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那倒不一定。不过，他们却往往能给国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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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東西堂主
堂主频道： DXTZ99
我的朋友Jorge。多数中国人都管他叫：乔治。
但实际上，按照西班牙语，他的名字更接近：
对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他只是笑笑：没什么，很多欧洲朋友也叫我乔治，名字并不重要。不过，话虽如此，如果名字被警察点到，可就不那么轻松了。
就在不久前，Jorge去登封少林寺出家做了一阵和尚，也顺便带回一件纪念品—中国传统器械“双节棍”。随即问题来了：这让他一路不时遭遇尴尬。
“有人说是管制刀具，禁止上地铁，并叫来警察。我想如果真有规定，我会遵守”。可他疑惑的表示：“但奇怪的是，同样一些地方却又畅通无阻”。
面对他的困惑，我不知如何讲起。索性反问：据说，西班牙人自由散漫，规则意识没那么强？
“我们的确懒散一些，也没有德国那样严谨缜密，和高度社会化”。不过，“一旦规则形成，大多数人还是会遵守统一的规则。比如过马路等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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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你在少林寺出家的日子吧”，我好奇的说。
“其实也算不上出家，至多只能是个短期培训“。
与Jorge一道的还有很多外国人。如今的少林寺，已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重要品牌之一。每年，都有大批世界各国旅行者慕名而来。至今，很多人一提到中国：首先想到的是”功夫“二字。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的僧人并没有传说的闭关苦修。他们用着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也有人忙于外界应酬。形式虽然保持早晚课等戒律仪轨，但我发现：他们内心其实并不平静“。
提到手机，又是一个印象与事实的偏差。”如今欧洲很多手机仍停留在黑白屏时代，我原以为中国和欧洲一样。但没想到，智能机普及率如此之高。要知道，我和朋友间联络，至今还是短信”。
“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他不由感叹道。
Jorge的父母曾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广州的小巷，至今仍是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印象。然而仅仅二十年时间，这些都被高楼大厦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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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来看，二十年很长了吧”，我这样对他说。
“但在欧洲，二十年可能没有变化”，他这样回答。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十年特殊时期，八零年代开放政策，九零后的治乱之年，零零后加速发展，以及如今的蓬勃路口。Jorge若有所思回忆道“这真的很像欧洲的三十年前，即：1960-1980这二十年。
在那之前的欧洲，无论社会、家庭和文化，也相对传统和保守。但两次大战几乎砸碎了所有人们关于传统的幻想。整个欧洲和美国，经历了一次大反思、大调整。并在科技革命的催化下，加速开放。
战争绞肉机中大量男丁阵亡，加之经济结构的变化，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女性独立地位日益提高；东西冷战、美国越战，人们终日惶恐。自由主义引领下的嬉皮风潮兴起，与之相关的是毒品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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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完成调整与蜕变”。
“东西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变革阶段”。
“我知道，如今中国人富裕起来了。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每年都有大批中国游客抢购。他们关注华丽的商品，以为那是富有的标志。这仿佛让我看到欧洲奢侈品行业最为疯狂的三十年前”。
“经济只是表象，但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积淀，却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Jorge像一个旁观者，回望着远方的家乡“我也知道，很多中国人向往西方的生活，对像我这样的欧美人另眼相看”。
“我还知道，如今中国的网络并没有完全放开。但如果放开，人们会看到正反两面：失业、经济下滑、社会矛盾等等。我们依然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而并非在封闭中臆想那样只有全然美好”。
我们的谈话，像经历一阵疾风暴雨，随后是雨后初晴。而这也正像我与他预想的未来变化趋势：快速发展，会在某一阶段带来社会膨胀。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又会回归理性与传统，舒缓而厚重。
我打趣道，“幸亏我知道你的职业，否则别人会以为你是一位学者”。Jorge摸着他刚刚重新长出短发的光头，笑道：“我只是个来自西班牙的普通医生(doctor）。但我的朋友经常叫我博士（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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