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五号的晚七点,灰蒙蒙的天空上,终于飘下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本来嘛,该冷不冷不成年景。这不,过了小雪节气好多天了,也没见个雪渣儿掉下来。心头惆怅,也是在所难免的。
城里城外,风依然是柔柔地吹着。到处纷呈着秋暮的斑斓,一如画家手中的调色板,没有丝毫的萧杀与凋零。潍河两岸,堤柳轻轻地摇曳着,渐渐地把叶子晃成了浅黄色;绿油油的冬麦舒展着身姿,似乎还在遥远的春梦里拔节;田埂小径上,没脚的荒草,已枯成了灰褐色;一朵朵不识名儿的小花儿,牵着一串串绿叶,三三两两地从草丛中探出头来,把脸凑在一起,笑盈盈地开。
若是因循守旧,过了立冬,就应该是进入冷天了。俗语说得好,小雪不封地,过不了三两日;大雪不封河,架不住北风戳。这些年,不知怎么一个缘故,口口相传了几辈子的谚语突然间就不灵了。
在我的记忆中,至少在六七十年代,气候转换依然是老人们时常叨念的那个样子。该下雨的时节下雨,该刮风的时节刮风,任他春秋冬夏,这些不知承传了多少代的谚语,一直都是极其灵验的。
临近小雪,大田里最耐霜冻的大白菜、青萝卜、芫荽都已收获,只有零零星星的拔了芥菜的胡萝卜还卧在地里竖着紫褐色樱子。地冻邦邦响,萝卜正在长嘛!说的就是胡萝卜。一大片一大片已经摘了顶桃卖了霜后花的棉柴棵,成了野兔们的夜宿地。清晨的寒风里,会时不时地传出来”嘭嘭”的鸟铳声。老人们常说,要是再不拔棉花柴,过了小雪,就要等到明年了。
后来,天气为什么就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我实在是说不上来。前一阵子,”科学家“们一会儿大谈暖冬就要到了,一会儿又被一场接着一场严寒的天气频频打脸。大小媒体,”腕儿“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搅和得好不热闹。不知今年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刚刚迈进十二月,天气预报就开始不停的预警,说未来的一周,山东境内有一次大范围的雨雪过程,最低气温将下降到零下七八度。从心里说,现在的天气预报确实是准了,处理过的卫星云图,想必是好多人都能看得懂。我便想起刚扯上有线广播的那会儿,每一家墙上都挂着一个”话匣子“。农村农忙嘛!一天三遍天气预报,都安排在吃饭的时间段广播。也许那个时代的气象站,已经简陋成了一个风向标,一个温度计和一个量雨器,所以,准确预报天气的概率当然就不高。老百姓口中的那句调侃:“昌邑县,广播站,现在开始浪费电!”到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忍俊不禁。
对于一个对雪有着别样感情的人来说,面对这种天气预警,内心并没有丝毫的不安。相反的,倒是有一种按捺不住的窃喜,更愿意早早地去迎接那个雪花纷纭的飘落。我这个盼啊!不一会就去扒拉扒拉手机上天气预报。把qq上的,天气上的,小窗上的三个天气源信息不停地来回比较,生怕一不留神,错过了这场魂牵梦绕的飞雪降临。
下雪,就不能不说说堆雪人。别看这个题目在小学生作文里常常出现,落笔之处也讲的头头是道。但是话又说回来,那毕竟大人的事,小孩子嘛,也就是跟着玩玩,打个下手而已。我童年记忆中的雪人,都是村里有点艺术细胞的大人帮助完成的。因为艺术审美的高低,决定了堆起来的雪人之间,有着千差万别。所以,绝大多数人家的,仅仅是将就着看,而我,却不喜欢这个样子的东西。我记得,爸爸堆的雪人,平心而论,还是蛮不错的。按照排名,也不在这个绝大多数之内。然而,在一个孩子的心中,我还是想要最好看的。于是,每当早上起来扫雪,总是在离门口不远处堆上一个大雪堆预备着。用铁锨把雪狠狠地拍实在了,然后妈妈会告诉我,等吃完了饭,请你二爷爷来给你做个雪人。
二爷爷不是本家,姓付,据说是按照街坊辈称呼的。这个街坊辈,究竟是从哪一代开始的,大人围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常常地拉起来,只不过是,我一个小孩子家没有听进耳朵罢了。
为什么要请二爷爷来做呢?因为一个孩子的眼中世界,二爷爷做这个就是最棒的。当然,与二爷爷熟悉,还夹杂着其他的因素。任何一个地方,总是亲疏有别,这个不难理解。二爷爷是我老奶奶茶友的二儿子,和她家的大爷爷一样,天就的一副巧手艺。大爷爷是做木工的,村里村外都称他“细木匠”。可想而知,他手头出的活能有多么的厉害。我第一次回老家,大爷爷就给我做了一个小拖车,我一直拖到上小学。大爷爷的儿子比我小不了几岁,也继承了他爹的手艺,实话说来,做的确确实实不如他爹。
二爷爷的雪人弄的再好,也不过是给我了某种自豪感,一时觉着舒服罢了。下雪天,最快活的,还是孩子们自己玩自己的。当时的条件,也无非就是两件事,一是打雪仗,二是啃雪蛋。打雪仗最得意的,就是倒背着手,小心翼翼地把一团雪球塞到耍伴的衣服领子里。你想啊,那个贫苦年代,孩子们穿的都是空心棉袄,一个雪球放进去,那是多么的透背凉啊!融雪的日子,一两个顽皮的,会把屋檐上的凌锥掰下来,偷偷地藏在书包里,走着走着,冷不丁地掏出来,瞬间投进女同学的衣服领子里。不用说啊,除了一声惊叫,跟着就是一顿嚎啕大哭!恶作剧换来结果,是教室门外罚站一上午,冻得浑身打哆嗦。
啃雪蛋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找一处没有任何污染的雪地,拢起洁白的雪,握成一个雪蛋。在冻得通红通红的小手里来回捯饬,不停地往上哈热气。半袋烟的功夫,雪蛋开始晶莹起来,有种捂着一团白砂糖的感觉。然后一边在手心里来回的翻滚,一边一小口一小口的品尝着自己的创造出来的美妙滋味。
过了大雪,河面开始封冻。孩子得早早地准备溜冰车。放学后,从偏房的墙上取下来,大家凑在一起,楔楔木塞,更换铁丝,加固手撑。河面上刚开始“蚂蚱凌”,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去探脚,也为此常常弄湿了鞋子,挨大人的训。一旦能上人,胆大的早就窜上去了,一路上踩得“嘎吱吱“地响。老人说,初冻的凌是有筋骨的,看着不厚,即使一脚踩下去会“咔嚓”出一个长长的裂缝,人却掉不下去。到了初春,凌看上去再厚,也没有筋骨,千万别下去。
令我最长记性的是刚上四年级,过了十五,我和小伙伴一起去河边玩耍。远远的看去,河面上叠起的冰块上有好多冻在冰里的鱼。这下可好,一个个没头没脑地往河冰里冲。人家心眼多的,跑跳利落的,都是踩着囫囵冰块挑着走,我倒好,一脚踩进冰缝子里,崭新的过年棉裤湿了大半截。要知道,即使过年,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摊上条新棉裤,更不用说替换的。大冷天,窝在没有火炉取暖的房子里,只有光着屁股围着被,老老实实地待着,眼巴巴地瞅着窗外。姥姥一边心痛地责备,一边烧了好多好多的草木灰,总算把棉裤给焙干了,没耽误上学。从此以后,春天的河面,我是如何都不敢上去的。
似乎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雪,在我居住的城市,都是一个递减的趋势。越下越少,越下越小。西伯利亚也好,新疆也好,凡是过来的冷空气,几乎是绕过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四省市,从山西过河南,直奔江南而去。黄河下游的气候,从过去记载中的春旱秋涝变成了今天的春旱秋也旱。想必,这不是苍天的一种慈悲。
我抬起头,望着迟来的漫天飞舞的雪花,在想:但愿,远去的落在江南的雪,在某个时间,会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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