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我们家乡东山铜陵顶街“张公祠”，记载着一位张氏为捕杀大沟里的巨蟒而与巨蟒同归于尽、为民除害的传说；本文要叙说的，则是当代另一位乡贤李氏，从事两栖爬行动物研究获得丰硕科研成果、为民造福的“捕蛇者”。他们在不同时期书写了不同版本的《捕蛇者说》。
在老同学李德仪家见到一张照片：在一座日本的花圃里，一条巨大的蟒蛇缠着一位似曾相识的中年人的脖子，让人望而生畏。然而，中年人身穿白色衬衫，相机挎在胸前，左手抓着蛇头，右手握着蛇尾，眯着眼，脸带微笑，人与蛇和睦相处，丝毫没有恐惧或惶惑，神情倒是十分满足。德仪告诉我，照片中就是他的同胞哥哥、从我们家乡东山铜陵走出去的著名两栖爬行动物学专家、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理事长李德俊。
这帧照片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李德俊，一个久违而熟悉的名字。他是我大哥的同学，我同学的哥哥啊。这副眯着双眼笑容可亲的表情我太熟悉啦。我哥的初中同学中，德俊兄最常到我们家玩，那时我才10岁左右。60多年前，他眯着双眼爱抚我的脑袋的可亲形象仿佛就在眼前。照片唤起了我对生活在他乡60多年的德俊大哥的思念。
德仪告诉我，德俊兄从厦门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几十年从事科研，成为两栖爬行动物研究专家，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理事长，身上的蟒蛇是他采集的标本。这使我立即解除了刚见到照片时的迷惑。过了几天，我很快挂通了远在贵州遵义的德俊兄的电话，又听到了德俊兄亲切的声音，并很快从德仪处获得了不少关于德俊兄的资料，由此产生了探索德俊兄生平和事业成就的强烈冲动。
李德俊上大学就读于厦门大学生物学系，工作分配在大连医学院，直到1966年。说来幸运，从东山来到厦门，再从厦门来到大连，还有什么比30年生活在三处风光秀美的海滨更惬意，更令人心醉的呢？然而，人生就是如此难料——成就他的事业的，却是远离海滨，自愿奔波于深山密林、荒郊野外，在人生的行囊里收获满满。
笔者发现，德俊兄在人生的道路上，时时面临着决定命运的多次选择。（恕我不敬，为行文方便，下文有时直称“德俊”）
传 承
民国二十五年（1936）冬月，“李德俊”三个字，伴随着浓浓的墨香，写进了福建东山铜陵镇望族李姓“福成”大家庭的家谱。他的祖父李祥德，生于清咸丰年间，成长于同治、光绪、宣统、直至民国初年。青少年时，身体魁梧，手脚健壮，声音洪亮，两眼炯炯有神，可是家境贫寒，十几岁就跟随其父（德俊的曾祖）在码头上当搬运工。可这祥德公从小不甘平庸，闲时喜欢习武练拳，舞弄刀枪剑戟，于是练就拳术武艺样样精通。由此，后来被当局聘为“演武亭”教头，一时声名显赫。他曾经奉命随军带营伍兵勇驻守台湾三年，期满后回乡，家庭生活日渐安定，子女也逐渐长大成人。祥德公一边劝老父辞去码头搬运工重活，一边赋闲在家颐养天年，全力教育培养四男二女。
李祥德的四位儿子转眼长大成人，他们不负祖望，齐心合力，开始经营柴炭小本生意，逐渐积累资金，继而拓展经营粮油，兼营南北货运。随之，创办“新福成”商号，经过十多年的成功经营，“新福成”旗下，在陆上开设花生榨油坊；海上，则购置运输船专营粮油和货运，穿行于汕头、厦门一带。由于笃守信誉，经营有方，弟兄同心协力又分工明确，各负其责，逐渐生意兴隆。“新福成”迅速发展，一二十年间，曾拥有福东茂、福源、福源昌、永建等商行，购置胜发、福海、福兴、东陵、青州、福星、广陵、广平、有福等货轮，海运涵盖了汕头、厦门广阔的海域。“福成”一跃而成为当时东山最具影响力的贸易、海运企业。至此，“福成”成为当之无愧的东山显赫望族。福成家致富不忘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为了长期从事慈善事业，专门成立了“东安善堂”。李祥德的长子李习甫责无旁贷担任首任堂长、理事长，深受乡人广泛的拥戴、赞誉，“东安善堂”的影响至今仍在乡间延续。
德俊的父亲李济川排行老二，在家族中分工常驻汕头，担任货物和船只调度的重要工作。他天生聪颖、勤奋好学、兢兢业业，把调度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航运业由此蒸蒸日上。德俊兄从小耳濡目染，打下了踏实肯干的思想基础和行为风范。
1930年，福成家在铜陵顶街铜山古城西门近处，建了一座水泥和杉木混合结构的新楼房。几十年中，李家遵从“福德思绵长，宁静而致远”的家训，始终坚守大家族合居，在这一座楼，大家庭曾经发展到60多人，几乎没有闲余的空间。全家族少长咸集，亲情交融，和睦共处，互相帮助，显示了非常优秀的家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动荡乱世的上世纪30年代，福成家族的厄运从天而降，接踵而至。1932年一场瘟疫，五天内夺去了李祥德两位儿媳的性命，1933年祥德公逝世，1934年，李祥德的三子操劳过度罹疾而逝，年仅44岁。一时间乌云笼罩着福成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海上被封锁，海运被迫停业，陆上经贸也几近歇业。1939年农历7月15日，一颗罪恶的日寇炸弹正炸中福成楼的屋顶，把大楼屋顶炸开一个大洞，福成楼夷为废墟。李祥德的三媳姚玉花受到惊吓，惊恐万分，不能自持，寝食不安，两天后就去世了。
经过如此重创的“福成”家族，没有倒下，兄弟们用顽强的意志，以“福成楼”的修复为起点，奋力撑起残存的家业，希望重整昔日雄风。然而，1949年，刚刚初修的福成楼却被败退南下的国民党58师强行占据为师部。也就是在这座楼，58师师长洪伟达在逃往台湾前夕，发布了在全县抓壮丁的命令，抓走全县4000多名壮丁，使铜钵村成了“寡妇村”，制造了一出出妻离子散的旷古悲剧。
德仪还回忆了他少年时亲眼所见的情景：他曾见到国民党军队到处搜刮民众钱财，士兵们把抢夺来的大量白银堆放在福成楼，然后一封一封打包运往海边上船。福成家的德岚、德延、德鑫、德贤、德瑞等年轻人，先后被国民党兵无端抓去做人质，要挟福成家用钱财赎身。其时，福成的经济已经十分拮据，不少家眷变卖了仅有的一点首饰才把人赎回。李德纬乘乱逃到云霄，参加了中共东山县工委在云霄举办的青干班，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教育后，加入革命队伍解放东山，先后在东山县教育科等单位工作。
东山解放后，“福成楼”回归了李家，经历了磨难的福成家有过短暂的安定。正欲逐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1951年初，仅存的运输船“有福”轮从汕头运货至厦门，途径浯屿海面，浓雾弥漫，未能前行，暂泊浯屿港，突然遭到金门军舰截袭，人、船，连同货物全都被国民党军队劫持，损失极其惨重。家业轰然坍塌，一夜之间，福成望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于是，福成大家族各房头只好分崩离析，各奔西东，自谋生路。如今，福成楼成为了东山百年历史的见证。
出身虽然无法选择，而李德俊在人生的初始阶段，爷爷的传奇故事启迪了他形成自强不息的性格，父辈的创业史让他懂得勤奋的意义，“福成”的兴衰史使他对社会有了足够的认识，人间的生死别离告诉了他生命的珍贵，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教育了他国家需要富强。所有这一切在少年德俊兄的脑海里一一烙下深深的印记。爷爷李祥德，孙子李德俊以及德俊的所有兄弟皆以“德”字命名，并不避讳。这“德”字是先辈传承下来的“德”，是先辈唤起他演绎李氏家族再次辉煌的期待，也成为了德俊兄人生奋斗的指南。
求 学
少年时代的德俊兄，虽家境贫寒，但父辈阅历丰富，加上德俊兄的懂事和聪慧，深刻知晓读书对人生的重要意义。
父辈看到德俊的聪慧，即使含辛茹苦也要培养他读书。从“福成楼”到关帝庙东山中学旧校舍，800米石板路，留下了德俊少年苦读的脚印。笔者从父兄的谈吐中得知，德俊兄中学时期就是一位品学兼优、学范初显的热血青年。1952年德俊初中毕业，可是，当时东山没有高中教育，初中毕业已是东山的最高学历了。初中毕业后，是到社会寻职谋生，还是增添家庭的开支到云霄、漳州、厦门念高中，继续接受教育？艰难的选择难倒了全家人。
多少困惑，多少忧虑，多少不眠之夜，他们毕业班的同学，都在各自根据自己家庭的状况苦苦寻思各自的选择。笔者隐约记得，因为德俊兄与我大哥同班，1952年暑假他们来家里玩的时候谈论最多的就是各自的升学与否问题。
有一天晚上，德俊照例来到家父的小诊所，说他父母已经表态，即使是砸锅卖铁，甚至把家里的眠床卖掉，也要供他升学!于是，德俊铭记长辈的期望，胸怀为家庭争光的愿望，顺利考入了漳州“心源中学”（漳州二中前身），继续他的高中学业。他的父亲没有动用经营资金，毅然卖掉眠床供他当路费。此后胞兄李德谦每月寄给他5元的零用钱。德俊入校后废寝忘食刻苦学习，用品学兼优的成绩回报亲人们，因而享受了学校对于优秀学生放发的助学金。他靠着包括胞哥在内的亲人们的资助，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
1955年，德俊以优异的成绩被厦门大学生物学系录取，成为了当年东山寥寥无几的大学生之一。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厦门这座美丽的城市，昨天是家族父辈海运业的扬帆港口，今天则是后辈在学识的海洋里扬帆前行的求学起航之地。崇尚科学救国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历史悠久，为国家培养了许多知识精英、栋梁之才。德俊兄就读厦门大学时，正是《资本论》的翻译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任校长。这也许就是一种预示。在传统爱国情怀非常执着和学术氛围十分浓厚的校园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营养。寒窗四年的苦读，他完成了大学的专业学习，怀揣着自己的理想告别了厦大，走向社会，走向为科学探索的征途。
选 择
1959年秋天，德俊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连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任教。一位怀着炽热的心，初出茅庐徜徉在学识海洋里的科技工作者，在大连医学院，他又收获了另一份幸运——他遇到了一位可敬的良师，他师从全国知名生物学家伍律先生。在伍律教授的带领下，他参加蛇岛的科研项目课题，初探蛇类奥秘。事有必然，这恰恰决定了德俊终生事业，德俊日后的卓著成就由此而始！德俊兄踌躇满志，立下了为爬行动物科学研究奋斗终生的志向选择。
德俊在大连的又一件美事则是，1961年夏天，他被选调到辽宁医科大学为毕业生批改毕业考卷。在专业交流中，德俊邂逅医大口腔科毕业生、美丽贤淑的辽宁姑娘刘福荣，共同的专业志向和生活理念使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不久，即结为夫妻，几十年恩爱有加（后来刘福荣晋升为副教授）。
福地居住、专业合意、名师引导、婚姻美满。一个人在人生起步阶段能有此幸运，怎不让人欢愉？德俊兄经历了十年春风得意的人生坦途。
1966年，国务院决定大连医学院南迁贵州遵义，支援三线建设。这是德俊兄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就生活和工作环境而言，遵义无疑要比大连艰苦得多。然而，如同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往往预示着日后的丰收。落后、很少有人光顾的深山，蕴藏着不尽的宝藏，正需要有识之士前去探索、发现、开发，也正是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何况是国家的需要呀！没有太多的考虑，他便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舒适的大连，奔赴生活艰苦的遵义，选择为中国两栖爬行动物科学的发展贡献力量。这样的选择也展现了德俊兄对科学的崇尚和对人生事业追求的崇高信念。学校南迁到了遵义，选址在遵义郊区一片荒芜的山地。全校教师一边参与建校，一边教学、科研，在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困难的生活条件下，德俊兄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学研究上，在繁忙的工作中历练自己。
这一走，至今整整50个春秋。
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大连医学院复办。贵州省委据此同意遵义医学院部分原大连医学院人员调回大连工作。遵义医学院里人心动荡不安。德俊心里也难免荡起了阵阵波澜。他的爱人娘家在辽宁，大连方面已经为他办好了各项调动手续，并安排了一套面向大海的3室住房，调回似乎顺理成章。
可是德俊的耳畔又响起了院领导真诚殷切的话：“留下吧，遵医需要你！”说实在话，德俊对遵医确有多少眷恋，他的多少研究成果是在遵医完成的，无论与遵医、与课题、与同事们、与大家一起创建起来的生物教研室都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缘分难解啊。
此时，遵医又面临着严酷的现实：眼前，自从大连直到遵义始终带领他们的导师、国内著名生物学家伍律教授已经逝世；大连来的大部分老教师陆续北调，遵医元气大伤啊；整个教研室除了他，余下1980年代毕业的几位年轻教师，还需要历练；人手不足，连生物课都面临开课困难的境地。“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能走吗？”德俊心里不能平静，熬过了多少个难眠的夜晚。
终于，一贯勇于担当的品格战胜了他的犹豫。第二天他毅然对院领导表态：“我留下吧，我的事业在贵州！”回到家里他对爱妻刘福荣说：“留下吧，我们的事业在贵州。”科技人员的心是共通的，刘老师理解德俊的选择，支持德俊这个决定。他又放开脚步跋涉在贵州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
别 离
然而，谁知道在德俊的生活经历中也有悲伤，也有隐痛。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波折，经历了他与两位亲人的别离，让人潸然泪下。
1981年6月，雷公山山泉像银链一样挂在峭壁，峡谷里发出醉人的幽香……这正是捕捉收集两栖动物标本的大好机会。短短几天，德俊和同事们采集到了几百号标本，他兴高采烈，喜不自禁，带着“战利品”，风尘仆仆离开锦屏县，刚刚入住剑河县宾馆。“长途电话，遵义医学院的同志接电话。”刚住下，宾馆的服务员传话声音有点异样。接电话的郑建州回来喃喃地对老李说：“学校保卫科来电话，要您赶快回去，家里有点事。”建州脸色铁青，分明还有隐衷。“回去？”德俊似乎生气了，“这时候能回去吗？不回！”建州才说了半句实情：“你爱人和孩子遇上了车祸。”德俊兄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妙。回到医学院，院领导紧紧握住德俊的双手，告诉他14岁的儿子涛涛遇难的噩耗和爱人受重伤的消息！ “不！这不会是真的！”吼过一声，德俊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脚回到家里，屋里空荡荡，没有了妻子和孩子的笑声。他与建州相视无言。
良久，德俊红着眼对建州说：“回剑河去吧。”口气沉重而坚定，不容辩驳，建州素知有“工作狂”之称的老师的脾气，只好无力地安慰了几句。他知道，回到剑河就是对老师的最大安慰。
这一幕，不禁使笔者回忆起家乡另一位乡贤马兆麟处变不惊的往事。马兆麟之子，被誉为“闽南第一才子”的马徵祥，不幸于37岁突然逝世。健在的老父亲得知噩耗时正在家中独操胡琴，初听惊愕，旋即仍继续他那幽咽的琴声，把悲伤融进乐曲。曲终，才淡淡地说：“就当他去留洋吧。” 这种化波澜为超脱的胸襟是何等深沉！
又是一个金秋的黄昏，烛光明亮、温馨。德俊在家里端起一杯葡萄酒，送到曾经受过惊吓，重伤初愈，为他担当过多少风浪的妻子刘福荣面前：“小刘，敬你一杯。”尽管福荣已人到中年，老师仍改不了这“小”字的称了，第一次为你庆祝生日。生日快乐！” 他把对妻子的内疚，对生活的不公全部揉进呼，“几十年了杯中和这简短的话语里，他深知他的妻子听得懂。
······
过了2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正当德俊在大连医学院完成讲学任务即将返回遵义时，一纸“母病危，速回”的电报，再一次激起了德俊的思念之情。母亲曾经为了儿子升学，卖掉了眠床，清苦地过了一辈子啊，自己却因为工作太忙又身在异地，未能时时在家伺候母亲，他感到有愧呀。不管多忙，这一次他立即匆忙赶回家乡。“阿俊，你回来了。”虚弱已极的母亲伸出双手挣扎着说。
他在家中照料了几天。或许是儿子床前的温馨陪伴，或许是见到了儿子的心情激动，德俊的到来使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家中这些天笼罩的阴云透出了一缕和熙的阳光。几天后，德俊又来到母亲床前守候多时。母子相对无言，德俊心中的话迟迟难以启口。他看到母亲的身体有所起色，心里又一刻也没放下遵义那边的工作。终于开口：“妈，你身体好些了。原谅你儿子工作比较忙，我先回单位，过几天再来看你，孩儿不孝了。”母亲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去吧，处理完公事才回来，啊。”做母亲的也理解德俊。
他回到遵义上班后的几天，就收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他满怀悲痛，立即回乡送母亲最后一程。虽没有耽误工作和事业，母亲“处理完公事才回来”的期待，却等来了未能亲见的永别的相送。德俊兄为“忠孝不能两全”感到深深的遗憾，心中始终愧疚难平。
硕 果
几十年来，德俊兄的汗水撒遍了贵州境内的崇山峻岭，用脚步丈量了贵州的六个地级市、三个自治州和五十六个县的山山水水。他和同事们搜集到的贵州鱼类标本6000余号，建立了贵州省最大的鱼类标本室；两栖动物标本12000余号，爬行类动物标本7000余号，所建的几个标本室成为贵州省冷血脊椎动物研究的基础基地。他参加了贵州省梵净山、雷公山、草海等8个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先后在各级科技期刊上发表论文50多篇，科普文章6篇，主持或参与了《贵州爬行动物志》、《贵州鱼类志》、《贵州珍稀动物》、《中国蛇类志》、《中国蜥蜴类志》、《中国两栖类志》等著作的编写，具有独创性、唯一性、价值较高的论著总字数达60多万字，为贵州省乃至全国两栖爬行动物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他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林业部、环保部、农业部及贵州省的科委进步奖，得到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他先后受邀在广州、北京、日本等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他的科研成就受到了国际上同行的赞誉。1988年接受日本京都大学的邀请作特别学术演讲，又在日本冲绳学术报告会上作报告。随着德俊兄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上的不断扩大， 1996年他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录入《国际有成就专家》和《国际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由于德俊兄在国际国内两栖爬行动物科学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研究工作硕果累累，对促进我国两栖爬行动物科学的发展贡献突出，当选了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理事长。
在几十年的高校教书育人，他教授了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他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生物学研究人才。他经常受邀在全国各地去讲课讲学、参与硕士生论文答辩及评审。在贵州省的科学事务中，他担任省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还是贵州省科技成果鉴定的专家。我们可以从他获得的荣誉中看到了他为遵义医学院，为贵州和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87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8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1990年被评为贵州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国家科委授予全国高等学校科技先进工作者，获“金马奖”，先后被评为贵州省先进教师、科技战线先进工作者、“四化建设标兵”、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德俊兄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享受70岁退休的待遇。然而他却退而不休，在遵义医学院仍担任专家督导组组长，虽然眼力已经不济，仍手不释卷。他始终为人师表，甘当人梯，为青年教师的成长竭尽全力。
近日，德俊兄回到家乡，我趁此机会前去看望他。面前的长者虽腿脚有些不便，见我来访，顿时十分兴奋，精神矍铄，又泡茶又侃侃而谈。谈起他的科研成就，他仅淡然一笑。谈话内容更多的倒是谈过去，谈今天，谈将来；我们谈家事，谈乡事，谈国事，什么都谈：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不变的乡音！ 2017年2月
铜山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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