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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莫斯可是著名的北美传播政治经学代表人物,著作有《传播政治经济学》。他指出斯密塞和席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在斯密塞的基础上,认为媒介和广告商之间的商品交换是通过媒介测量公司所测量的“收视率”进行的。这是一种信息商品,而非有形商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定义，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利关系。正是它们共同构建了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更广义的定义是，对社会生活中控制与生存进行的研究。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三个具体的切入点: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
商品化: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商品化过程及其中的矛盾渗透并影响着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
空间化:商业媒介组织对行业的垄断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对地理控制范围不断延伸。形成了一种集中又广泛的控制模式。
结构化：沿着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阐释了媒介组织结构与传播参与者之间相互构建的关系。一方面关注社会结构性压力带来的权力控制，另一方面又关注人的能动性的权力对抗，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
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什么都可以变成商品，在市场上售卖：劳动商品化：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生产”环节存在剥削。媒介产业的劳工（包括构思部门和执行部门）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被剥削。这种剥削不断专业化，甚至发展出极端所谓的“科学化的经营管理”即泰勒制/官僚制。
内容商品化：讯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被“商品化”为可以在市场买卖的媒介商品。这是媒介产品的一次售卖，如电影、付费电视等。但大众媒介特殊的地方在于同时还制造了符号和形象，其意义能够塑造人们的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媒介主要是通过生产反映资本家利益的讯息商品，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阶级集团的利益来扩展商品生产的过程。
受众商品化：斯密塞认为，媒介提供音乐、电影、新闻等免费节目，其目的是吸引受众，进行二次售卖。媒介真正的产品是受众，以“收视率”的形式打包卖给广告商并收取广告费，以此获取利润。广告商则将广告费用计入产品成本，在售卖产品时转嫁给顾客。
控制论的商品化：莫斯可认为，广告商在将受众打包卖给广告商时，需要通行的价值判断标准，即收视率。因此电视台需要收集受众的数量、组成、媒介的使用模型等反馈信息，并以此为依据将受众商品卖给广告商，于是成立了收视率调查公司，提供收视率调查服务，将收视率调查商品化了。
米汉认为：“（电视台和广告商）交换的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由于收视率是一种反馈信息，因此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被称为收视率的商品化。
内容商品化＋受众商品化，实际上就是对媒介的基本经营模式：一次售卖+二次售卖的批判说法。在传媒经济学中也会涉及这两个基本经营模式，但是是用正面的ロ吻，而不是批判的ロ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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