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我的视角和发达国家的教训
人的本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思考问题：我口袋的钱，我的资源，我的人脉，我企业的能力，我地区的能力，我国家的能力。西方现代理论都构筑在以“我”为出发点思考问题的基础之上。
“我”包括个人、商户、企业、机构、行业、组织、部门、民族和国家。“我”无论多大，始终都被他人包围。在逻辑上，“我”迟早会输给包围着我的他人，这是万一与风险常伴每个我左右的根源，也是万一风险存在、风险必然发生的根源，还是“我”根本不能控制市场的根源，更是信息不对称的根源。
如上图所示，站在无足轻重的“我”的视角：未来不一定！“我”思考也没啥用。因此，未来是“我”思考的盲区，“我”包括每个以我为出发点思考问题的人。每个人在思维上都无法进入未来，是资本可以统治世界的密码，也是资本被定义为无敌（上帝）的密码。
整个以“我”为思考出发点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实际上都在研究世界的50%，而不是全部，都是研究过去，而非未来。或者说这些理论只有在资本主义价值观体系（以“我”为出发点认知世界）内才成立。只有在某种思维路径与环境中才成立的所谓社会科学，本质是披着科学外衣的神学。把神学当做科学的专家和学者本质是现代宗教的传教士，而不是科学工作者。
西方社会神学正在把发达经济体和人民逼向绝境。在日本加班是从夜晚十点开始计算的，很多人因过劳而死亡，全年因过劳而自杀的案件高达1800起，每天平均超过5起。2004年至2014年日本因过劳而选择自杀的人数增加了十倍。据统计，日本35至39岁的打工族，每月加班超75小时，每天加班超3.5小时。打个比方，若是六点正常下班的话，日本人至少要加班到九点半才能回家，这不是偶尔，而是日日如此。一个调查显示，25676家日本企业，70%的企业每月加班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超过“过劳死”线，超过80小时的有76家，超过100小时的有56家，超过150小时的有18家，离谱的是竟然有5家企业加班时间超过200小时。200个小时相当于一周无休，每天干到凌晨12点。更离谱的是，加班并没有加班费。
在韩国，绝望的年轻人，已经决定不再给父母养老。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能力确实不允许。据韩国《亚洲经济》统计，在韩国每三个人就有一个处于过度劳累状态，内卷程度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韩国人每周工作时长高达62.5个小时，按照每周休1天计算，每天的工作时间也超过10个小时。真的是劳动力不足吗？据相关机构统计，2018年韩国25至29岁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0%。一面是加班，另一面则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韩国的高房价、高物价和养孩子，彻底掏空了每个韩国家庭，也让年轻人开始失去赡养父母的能力，在过去的十五年，韩国年轻人认为应该赡养父母的比例从90%暴跌至37%，不是不想养，而是真的养不起。
在美国，曾经有不少精英曾经认为穷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懒，懒得动手懒得动脑。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名叫芭芭拉·艾瑞克女博士、大学教授、畅销书作家，卧底底层，乔装打扮成一个离异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廉价劳动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底层爬出，而不像其他人那般自甘堕落，“永远四脚朝天，永远捉襟见肘”。
她首先找到一个没有空调、电扇、纱窗，没有活动空间，周围是早已麻木的邻居，房租却需要500美元的破房子容身；之后，在离住宿3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份餐厅服务员的工作，早晨4点45分起床，从早到晚奔走于厨房和大堂中间，除了狼吞虎咽吃个饭草草上个厕所，没有一点休息时间，为了一天19.44美元，除掉房租的16.6美元就只能剩2.84美元。无奈她再找一份兼职，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整个人就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转转，一个月下来除掉生活所必须的开销后，她口袋里却只剩了22美元，连生病做个检查钱都不够。接下来，她找了清洁工的工作，每天出入高档别墅区，在主人的监视下跪着擦地板、刷马桶，一个月除掉基本开销后她也只攒了203美元。最后她在一家大型连锁超市找了份工作，每天长达10小时只需要重复一个机械式的动作，让她目光呆滞、双腿肿胀，大脑一片空白。
几个月的卧底生活，让她终于明白一个跟成功学完全背道而驰的现实：在生存面前，尊严一文不值；在现实之中，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有享不完的福，而如果你在底层就算忙到吐血依旧翻不了身。
这是为什么？站在我的视角，无解！
这是发达经济体深陷内卷和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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