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对冲基金的交易员来说，Edge是指给予他们优于其他投资者的信息。在华尔街，足以影响到市场波动的内幕信息被称为“Black Edge”，是最有价值的。Black Edge就像专业自行车赛中使用兴奋剂或是职业棒球赛使用类固醇，以此进行交易是非法的。2006年，美国SEC、FBI以及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华尔街掀起一轮追查内幕交易，其最终目标是对冲基金SAC资本的Steven Cohen。《Black Edge》就讲述了这一个侦探故事。有说Cohen是美剧《Billions》主角对冲基金大亨鲍比·阿克塞尔罗德在现实世界中的原型。
对冲基金为新一代华尔街创新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他们进行创新的首要目的，旨在找到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更为激进赌注的途径。在这方面，Cohen是领军人物。如果说有人将对冲基金推上神坛，此人必是Cohen。不同于乔治·索罗斯和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他的对冲基金投资不是基于对任何战略的充分把握，也不是因赌注全球经济趋势或预测到房地产市场下跌而闻名。他对市场将如何变化似乎有着一种直觉的感观力，采取快进快出的交易方式，每天进行大量的交易。在近20年的经营里，其基金年均收益率达到30%，至2012年其基金规模达到了150亿美元。Cohen在华尔街神一般地存在。
政府历时十年，围笼打虎，目的是想将Cohen送进监狱。其结果是Cohen被处以金融犯罪有史以来最大的罚款18亿美元，其SAC被关闭，几位前雇员因内幕交易入狱。而其本人未遭牢狱之灾，从危机走出来，仍是全球最富有之一。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华尔街Too Big To Jail的问题。面对华尔街的白领犯罪，政府机构作为公诉方无论是财力还是专业知识都显得力不从心。这可从双方对峙的谈判桌上可见一斑。代表Cohen方的是两位银发、从业达30年的专业律师Klotz和Kramer，他们俩都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相对来说，他们经验更丰富，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金主似乎有着无限的财力支持。而代表政府的公诉方是几个年轻人，他们聪明、勤奋。如果不在SEC工作，他们较好的出路就是去做对方律师的助手。还有不能忽略的一点，金融业发展的复杂程度几乎完全超出监管者和执法者掌握的范围。华尔街最成功的企业总是领跑者，每次看上去法律好像是跟上了步伐，但常常又被他们甩得更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创新、管制、再创新、再管制”螺旋式上升，这是金融业发展的常态，不足为奇。有一种判断说，自垃圾债券大王迈克·米尔肯之后，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于意愿缺乏或专业的差距，执法机构几乎不可能对公司高管层提取刑事诉讼。
二是公诉方也存在Too Big To Fail的问题。作为政府执法者，他们担心在漫长、耗费财力的法庭审判中因败诉而颜面尽失。尽管大量证据显示SAC从事了内幕交易，但不足以指证Cohen本人知道甚至是参与了这些交易。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Preet Bharara最初是想起诉Cohen，让这样一个对冲基金业的传奇式人物锒铛入狱，这样能给整个行业敲响警钟，也能让公众知道，司法部门不怕得罪金融行业的大佬。但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和媒体高度关注的大案来说，一旦败诉，又有可能影响他本人以及其团队的声誉和职业生涯。Bharara的最后决策应受一案例直接影响。2009年，纽约东区检察官对贝尔斯登两名对冲基金交易员的欺诈行为提起诉讼。这件看上去公诉方必赢的诉讼案，最后是公诉方遭败诉，两名基金管理人仅6个小时后就被无罪释放。这种结果对执法部门是灾难性的，美国司法部因此备受指责。这一案件给美国司法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在追查华尔街白领犯罪问题时，最安全的方式是就最确切的问题以和解了结案件，而不是去冒着败诉的风险选择耗时费财的法庭审判。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以来执法机构常常是对金融机构施以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和解而不是对其高管提起刑事诉讼来了结案件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无论监管机构表现出多么强势，手段是多么辛辣和难以理喻，被监管机构都不要胆怯和畏缩，也应清晰地看到监管者多有虚张声势，也有心虚。为此，要实事求是，据实抗争。对美国某些地方监管机构更是要如此。
如果Cohen是美剧《Billions》中鲍比·阿克塞尔罗德的原型，我看，该剧中精明、强硬且不择手段的检察官查克·罗兹的原型不是Preet Bharara，而是曾威震华尔街的前纽约总检察长、纽约州州长Eliot Spitzer（后因召妓事件被拉下马）。特朗普上台后，将Preet Bharara从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这个位子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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