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形制、规格相比夏商增加了很多，诸侯国的贵族与君王在去世以后，依然在地下享用身份地位带来的优渥待遇。陪葬品要尽可能的多且贵，毕竟是最后一次挥霍人间的东西，即使是身外之物也要长陪耳畔；墓也要修得高大，怕是比平民的住处还豪华。坟包上的封土亦是有讲究的，代表着墓主生前的等级。
如此看来，葬在绍兴的越王，一人独占一座山的气势，他的高贵与奢华真是令人惊叹了。单看墓道顶用于防潮的木炭，就达到1.65米厚，再想想墓穴填上封土的样子——若非「唯我独尊」，何也？树大招风，这座印山越王陵自然是盗墓者的作案目标，等考古人员发掘时，两个墓室几乎被搬空。但凭借中室仅存的文物，结合史书资料，人们确认它是春秋时期第一座越国王陵，也是迄今发现的最大越王陵，它对粤文化研究有重大意义。
其实这位越王大有作为，越国本是摄乎大国之间的弱地，但这位越王的战术与策略，使得「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气概自当年而起。但，一个诸侯国君王要有多大的功劳，死后才能配得上百十级台阶那么高的山？且不论他是否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算不算奢靡铺张，他的墓葬规格合适吗？
脑中出现四个大字：「礼崩乐坏」。我并不懂各等级人士应该施用怎样的葬仪、搬进怎样的墓，更不敢定论越王的行为属于僭越，但他的墓并不是所有诸侯王里最豪华的。越王墓的浩大工程，只是那个乱世中礼乐失去信服力和约束力的开端。
今天，我在惊叹越王墓的宏伟和其蕴含的科学原理时，同样感到悲哀，我不及孔子万分之一的的高尚，他对礼崩乐坏现象的哀痛来自精神层面，是道德与信仰衰败后的悲绝；而我，则是因为看到了权利膨胀无边的诸侯王与民众间存在的阶级差距。布衣的家，很可能比不上君王的墓穴，而这君王本不应该拥有那样大的墓。多么讽刺的意味。
生前人不如逝者，这种情况在汉代更是普遍。在汉朝，人们对于灵魂的存在深信不疑，于是厚葬这种风俗，随「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永生」的说法传播开。适当注重仪式是一件好事，但走火入魔——比如在父母生前不赡养、父母去世后向墓中堆珍宝的人，真是把「本末倒置」这个词演绎绝了。过分厚葬留下的唯一好处，应该就是便于后代考古学家通过陪葬品看清当年社会全貌了。
越王陵后山，有石板路通向葱茏深处。很窄的道，两旁草叶及腰。
我们和崔老师一起去徐渭的墓园。老师似乎很喜欢徐渭，以前来过越王陵却没去成徐渭墓。墓园在石径的尽头，越王陵的贵气被挡在高高的门槛外。蝉噪林逾静，那些下笔润润的书画恰适合成于此地。
园子的最深处，是徐渭的坟与碑。很惭愧，除了模模糊糊记得读过貌似是这个人写的一首诗，我真的不知道他。
时间很紧，我们的队伍，只在墓前停留了不到半分钟。我还在迟疑于要不要像游学时一样，为这位名家恭敬地三鞠躬，其他人已经在徐渭陈列馆中了。匆匆而过。没有老师在碑前眼含热泪的讲解，没有拜谒的小小仪式，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最终也只是向徐渭墓俯首，以温情致意，然后跟上大家的脚步，去参观陈列馆。我第一次阅读徐渭的人生:怀才不遇，一生坎坷，晚年多次自杀……寥寥几行字，道尽悲情才子一世，简洁而令人触目惊心。
老师很喜欢他与他最有名的作品——的墨葡萄图，评价他为「中国的梵高」时语含激动。我忽然想起他的自传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无言的苦辛从心底蔓延开来，由古到今，孤芳也有千万枝，他们想要互相握一握手，却发现每一朵间都隔着时光的长雾。我和徐渭，从某种层面来说那么相似。并非我自恃清高，体会过的人，总会同病相怜，却毫无用处。
我们又一刻不停地踏上归程。我感到悔恨，为何不早一点从文墨中结识徐渭，而让自己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来到墓园这样最是庄重的地方。
当你不了解长眠的那个人，无论你在碑前怎样的祭拜仪式，你还是和前来参观的游客没有任何区别。激动的老师，即使赶着时间，只在名士墓前驻足半分钟，没有鞠躬与祭文，也是诚恳的拜谒。
这才是拜谒。而我的俯首，只是一边参观，一边做了一个带着游学烙印的、却无灵魂的仪式。
想要重新向徐渭墓致意，然而时间没有给人机会。我们走远了，墓园退回到树影中，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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