然发现诶哟这个不错哦，风险小，收益大，安全性高，只要有空间就能进行饲养和繁殖，那时人口基数小，整个四环里边说不定就你一人，也没什么产权意识，插个旗子、画个圈这片地就都是你的了，土地的啦，全都是啦，毛毛雨啦，这里的鱼塘你承包的啦，共同发财，互相关照啦（当然那时候肯定没有鱼塘）。自此开始步入了农耕社会，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居住场所，人口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繁衍，但真正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就那么多，凭什么你那里风调雨顺，种豆得豆，我这里寸草不生，毛都没有，土地开始成为一种人人想要占有的资源，因为想要在那种条件下生存，就需要有田地，毕竟只有土地才能生产粮食，养活军队，支撑国家，所以抢人，抢钱，抢地盘的事件常有发生。强大的族群生存，弱小的要么被兼并，要么被消灭，对物品的分配和职权的划分，使得各部落慢慢形成了政府和国家，从此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最后在秦时期完成了统一。
在漫漫五千年封建历史长河中，"重农抑商"政策总是与历史相随相伴的，因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它形成于封建制度产生巩固的春秋战国，发展于封建制度兴盛的秦汉，之后便作为一项长期而传统的国策被后面的朝代继承发扬。因为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管子·小匡》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可以看出，从文化到政策无不在鼓励农业的生产，也形成一句古谚语：千生意，万买卖，不如翻地块。而且，政府认为商业过于发达,会使人们争相从商,而无人事农,从而使土地所有制被破坏，加之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工商业崇尚所谓的“奇技淫巧”，使人有“机心”，败坏民风。因此为了鼓励农民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对耕农之家做出种种奖励，而防止有人弃农从商，甚至对商业采取打压态度，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商人地位低下，秦朝时，商人即使富得流油，也不可以穿丝绸衣物，唐朝时，商人不能入朝为官，直到明清，商人的地位有所转变，近代才出现资产阶级这一名词，但又被贴上了“软弱”的标签，无法带领广大人民走向独立。无产阶级掌权初期，农家子弟被形容为根正苗红，商家富人依旧处处受排挤，一直没能形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团体(当然这其中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商人，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奇货可居吕不韦，我只是谈论一个基本观念）。
此外，古人讲究学而优则仕，这是很多读书人追求的目标，而商人之家则会受到制约，"耕读传家"在老百姓中流传甚广，深入民心，耕在读之前，更能感受到土地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而且官员的俸禄也是以粮食规定，如家世两千石，意味着薪酬为每年两万斤粮食的省部级高官，相当于60亩地的总产量。以省郡县命名的地方政府，也是按照所管理地区的规模来定义，对有功之臣的封赏同样与土地密不可分，刘邦分封的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拥有自己的地盘与私人武装；广为熟知的“汉寿亭侯”的关羽（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里就是自然村，亭就是行政村），其中寿亭亦是地名，封有食邑数户，但其赏赐的仅是土地使用权 ，而归属权国家，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土地永远是最重要的资产 。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谁掌握着税收，谁就能控制国家。而自汉朝起，政府税收中田赋是大宗，需按照土地的亩产粮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以保证财政收入，如战国时期孟子讲过的“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农民向官府缴纳的土地税，约为亩产量的十分之一。为保证广大农民的生存，就需要耕者有其田，这也是衡量政局是否稳定的标志。王朝初期，土地都是按人头分配，无论租庸调，两税制，户籍数决定着税收，也表示为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的重要参数 ，因此政府都会记簿在册，比如唐朝，壮丁册子一年一造，户籍册子则三年一造，人口普查对现在的政府仍是一个繁琐的工程，比较封建社会，无数个农村散布在全国， 户口亦在千万以上，受制于信息和交通的不便，更是耗时耗神耗力，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不能有丝毫的差异，无不考验政府的耐力。若变化参数得不到及时的更新， 就会影响税收之公允，而前面提过统计之困难，则变化极易引发动乱，所以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不得随意迁徙，利于当时社会稳定，此法也将人和地牢牢的关联（国人随之讲究入土为安，落叶归根）。当土地成为私有产品，允许自由买卖，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兼并现象，容易导致贫者无立锥之地。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官员勤勉，会进行实时更新和考察，保障各项制度有序进行，也会采取相应补救的措施。但户籍登记，马虎问题难免出现，到了王朝末期，政治昏暗，官吏的纵容和懒惰，世家大族的互相勾结，即便普通人家无甚土地，也要缴纳一定量的赋税，而大户买通官吏，便可享受特殊待遇（比如将新收随便更改成旧管，则卖土地者依旧交税，买土地者却可避税，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或举家迁入深山老林以逃避苛政，然官吏不去拘捕，反而将本地赋税强行平均给分配所剩人民，更是加剧了逃亡现象。
王朝更迭根源普遍也是这样，土地兼并问题日益恶化，而人民饱受此现象的苦果，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要么变法，要么革命，但其政治纲领也均围绕离丈量土地展开，如商鞅的废井田、重农桑，王安石的保马法和青苗法，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打土豪分田地等。
历史不过是场轮回，社会经济全貌即便无法一一叙述，但经济制度虽名目有变，却无甚特创。门第豪族，所依仗的就是大量土地，而文人墨客也喜欢以地名为号，如柳河东，韩昌黎，杜少陵等。土地被赋予了太多的属性和意义， 宁念家乡一捻土，不恋他乡万两金， 综上总总，国人对房子的执念，也就十分明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