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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仔的出现，让我的童年不再那么的孤独，可当我离开战斗小学的时候，他还在低年级，我就像外出务工人员丢下孩子留守一样依依不舍的离开，我们的相聚，只能伙同着小林哥的相聚，约定在周末的放牛时间，尽管我们曾经向着十善寺结拜立下誓言，可那又如何，分别与重逢，总是对应着漫长与短暂，无法改变。
从小就听爷爷讲镇初中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沿着穿镇而过的国道向北约五百米，向右转入一条专用土路再前行五百米即可到达，站在分叉路口眺望，浅丘正向着远方的高山层层过渡，远处高山林立，有几处山峰好像已经插入云霄，爷爷曾说那是天上落下的北斗星化作的“魁星”，而在临近处有一块凸起的圆顶山丘格外引人注目，像是一顶大官帽扣在山前，学校盖在官帽内，房顶大部分被树木掩盖，偶尔露出几片青瓦红砖，像是镶嵌的顶戴花翎。经过多年的不断挖填，学校在山脚下已约定俗成出一面未完工的大操场，操场正面用青石砌出五米高的堡砍，证实着学校的威严，操场和大门采用青石阶连接，一步一步走上去，像是要戴上官帽，等待魁星点斗。
学校东侧一条溪流蜿蜒在山间，沿着小道下到沟谷内，一面巨大的砂岩石矗立在左岸，因为地下水丰富，岩石常年湿润，表面大部分已风化挂藓，有的地方已长满野瓜藤，瓜藤纵横交错，掩映着石下一股拳头大的泉水，泉水喷涌而出，哗哗作响，像是游龙出水。爷爷曾告诉我，学校的抽水泵就布置在这里，学生喝泉水长大，皮肤白净，细腻光滑，脑子灵光，考试状元频出，独占鳌头。顺流而上，溪流尾部丛林苍翠，鸟鸣幽幽，高山又合围出一座人工水库，水库琉璃千顷，碧波荡漾，好像是盛着魁星手中墨斗流出的文墨，不断补给着下游的河道。尽管镇子河段水体常常腥臭不断，但因为有水库和泉水的补充，枯季河水依然汩汩流淌，常流不断，尽可能的带走污物与恶臭。
我以为又将独行下去，像条死鱼般望着黑板上的分班名单，赵松和燕子去了四班，超哥去了五班，我像确认电报一样数着二班的名单，直到末尾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小梅，我喜极而泣。小梅不知何时来到我的身后，轻轻的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慢慢的转身，看见曾经娇小可爱的她已是亭亭玉立，曾经预示的美丽好像理想一样，全部得以实现。她张开双臂微笑着向我慢慢走来，身高和我已不分上下，略微紧身的卡其色衬衣，配上碎花长裙，是那么的清新淡雅，清秀的脸庞上，额前长发随风飘起，柳叶细眉像是弯弯的月亮，眼睛更是明净清澈，灿若繁星，如此由内而外展现的一颦一笑，像是张开翅膀的天使又一次来到我身边。她轻轻的给了我一个拥抱，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心情激动全身温暖。她说：
“我已等待你多时。”
我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第一堂主题班会是谈理想，表现形式是逐一上台发表演讲，小梅说长大了要当模特，我连模特都不知道是什么，她的同桌褚玲玲说要开店卖衣服，有的要修电视，还有的要当养猪大户，可我却像乡下的土狗一样，不知道说什么，只能怯懦的说：当司机。小梅笑着问：“卡车司机，还是轿车司机？”
“卡车司机吧。”
“为什么？”
“这样可以把你家后山的橘子全部买去。”
“为什么要买橘子，橘子又不是我家的。”她非常的纳闷。
“买来送你，用卡车送。”她笑而不语。
劳动课真的是劳动，修路，平操场，没有背篓用书包，没有锄头用手刨，柳长青是大哥，我们总是围着他转，他脱去外衣，露出小白背心和健硕的手臂，挥舞着锄头，像是受过训练的战士，不停的为我们的背篓装上泥土，我们肩挑背扛，那个约定俗成的操场才得以更加的平整。操场是土路，雨天我们不得不从锅炉房背来煤渣垫出一条条小道，小道像是田间错综复杂的田埂，我们穿着布鞋，小心的走在上面，歪歪斜斜，像是运动员走着平衡木。陈小梅和褚玲玲总是在劳动时受到优待，坐在路口拿着纸笔为我们记着“正”字，我们诚实得像是搬运食物的蚂蚁，毫不懈怠。我们奔跑着凑够“正”字后，就坐在背篓休息，可班级任务还不到一半，班主任又不得不安排一组新的任务，我们又像发动的机器一样，向土堆冲了上去。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如此的热爱劳动，总是不停的向路边的陈小梅和褚玲玲示意为自己记分，也分不清楚是为了向老师表现，还是向记录员展示自己的肌肉。我从不奔跑，慢吞吞地走着，像是受到千金重担的压迫，我也不向陈小梅示意我的经过，但她总是会让我在第七名完成任务。
柳长青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一副拓荒者的模样，站在土堆上指挥着周围的一切。老师说：“挖完这堆土就吃饭。”他却说：“干不完不吃饭。”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感动了老师，也感动了我们，他被封为劳动委员后，以强健的体魄，为班级活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12月26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学校的惯例是篝火晚会，各班集资架起火堆，围绕在操场周围，像是自主研制蓄势待发的火箭，为了让火箭快速燃烧，班主任在柴堆上浇上汽油，等待柳长青火种的到来。柳长青脱掉上衣和裤子，用粽叶挡住私处，戴着报纸糊出的面具，像圣火使者般在主席台“嘿哈”的跳着火把舞，舞毕，使者在校长手中采集火种，在领舞的指挥下，围着操场奋力的奔跑，三圈后，领舞大吼：“散。”柳长青如懵圈的狮子，找不到回家路。周围开始火光冲天，班主任着急得踱着脚，恨不能捡起烟屁股向柴堆扔去。柳长青见火堆都旺了起来，才如醒狮般跑过来，班主任如接待援军的落魄司令，夺过柳长青手中的火把，向柴堆抛去，幸亏有汽油的帮助，火势迅速窜了起来，没有落在最后。众人如释重负，如猴子般围着柳长青“喔喔”得叫了起来，我看见他流着口水呆呆得站在那里，傻傻的笑着。
台上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教导主任高声报幕：“请欣赏大型藏族经典舞蹈《洗衣舞》，表演者：各班精英。”陈小梅和褚玲玲身穿大红百褶长裙，在台下排着队上台。我们蹲在台下，抬头望着台上，张着大口，像是燕子等待母亲喂食。少女们在台上配合着音乐不断得变换队形，我们望穿秋水，陈小梅和褚玲玲好不容易从人群着脱颖而出，从后排变换到前排，她俩叉着腰，挺着胸，跟随节奏扭着肩膀，用屁股的扭动带动裙摆的旋转走到舞台边缘，突然又用手抓着裙摆，像抛绣球一样向我们抛来，我们顿时像刚发情的种猪躁动不安，哇哇大叫起来，而那不断扇动的裙摆，又像是一面面扇子要灭掉我们激动的心情。柳长青吞了吞口水，指着褚玲玲叫道：“我要娶了她。”台上褚玲玲定格亮相，像是回应地唱道：“呀拉索。”
柳长青像是一夜之间就发育完全，我们还在憨憨入睡，他就早起增练长跑，我们用口水抹掉眼屎就赶去上早自习，他却早已用啫喱水把头发定型成透亮的三七开，我们穿着松紧腰，他却是“八一”军用皮带扎着白色背心，再套上迷彩服，感觉他的生活就是军训。他把自己和褚玲玲分在一起劳动，习惯性地脱去外套，露出强健的肌肉，像是要为她开天劈地。褚玲玲说：“跟你一组真辛福。”他高兴得把陈小梅的活也一起干完，感觉像是大户人家管家的儿子为大小姐保驾护航一样。他爆发力不强，耐力却极佳，运动会他总是报完所有中长跑，在一番连续战斗后，最后一项三千米他开始吊着下巴，喘着粗气，像是长途跋涉的野狗，脚步歪斜，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眼看他即将被超越，大家开始着急起来，为了他中长跑的大满贯，也为了班级的荣誉，我迅速拉起褚玲玲跑到终点，端着水杯大声呼喊加油，他像是沉睡的豹子看到了小绵羊，疯狂的冲过终点，抱起褚玲玲哭了起来，褚玲玲吓得也哭了起来。
褚玲玲如受惊的小绵羊，与陈小梅形影不离，柳长青如被解雇的落魄管家，生活瞬间没有了努力的方向，而我像一个邮筒，被投递了各路信息。
柳长青说：“我要成为养猪大户，再娶她。”
褚玲玲说：“让养猪的滚远点，再骚扰就告老师。”
陈小梅说：“养猪大户配服装店老板娘，不愁吃不愁穿，天作之合。”
我与柳长青友谊的建立，确实是因为他喜欢褚玲玲给我带来了诸多麻烦，尽管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喜欢。他曾在床头兴奋过度，鲤鱼打挺震塌高低床，我们慌忙地扶起他，他下体依旧顶着裤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妈的，又梦见褚玲玲。”他让我告诉陈小梅，再让陈小梅转告褚玲玲，他是如何得热爱劳动，如何玩转耕耙渔樵，感觉他要用自己的朴实把织女引出天庭。我并没有转达，因为我以为褚玲玲像是管理者，面对劳动者，她只想建立雇佣关系，没有爱情可言。他曾从我的劳动表现判断出我具备超强的耐力，便怂恿我参加一千米长跑，我身材圆滚，哪能受得起如此挑战，便多次拒绝，他不肯放弃，坚信我是长跑的好苗子，便拖着我在他亲手挑出的操场训练，我跟着他，起初他像是牵着一头刚买回的小猪，乱叫还不肯走；后来他像是一头母猪引出一只小猪，偶尔小猪还能冲在母猪的前面。为了让我能拿下一千米冠军，他特意放弃了那次运动会一千米的报名，为此，我永远欠他一个大满贯。
我不知道朴实意味着什么，但柳长青的朴实却是让我无法拒绝，尽管我们在对待褚玲玲的态度上有过不少分歧，但他执着坚定的态度，终归是我应当学习的，毕竟我和陈小梅再次相遇时，我还是那么的手足无措。
我偶尔能在校园里遇见燕子，她说她偶尔也能够遇见陈小梅，也不知是分别太久，还是平台不同造成的见识差距，她们见面也只是寒暄几句，我有些诧异，昔日的好友就这样形同陌路。我明白我们一直都在努力追赶，再次相遇时好似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我们根本没有学会抢跑技能，又怎么可能追上已经远去的她们，或许我们只能强忍着锻炼耐力，去弥补起跑的差距，就像柳长青倾尽全力扑向终点的褚玲玲一样，可即使达到终点又能怎样，她与他，她与我，还是小姐与管家的区别，这是原生，无法改变。
张小楠是陈小梅的表哥，初中毕业待业在家，被父母多次唠叨后，曾外出闯荡一年，可能年纪太小，工地砖搬不动，钢筋弄不弯，几经辗转去到广东，以为可以凭借聪明的头脑大展拳脚，可无论怎样折腾，依然摆脱不了父母的救济。一天他父母接到广州某派出所电话，要尽快去领人，从未有过远行的父母心急如焚，便委托陈国华南下寻人，陈国华乘火车一天一夜，又在城里寻了一天派出所，才从干警手中把他接回家，他回到家睡了三天三夜，最终用蚊香在手腕上烫出一个“忍”字，又做回了小镇青年。
张小楠的父亲在镇上收药材，屋子里堆满了黄根、艾草和土人参，张小楠时常像巨型人参一样躺在药材上一动不动，只有屋里的存货被全部卖掉后，空荡的屋子才能显现他的存在。突然有一天，他猛得从药材上翻下来，跪在他父亲面前，要求父亲把屋子让给他，他父亲哪能受得了如此大礼，便二话不说，清空所有货物，把钥匙交给了他。他清扫屋子，刷掉发霉的墙壁，买了几排长凳，门口挂上红幕，拖出自己从广州带回的编织袋，拿出一台VCD和一袋光盘，开启了镇上第一家录像厅。
录像厅生意异常火爆，我曾在周末随陈小梅和褚玲玲去过几次，都是座无虚席，尽管带回的的光碟放了一遍又一遍。因为陈小梅的关系，褚玲玲跟张小楠也变得异常熟络，忙时还在店里帮着卖票，端茶倒水。我也曾发现褚玲玲单独去到店里，再由张小楠骑着摩托车把她送至学校。我不太喜欢那种局促压抑的录像厅，感觉在那个红色幕布之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每次路过总是感觉神秘而又敬而远之。
有个周日，我和柳长青在回校路上撞见，因为背着半个月的物资，又走了二十几里山路，便在学校东侧的溪沟边驻足休息，打算喝口泉水，洗把脸再进学校。我们坐在那块壁立千仞的岩石下，仰望天空，阳光透过树叶落在脸上，又不得不闭上双眼，张开双臂，慢慢的举过头顶，像是吸收天地的能量。柳长青闭着眼，像是佛陀，说：“你要不要再练练三千米长跑。”
我说：“那你岂不是又要少一个冠军。”
他抱住头，顺势躺在草地上，说：“我不怕，养猪大户不需要那么多冠军。”
我说：“司机也不需要冠军。”
他反驳道：“你太文弱，需要超强的体力，去追赶下一段旅程，我希望你能开上小汽车。”正在这时，对面公路飙来一辆“嘉陵60”，急停在操场边。我打趣道：“摩托车算不算？”
谁知他看着摩托车，却猛地站起身，吼道：“算个球。”
我又不得不向摩托车望去，看见褚玲玲正从后座下来，蹦跳着向校门走去，而张小楠望着褚玲玲跨入校门后，猛地轰了一脚油门，反方向扬长而去。
柳长青像是被挑逗的公牛，丢下背篓，拽着拳头就追了出去，我挎起自己的背包，又提着他的背篓，一瘸一拐地追着，像是离别的母亲喊着：“等等我……等等我……”也不知他何时偷练了爆发力，等我爬上操场，他早已消失在公路尽头。我怕他闯出什么祸事，就去五班宿舍找超哥，谁知超哥正和赵松聊着古惑仔，听说要去录像厅寻柳长青，他们便毫不迟疑的和我一起向镇上跑去。
学校到录像厅估摸着一公里，我一口气便轻松到达，超哥和赵松像是吸了鸦片，捂着胸口，气喘如牛，好一阵才歪斜着跟到我身后，我们三人停在街对面，像是去拯救陈浩南的山鸡部队。我们看见柳长青站在录像厅门口迟迟没有进入，有些不解的靠过去，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摩托车不在。”超哥吼道：“管他妈的，进去看录像等他。”
赵松兴奋的掀开红幕，像是迎接贵宾将我们放了进去，因为不是赶街日，屋内没有宾客，电视上正暂停着《古惑仔之只手遮天》，超哥像是常客招呼着我们坐下，在VCD上按下开始健，音响便咣咣的响了起来。柳长青哪能坐得住，像是侦探一样发现了电视后侧的暗门，我好奇的跟过去，打开，发现门后镜像出跟前厅一摸一样的内厅，内厅的VCD上摆放着包装香艳的《玉蒲团》与《金瓶梅》，像是一股强大的权利诱惑着我们不要离去。超哥看到我们的窘境，嬉皮笑脸的指着门口用毛笔写的歪斜小字，叫道：“未成年不得入内，没看见吗？”我们这才迅速关上门，退了出来。外厅98分钟的电影，山鸡已完成对陈浩南的拯救，可张小楠依旧没有回来，柳长青随手扯出一张卫生纸写道：“下周放假，泉水见。”并掏出四元钱，一起压在了VCD下。
学校规定的是双周放假，十二天的连续学习累就跟长跑一样，连我都忘了那个约定。放假那天，因为我第一个完成岳阳楼记的背诵，班主任下圣旨般让我守着全班，完成背诵者才准许回家，我被众人包围着抽背，谁也没有在意柳长青的离开，包括还在座位上苦背文言文的陈小梅和褚玲玲。下午四时许，柳长青进了医院，感觉学校的每个成年人都很着急，而我们还在背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班主任组织我们捐款，我们又是等到下一个双周末才有机会去医院看他，可他又转去了县医院，后来又听说去了市医院，他就像伤病的运动员，在医疗平台上越走越远，而我们根本无法抵达，直到半年后，他才一瘸一拐的回来，他在班级的角落默默呆了一周，就又请假回家，再也没有回来过，直到初中毕业，在他父亲的哀求下，班主任为他颁发了毕业证。
在他治腿的那半年里，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录像厅早已停业，据说为了给柳长青医腿，张小楠父亲把屋子变卖给了隔壁的卖菜阿姨，而张小南又南下去了广东。柳长青辍学后，我和陈小梅曾去他家看望他，陈小梅问他为什么要辍学，他说：“我的理想是养猪大户，不需要那么努力的学习。”我们没有谈起那个曾经被我忘记的约定，也没有谈起他如何摔断了腿，但我知道他单枪匹马和张小楠赴约，注定是失败的，也知道他辍学的重要原因是：不想见到褚玲玲，而褚玲玲什么也不知道。
又过了三年，我要去很远的地方读大学，需要去镇上买双皮鞋充充场面，我路过曾经的录像厅，发现门头已挂上了一副新的招牌，上面写着“常清鞋店”，像是一间擦补鞋店，又好像同时卖着新鞋，就走了进去，我大声招呼老板，柳长青便从曾经的暗门瘸着走了出来，这一次好像比三年前瘸得更深，走起路来整个人都好像要向半边倒去。我们寒暄了几句，他说骨头坏死，又截了一段。我选了一双皮鞋，问他多少钱，他说：“为了你不越走越远，打个对折吧。”我付完钱准备离去，他又说：“三千米，坚持下去，你一定能开上小汽车。”
又过了十五年，我开着小车回老家过春节，路过常清鞋店，可店又改成了菜场，我失望着离开。回城的路上，村委会招商新盖的猪厂矗立在路边，本就对养猪颇感好奇的我，便把车拐了过去，猪场铁门紧闭，门卫房内坐着一位青年，见我停下车，便艰难的起身，取过靠在桌旁的拐杖，跨出房门问道：“你找谁？”
我听出那是一个熟悉的声音，眼眶湿润的望着他说：“我就找你！”
我下车去到屋内，他激动的说：“你开上了小汽车。”
我沉默不语，只是呆呆的看着他空荡的右腿，他见我很是疑惑，便微笑着，满不在乎说：“又感染就截掉了，现在挺好，一了百了。”这次的他感觉很是云淡风轻，好像已经扫除了昔日的阴霾，变得豁达起来。
他还坦然地告诉我，那年他偷跑出教室，在泉水旁那个巨大的砂岩石上和张小楠见面，张小楠带了两个小弟，他突然紧张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可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可能临阵退缩，便警告张小楠：
“你不要毒害褚玲玲，她还是学生。”
“你是他什么人，有权警告我？”张小楠不解的反问。
“我是他同学。”
“同学？我看是你情人吧。”便哈哈大笑起来。
他脸红脖子粗，有些着急的吼道：“你是藏污纳垢的毒虫。”几人便在骂骂咧咧中推搡起来，他寡不敌众，连连败退，因为巨石边长满青苔，脚一滑，便掉了下去。
他还告诉我，这座猪厂是张小楠的投资，他现在是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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