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提到杨贵妃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政治权力使父母们“不重生男重生女”。然而对中国的高门大族而言，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聘礼或礼金的原因。
人们重视门第胜过政治，甚至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官员也要支付“非常丰厚”的聘礼才能让他们的儿子与当时高门大姓的崔氏女子联姻。唐朝前半期，帝王一个接一个地抱怨，名门望族尤其是河北四大姓家族要求大量聘礼，而有权势的官员们无不应命。当时高门大姓鄙于和其他阶层通婚，这使得他们能向一些新贵要求高额礼金，而这些新贵也心甘情愿，因为他们想通过和有着持久社会声望的大族结成同盟来获取新的政治、经济权力。
虽然批评者说这些家族在“卖女儿”，但制定高昂的婚姻价格似乎更多是因为这些家族极不情愿与其他阶层通婚，这种不情愿有时不得不屈于他们在经济上已经不再繁荣的事实。在这些情况下，一个适婚年龄的女儿可能是这个家族最大的经济资产。
随着唐朝的覆灭和大族显赫地位的终结，与婚姻相关的财产流动方向发生了逆转。宋代不再是男方家族出大量聘礼给高门大族来交换他们的女儿，而是女方家族开始提供女儿出嫁的嫁妆。这种在婚姻财产方面的转变意味着宋朝女子不再因为能给家族带来巨额聘礼而受到重视，而这也导致她们在跨家族网络的形成中角色重要性的降低。此外，嫁女儿会导致家庭财产遭受巨大损失。长此以往，就导致了上层女子地位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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