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克·威泽弗德
——————以下摘录——————
蒙古人没有海洋经验
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
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
蒙古士兵护送成吉思汗的遗体回蒙古故乡，并将他秘密安葬。他在故土被匿名安葬，没有一座陵墓，没有一座寺庙，没有一座金字塔，甚至没有一块用来标示其长眠之地的小墓碑。按照蒙古人的信仰，遗体应该在静穆中离去，并不需要一块纪念碑。按照蒙古人的信仰，遗体应该在静穆中离去，并不需要一块纪念碑，因为灵魂已不在那里；灵魂继续活在精神之旗中。
我们想象尊容，却又满脑空白。
蒙古人远不止是屡次侵扰周边较高文明的野蛮人。
成吉思汗的出生地——斡难河边的小山丘。
这些信息大大地影响了我们对成吉思汗战争方式的理解，并影响了我们去认识他是如何将敌对平民视作被驱赶的牲畜，而又如何将敌方士兵视如被追捕的猎物的。
我体会到蒙古人是多么密切地了解他们自己的世界，我始终并完全地相信他们机敏的判断、健壮的体魄和慷慨的帮助。
对蒙古人来说，唯一的上帝就是“长生天”，她延伸四方，无边无际。上帝主宰整个地球；上帝不可能像个囚犯或笼中的动物一样，被禁锢在石室之内，而且与城市居民所说的恰恰相反，他的言语也不能被限定在书本内。
得益于独特的自我控制和专注意志的驱使，这些能力来自于持续不懈、周而复始的实际学习、经验性的适应，以及对此的不断修正。
每个人的气息和独特的体味，被认为是构成了人的心灵的一部分。
“匈”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指人类，他们称匈人的祖先为匈奴，是太阳的子民。。。但他们无法在许多不同部落间维持联系，很快便被他们所征服的文化所同化。
因为草原民众认为人一生挚友一个名字，这一名字的选择包含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一名字赋予这个孩子以个性、命运和定数。
在纵情奔跑的马的眼神里，根本没有驾驭者。
它反映出铁木真从逆境中崛起以及整合各种资源的非凡能力。
蒙古人能在结冰的江面和湖面上纵马飞奔，甚至作战。
在其后的人生之路中，他主要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判断他人，而不再根据他们的血缘纽带。这事草原社会里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观念。
蒙古人坚持万物有灵论，向周遭的圣灵祷告。
不儿罕·合勒敦山周边的领地现在成了蒙古人宇宙观中的圣地，它不仅是地球的中心，也是宇宙的中心。
如果有部族不派人参加忽里台大会，那他们就是不接受被称为可汗的人的统治。可汗就不能生声称统治了他们，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能要求得到可汗的保护。
与大多数成功的统治者一样，成吉思汗知道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所具有的潜在政治意义。
他通过声明察合台是“一个顽固而又心胸狭窄之人”的方式，来解释说这样监视是必需的。
而且他也认识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惯例是多么的有害，草原部落中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是多么的强烈。
成吉思汗试图在整个社会中祛除内部纷争的所有根源。
六年的和平，纵容或者可能鼓励了阴谋诡计和卑鄙的对抗，这些现象威胁到成吉思汗苦心经营的部落统一。
成吉思汗曾摧毁过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一切。
成吉思汗将抢劫视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务。
新奇的物品成为必需品，而每个商队运载的货物则又激起了更多的欲望。他征服得越多，就越需要去征服。
我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请赐予我严正的复仇力量。
蒙古人每经过一座城市，他们身后就很少留下又价值的东西。
尽管蒙古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杀戮，并几乎是将死亡当作一种政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死亡当作是制造恐慌的一种思考方式，然而他们却又以一种影响重大而又令人吃惊的方式，脱离了那个时代的普遍惯例。
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都依凭这些骇人听闻的手段，通过恐怖来统治自己的民众，通过惊骇来打击敌人的信心。
一个被彻底毁灭的城市是无法再次叛乱的。
无论何时，面对巨大的困难或个人痛苦，成吉思汗都会把它集中到战斗中去。去杀戮，而非哀悼。他将痛苦的悲伤转化为一种狂怒，把所有的愤怒倾泻到山谷民众们的头上。
他提醒儿子们说：“要是目标缺乏远见，人就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说支配他人的生活。”
他解释说：“一旦你拥有锦衣玉食、千里良驹和漂亮女人，就很容易忘记你的梦想和目标。”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几乎等于是个奴隶，并且你必将失去所有。’
他不再是一位部落的首领，而今他试图成为一位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所有民众和所有国家的统治者。
他简单地述及成吉思汗“死于盛年之期和荣耀之中，临终时，他劝勉并且指示儿子们要去完成对中华帝国的征服”。
上帝赐予蒙古人——而不是教皇——统治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权力
宗教学者们必须争辩各自信仰和思想的基础，他们不用任何武器，背后也不存在任何统治者和军队的权威，他们只用文字和逻辑去检验自己思想观点的说服力。
在蒙哥汗治下，蒙古帝国的疆域臻至极限，他是最后一个被承认和接纳为整个帝国大汗的成吉思汗子孙。
蒙哥汗发动了第二次蒙古世界战争，可是最终却不了了之，它没有以胜利而告终，也没有以失败而结束；它就像烛光一样摇摇曳曳地熄灭了。
即使是面对失败，阿里不哥的抗辩也显示出其强烈的自尊心，他说：“过去是我们，现在是你们。”
忽必烈具有一种敏锐的战略家天赋，这不仅要有好的构想，而且必须正确的执行之；他运用这些才能来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更重要的是，用它们来实现向南方的扩张。
对于蒙古人来说，法律更是一种化解矛盾、加强统一和保持安定的手段，而不只是判断罪行或实施惩罚的工具。
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里台会议的政务会取代了官僚机构。。。蒙古人还以各种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务会的利用率。对医疗服务不满的病人，可以从医疗界代表和非医疗界的官员代表组成的公务会上得到赔偿；包括从军人到音乐家的各个行业，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用以解决各种争端。。。。这种共享行政管理权的经验再也没有在中国尝试过，直到20世界，共和政体的奠基人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进地方政务会、讨论会、带薪公务员和公民参政等做法。
忽必烈是愿意在中国历史中探根寻源、汲取那些有实用价值的思想和制度的。
他试图找到一张专门的字母表，它能用来书写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他把这个人物交给了藏传佛教的喇嘛八思巴。
蒙古人颠覆了旧的基层行政划分，他们将农民组织起来，以五十家为一个单位，叫做“社”。
忽必烈汗设立公共学校，让所有儿童接受普通教育，包括农民的孩子。在这之前，只有富人才有时间和金钱无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才能一代又一代地维持对文盲的农民阶级的统治。
但蒙古人的成就仍然令人瞩目，因为此外没有一个国家为普及教育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
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国本身。
这样，在1242年至1293年间，蒙古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四场战争标明了蒙古世界的外部边界——波兰、埃及、爪哇和日本。
但这面“精神之旗”却将忽必烈引入了娱乐帝国的怪圈之中，这些娱乐活动毫无意义，又永无休止。蒙古帝国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但是，在建立后刚经过三代人，帝国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任何人都清楚，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已不再引领他的子孙和人民，尽管他们声称是他的追随者。
世界形势出现了和平与繁荣的显著变化，出于对这一现象的公认，后来西方学者把14世纪命名为“蒙古强权下的和平世纪”，或“鞑靼（读音：dada）（Tartars）统治下的和平世纪”
蒙古人拓展维护商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上真正重视商业交流，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部落组织内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财产公有制度，每个宗亲各得一“份子”，即“忽必”（khubi）
蒙古帝国的政治版图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中国、莫卧儿斯坦、波斯和俄罗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互相之间的货物需求。。。共有的经济权益远胜于政治纷争。
经常性的财产分配活动逐渐使蒙古的战争线变成了商业大动脉。
忽必烈汗作出战略性的决定：主要用船把货物运进他的帝国，因为他意识到，水路运输依靠风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陆路运输依靠人力和畜力，他们需要不停地喂养，而且速度慢。
通过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量产品，但他们要依靠商人阶层运输和出售这些陶器。蒙古人从武士变成了食利者，但他们却没有使自己变成商人的能力和显著愿望。
封建统治者总是利用农民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生产粮食、栽培树木、制造工具、纺织布匹，他们几乎不可能为农民去交易。
传统的中华帝国在数个世界的抑商环境下运作。他们边界上的城墙，成为限制贸易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也是保持国家财富完整并将其留在城内的重要手段。。。。商人的地位仅高于盗贼，这是中国文化的偏见，蒙古人直接冲击这种偏见，他们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职员之前，仅次于政府官员。儒家学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们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层下降到社会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仅高于乞丐。。。。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认识到，在某地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另一地就成了异乎寻常和有销售潜能的物品。
历史上大多数政府性帝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被征服地区。。。。于此相比，蒙古人对被其征服地区的践踏要轻得多。
如果一个统治者因”天命授权“而统治人民，那么他就必须显示出划定时间、预测月相盈亏和季节变化的能力，而且，对于提升自己在公众舆论中的威望，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能推测日食和月食的时间。。。。东亚地区使用十二生肖年；而伊斯兰国家采用累年递进的月历，这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波斯人把太阳运行时的昼夜平分点（春分或秋分）作为一年的开始，有些重大事件就是以恒星，或是行星尤其是火星和金星的运行来记录的；欧洲一般使用阳历，但宗教纪年日如大斋节、复活节、主现节等仍以阴历计算，甚至连基督教各派在这些节日的时间安排上都有分歧，所以尽管他们的历法经常调整，但仍无法统一。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显示出一种持久性的普及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臣民，所以他们才会乐意采用和结合各个地方的不同制度。蒙古人在那些地区没有很深的文化优越感，因为他们采用务实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思想意识处理问题。。。蒙古人有能力——至少是暂时地——强制施行技术、农业和知识的国际新规范，它们取代了某个文明的偏爱或成见；如此以来，他们打破当地精英阶层对思想观念的垄断。
在征服过程中，蒙古人不仅使用战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还创造了许多全球文化和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在蒙古帝国终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新的全球文化继续发展，通过几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它变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包含早先蒙古人强调的自由商业、开放交通、知识共享、长期政治策略、宗教共存、国际法则和外交豁免。
虽然没有真正地被蒙古人统治，但在许多方面，欧洲学到了蒙古世界体系中的大部分事务。欧洲人在商业贸易、技术转型和全球觉醒中受益匪浅，而他们却不承受蒙古征服带来的损失。
蒙古帝国靠的不仅仅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基于新观念和新方法，以此来组织安排公共生活，这些观念在欧洲激发出新思维和新实践。蒙古帝国的一般原则——纸币，国家高于教会，宗教信仰自由，外交豁免权和国际法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观念。
早在1620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认识到，欧洲发生的技术变革将会带来重大影响。他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定为三大技术发明，而现代世界就是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比这些发明本身更重要的是，“从此，无数的变革都源自于它们。”。。。。所以这些发明都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传播到西方。
他为人公正，屡交好运。
瘟疫是一种商业传染病。。。。蒙古人需要用活着的跳蚤把疫病传染给城市。这件事情似乎并不可信，不是因为蒙古人不会用那种方式传染疾病，而是因为那种方式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策略。
在丧失军事力量和商业收益这两大优势之后，俄罗斯、中亚、波斯和中东的蒙古人开始寻求新的权力形式和合法性基础，他们与臣民通婚，有意识地接近臣民的语言、宗教和文化。
一场针对少数派如佛教徒和犹太教徒的残酷迫害运动由此开始。成吉思汗帝国的基本原则灰飞烟灭。
蒙古官员最终还是废除这些与蒙古惯例不相容的法律，因为按蒙古惯例，禁止以毁损肉体的方式作为惩罚的手段。
西藏僧侣鼓励用宗教的新方法来修道，而密教主张通过性行为来开悟。
这样一来，蒙古人从1211-1368年对中国的统治，几乎知识一段插曲，仅仅是他们暂住于南方夏季营地的一段插曲。
但是根据大部分人的意见和要求，中国的统一与定都北方紧密相关，因此明朝不得不把朝廷迁到蒙古旧都汗八里。
它往往把矛头对准蒙古人，特别地，把他们看成是那块大陆上一切邪恶或有缺陷事务的象征。
尽管刻画成吉思汗的负面形象，但伏尔泰的真正目标是法国国王，他很惧怕法王，不敢直接批评他，转而以代表一切邪恶势力的蒙古人来影射法国。
对亚洲劣根性进行最恶毒攻击的，不是欧洲的哲学家和艺术家，而是科学家——启蒙运动所孵化出来的新知识分子群体。
不认识到西方的伟大是愚蠢的；但是忘记亚洲的伟大，也同样是愚蠢的。
毫无疑问，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嘴杰出的军事天才和领袖，亚历山大和凯撒在成吉思汗面前显得非常渺小。
或是让他们神秘地消失在历史的黑夜中。
不管蒙古人对苏联攻击他们的英雄是如何的气愤，他们还是非常忠于俄罗斯人的。
历史以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开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种文化为结局。
通过拆除那些使一个个文明隔绝开来的城墙，并将各种文化结合在一起，蒙古军队破坏了周边文明的单一性。
成吉思汗完成任务时就会回到这里，在每一次胜利后，他就到这里歇息休整、恢复元气并整装待发。他改变了世界，但是却不允许他的出生地有任何改变。
这里是蒙古民族的女祖被袭击、绑架和抢走的地方。在她被人从铁木真手中抢走后，这个男孩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他年轻的生命，重新把她夺回。他拯救了她，在余下的生命里，他为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受外敌侵犯而不停征战，即使这意味着他将耗费一生去攻击外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改变了世界，他创造出一个民族。
在金色而暗淡的晚霞中，八个世纪消逝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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