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法家、画家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谈中国书法艺术史——隶书的出现

作者: 东方雨虹编辑部总编 | 来源:发表于2022-11-06 08:24 被阅读0次

隶书从文字学角度讲，经历了从书体到字体再到书体的发展过程。战国时期是隶书书体的萌发时期；秦代至西汉是隶书书体成为隶书字体并逐渐替代篆书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媒介和载体；东汉是隶书字体和书体的共融时期，隶书作为字体仍是东汉社会的主流文化的象征，成为东汉艺术的重要象征，完成了隶书的审美艺术的转换阶段。魏晋以后，隶书作为字体逐渐沉淀，逐渐丧失其主流文化的地位，被楷书所替代，但作为书体仍在发展演变，尽管这种发展演变是曲折的，有盛衰的，但基本没有改变它在书法艺术中占有的一席之地。

隶书书体的发生和发展，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期：隶书的形成时期；隶书的发展兴盛时期；隶书的衰退式微时期；隶书的复兴时期。

第一节隶书的形成

隶书的形成，大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草篆阶段；第二阶段是隶化阶段。

草篆是孕育隶体的母体，虽然其字体结构仍是大篆，但字势已渐变为扁阔而趋向横势，笔画已露出波动的运动感，已有明显的笔画之间的映带势态，初步构成了笔画化的趋向。这类书迹，例如：

《侯马盟书》1965年12月在山西省侯马市原晋围都城新田遗址出土，朱墨书玉、石片、片形大小各异，字数少则10余字，多则200余字，已可读识的有近700片。多数学者认为是公元前497年——公元前489年之间的盟书，主盟人即是晋国六卿之一的赵鞅(赵简子)，属春秋晚期之物。盟书手迹，点画流动，落笔重收笔轻，侧锋入笔略带扁方形，状如魏晋行书的入笔运锋法，收笔出锋尖锐，略似钉头鼠尾，圆转处运笔饱满。《温县盟书》，1979年在河南温县出土，也是晋国遗书，也是玉石片，时代与《侯马盟书》相近。该书体比《侯马盟书》还要草率，有明显的连笔，急速之态似是匆忙中的行为，体势也较宽博。

《战国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楚缯书》)，1934年长沙楚墓中发现，现在美国。该帛画书并存，中央书迹两段共约750字，四周彩绘图像大多是动植物，配写标题说明文共250余字，共计1000多字。郭沫若对此说：“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楚简《长沙仰天湖楚简》(1953年出土)、《河南信阳长台关简》(1957年出土)、《湖习匕江陵望山简》(1965年出土)、《曾侯墓竹简》(1978年出土)等，均为战国时期的书迹。楚简的运笔速度虽然没有《侯马盟书》快捷，但也明显有着笔势展开过程的速度感。所以，台湾学者张光宾认为，楚简书“开秦隶的先声”，《侯马盟书》“在汉初隶草中微示端倪”。

上述草篆书体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出现在晋、楚两国。而隶化书体，至今所发现的都是秦简，以战国晚期到秦代初年，已构成较为完整的隶化书体系列。

《青川木牍》，1980年初在四川省青川县郊郝家坪的秦墓中出土两件木牍，一件残损不堪无法识读，一件较完笋，3行墨书达100：余字，背面还有4行字迹20余字，经专家研究属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之物，距秦统一前约半个多世纪。这件牍书字迹有明显的隶化结构和笔画。

《天水秦简》，?986年3月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共460枚竹简，字迹清楚，包括《墓主记》、《日书》等。据《墓主记》的内容，可知．这批秦简写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之前，墓主名丹。书体也已隶化，比《青川木牍》要粗重草率些。

《云梦睡虎地秦简》，是震动海内外的一大发现。1975年底湖北云梦城西睡虎地出土了1100余枚竹简，刚出土时有人还以为是西汉之书，研究后才知是秦书，包括《编年记》，《秦律18种》、《秦律杂抄》、《效律》、《法律问答》、《封诊式》、(原释为《治狱程式》)、《为吏之道》、《语书》(原释为《南郡守滕文书》)、《日书甲》、《日书乙》等10种。

上述秦简，按时间顺序是青川木牍——天水秦简——黑夫家书——云梦秦简，前后近百年，空间存在北至甘肃、西到四川、南至湖北，隶化方式基本趋同，即隶化字体的内部结构方式。大篆的内部结构方式，被简化了。如果说，草篆阶段仅是在书体的外部意味着向隶体的横势扁阔进行隶变的话，那么隶化阶段就是在书体的内部向隶体的构成进行了隶变。这种由外而内的隶变进程，无不在运笔的笔势机制中产生。秦简虽然已隶化了，但还带有相当部分的篆字结构，这说明文字的结构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存在物，由草篆演变为隶化书体，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演变过程，不可能是旦夕之间判若两样。

第二节两汉时期

两汉400多年是中国文化史上极重要的时期，也是书法史上极重要的时期。两汉书体形成了篆、隶、草、行、楷并存而互为影响的复杂格局。其中篆书已缩小了生存空间，并渐受隶书笔法的浸淫，仅用于碑额、印铭、砖瓦和少量刻石帛书上，隶书和草书是通行书体，极为兴盛。是两汉的主流文化，以简帛墨迹和刻石碑铭为两大存在方式，并发展为高度艺术化和风格化的书体，在隶书和草书的互相激荡下，行、楷书体也孕育而生。

两汉隶书的发展和兴盛，我们以墨迹和铭刻分别述之。

一、两汉墨迹隶书

汉人墨迹的面世，是近百年的事，几乎和甲骨文的发现是同时的，本世纪内最重大的考古新发现之一，其文化冲击波由史学、文字学、文化古籍而幅射到文学、书法等领域。就发现的空间地域来说，集中有江淮流域和西北地区。物质材料不仅有大量的简书，还有帛书和少量的纸书。书迹年代由西汉早年而下，直至东汉，均有所发现。

①《长沙马王堆汉帛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据考证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软侯墓葬，属西汉早期之物，共有震老子》甲本、《老子》乙本，《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天文气象杂占》等。这些帛书内容都是重要的文化典籍，所以用贵重的帛作为书写材料，很可能是墓主及其近臣幕僚的手迹。

②《汉悬泉置遗址纸帛书》，1990年至1991年间发现，遗址在敦煌附近，除出土大量简牍书外，还发现了2件西汉宣帝年间的帛书和4件宣帝至新莽时期的纸书。

汉悬泉置遗址共发现24件与简牍放在一起的麻纸，其中4件麻纸上有墨书，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纸书。西汉麻纸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发现，但无一有书迹，所以有人认为麻纸不是用来书写的“纸”。这4件纸书，3件属西汉时期，少则几字，多则10余字，书体为隶草。另1件属新莽时期，残存30字左右，疑是书信，书体介于隶、楷之间，可作为书体楷化的物证。

③西北汉简，西北地区的甘肃、内蒙、青海、新疆等出土的汉简，大多为木简，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发现，直至七十年代还有大量发现，是汉简出土量最多的地区。

《居延汉简》，内蒙额济纳河旁的居延城建于汉武帝时期，是敦煌、武威之间的军事重镇，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发现10000余件木简，1972年和1974年又发现20000余件，是西北地区发现汉简最多的地点。大多是西汉简书，也有东汉简书。简牍内容有报告、公文、书信、历书、急就篇、律令、药方等。书体有隶书、草书。隶书体貌斑杂，有的粗俗草率，有的笔精体密，其精美者与东汉隶碑一脉相通。

④江淮汉简，近20多年来，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先后出土了许多汉简，不仅突破了汉简出土的地域性限制，而且形成了明显与西北汉简不同的江淮汉简体系，其影响之大，震动了文吏界，开辟了汉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长沙马王堆汉简》，1972年至1973年在马王堆三座西汉墓中出土近1000件竹简，大多是随葬器物清册，其中一墓出土约200件医书简，据同时出土的另件木牍，推断其下葬时间为西汉文帝十二年，书风上承《云梦秦简》。

二、两汉铭刻隶书

两汉铭刻隶书，历来是人们研究汉隶的主要对象，也是书艺风格流派发展演变的源头，标志着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现今尚有200余种，有的原石已不存，仅留拓本。其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西汉刻石极少；二是大多集中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等中原地区，尤以山东境内最多，达100多种。尹按“西汉刻石”、“东汉崖刻”、“东汉碑刻”分别述之。

1、西汉刻石《鲁孝王刻石》是西汉隶简书未发现前最著名的西汉隶刻，金代明昌二年(1191年)修理孔庙时在鲁灵光殿址西南钓鱼池石块中发现，属汉宣帝五凤二年所刻。书体近似先秦隶书，波挑含蓄，古拙朴厚，两个“年”字带纵长的竖画，与居延汉简中的一些字体相似，此刻石与西汉《鲁灵光殿址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等均在山东曲阜。

西汉刻石文辞简短，大多无“碑”的形制，其功用中的礼仪文化色彩远不能与东汉碑刻相比。刻工时用单刀冲刻法，呈现出一种拙朴苍劲的本色，很少带有精美的人文色彩。在布局上，时用竖线界格，人为地把扩充了的书刻空间缩小了，似受简牍书写习惯所拘，这也与东汉碑刻不同，东汉碑刻几乎很少用界格。这是研究两汉隶书审美视觉变化的重要依据之一。《莱子侯刻石》、《麃孝禹刻石》就是界格西汉刻石隶书。

2、东汉崖刻。《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刻在石门崖壁，南宋时被晏袤发现，曾自刻释文，题记于刻石书后。后来被苔草封蔽，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为撰写关中金石记，搜访而见，随著而传于世。书刻随石势而布，字形大小参差错落，结体宽博疏朗，点画平直瘦劲，波挑不显，以平出之法写隶体。

《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简称《石门颂》，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刻在上述书刻的旁边，是为杨孟文(名渔)再次修凿褒斜栈道以作的纪功刻石。书刻23行，每行30字或31宇，布局大致齐整，显露出一种精心的安排。书体被康有为推为逸晶第一，笔势跌宕，刚柔相济，气势开张，波挑用缓笔提送，似棉裹金勾，运笔依石势而动，平直之中隐隐起伏，有一种飘逸感，确实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司隶校尉杨淮表记》，简称《杨淮表记》，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年)刻在石门崖壁上。杨淮是杨孟文的长孙。杨淮乡人卞玉途经石门时，有感于杨氏一门开凿栈道的功绩，撰文表记。书迹是否也出自卞玉之手，尚难论断。文7行，每行25至26字不等，书风介于上述两崖刻之间。

《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简称《西狭颂》，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刻，仇靖撰，是为表颂李翕修建西狭险路的功绩，字大3寸许，共20行，每行20字。隔年又在陕西略阳县西30里处析里桥栈道旁的白崖—亡刻书，因刻石在修建的“郙阁”内，故称《郙阁颂》，也是为表颂李翕修建析里桥栈道，文9行，每行27字，仇绋书，仇靖撰。

3、东汉碑刻。东汉碑刻至今还存100多种，大多集中在山东，尤以曲阜孔庙里的碑刻群最令人注目。又大多为桓、灵两帝时所立，书风莫一相同，被世人奉为隶书之极则。

《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被清人推崇为汉碑“三杰”，均与祭孔有关，现都在孔庙碑林。《乙瑛碑》全称《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立，碑文载桓帝时鲁国前宰相乙瑛请于孔庙中置百石卒史一人以负责守庙及行春秋祭典一事的前后经过，表彰了乙瑛及有关人员的功绩，文中记录了三个汉政府的文件。《礼器碑》全称《鲁相韩劫造孔庙礼器碑》，桓帝永寿二年(156年)韩勃立，又称《韩劫碑》，此碑四面皆有刻字，包括建碑出资者的姓名、官职和金额。《史晨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刻，为记述史晨祭祀孔庙而立，碑阴也刻文，故又称《史晨前后碑》。此三碑，书体端庄，笔笔精致，十分典雅，又各有特色，王澍《虚舟题跋》认为，三碑足以冠盖所有的汉隶，对《礼器碑》更推崇备至，说：“此碑极变化，极超妙，又极自然，此隶中之圣也”；“自有分隶来，英有超妙如此碑者”；“此碑书有五节，体凡八变，碑文矜练，以全力赴亡，故力出字外，无美不备”云云。故有人尊此碑为汉隶第一。

《曹全碑》、《张迁碑》历来被认为是汉隶中的圆笔、方笔的代表作，均为功德碑。《曹全碑》全称《邰阳令曹全纪功碑》，由曹全群僚于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刻立，明代万历初在陕西省邰阳县莘里村出土，现存西安碑林。碑额不存，碑文完好，碑阴刻立碑者名五列。书风秀逸圆转，结体严整而又有纵敛跌宕之势，转折处圆中寓折，故秀丽而圆健。此碑刻工细腻，石料为上品，入刀处不露刀锋，使笔画的书写感得到再现。《张迁碑》有篆额“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明代初在山东苟东阿县被农民犁地时发现，现存山东泰安市岱庙。此碑由张迁旧僚和乡绅于灵帝中平：年(186年)刻立，当时张迁已由谷城(东阿)徙住河南荡阴县令，碑阴刻立碑发起人姓名职务和出资数。体势方正，厚劲古拙，点画苍劲方折，结构往往有上下左右的不均之态，显得别有一番奇趣。类似《曹全碑》风格的有《孔宙碑》(墓碑)，类似《张迁碑》风格的有《鲜于璜碑》。

《封龙山颂》和《祀三公山碑》(篆书)、《三公山碑》、《无极山碑》、《白石神君碑》，合称“元氏五碑”，均为河北元氏县祭祀山神而刻立。《封龙山颂》也称《封龙山碑》，首行有题“元氏封龙山之颂”，床代即有著录，后埋没地下，清道光二十七年被刘宝南发现，在移置县城文清书院时断裂为三截，故碑断前的拓本十分罕见。碑刻立于桓帝延熹七年(164年)，书风古朴豪放，结体宽博方正，点画瘦硬佼劲，虽是碑刻，却兼有摩崖书刻的雄肆之气，清人杨守敬《平碑记》赞曰：“汉隶气魄之大，无愈此。”

有些著名的碑刻，已毁佚，仅传拓本。例如《西岳华山庙碑》(桓帝延熹八年刻)，传有长垣(河北)本、关中(陕西)本、四明(浙江)本三种拓本，曾都在端方手上。另有一种顺德(河北)本，其中缺字最少的长垣本于1929年流入日本，书风与《史晨前后碑》相近。又如刻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六月的《夏承碑》墓碑，宋元祜时在河北永年县治河时出土，完好无损。明初再次于治河时出土，已损30余字，嘉靖年间毁于地震。今传丁氏念圣楼所藏拓本，称海内宋拓弧本。其体点画丰腴，结体雄阔，清人王澍《虚舟题跋补原》评曰：“汉人浑朴沉劲之气，于斯雕刻已尽……”

汉代隶书，除极少数的崖刻、碑刻中有书家署名外，大多不见书写者的留名。但在史籍中，“工书”、“善书”的人物时时有见，形成了书法家的群体现象。书论中时时提到的就有史游、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张芝、蔡邕、刘德异、师宜官、梁鹊、毛弘等数10人。

4、蔡邕和汉代书法家群体。

两汉书家群体的产生，特别在东汉，与汉政府行为和书艺师承追摹行为是分不开的。据史载，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设置的鸿都门学，“其中诸生，皆敕州群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个人焉。”汉灵帝的这一举措，在本意上并非是为了培养文学家和书法家，而是针对太学，另开一途选拔官吏。因为他对太学内的古今文之争，实在很讨厌，斥之为“俗儒”。但在无意中促进了书法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对书学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节唐——明时期

魏晋至元明，从总体上说是隶书体的式微时期。在近1500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楷、行、草三大书体的盛行，隶书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了古体字，仅偶而因特殊需要才书写，其主要原因是楷书作为通行的主体文字已替代了隶体的地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隶书

曹魏隶法大变，变源之缘从小处说，即是受蔡邕隶书风格所限，困守《熹平石经》。所以，传存下来的曹魏碑刻隶书，大多在风格和笔法上与《熹平石经》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关系，甚至变得更加方正，强化了某些笔法特征，比如折刀头。例如《上尊号奏》、《受禅表》、《曹真残碑》、《王基碑》、《三体石经》中的隶体等。保留汉隶雄强古朴之气的碑刻有《孔羡碑》(在曲阜孔庙)、《范式碑》(在山东济宁)。《黄初残碑》，清代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邰阳县，今已不知藏所，有拓本藏北京故宫。此碑隶书风格承习《曹全碑》，犹似子承父风，一脉相传。《曹全碑》原本也在邰阳县。

在曹魏诸碑刻中，有二种形式是新出现的：一是方界格的运用，如《曹真残碑》、《王基碑》，这无疑破坏了隶书章法的横势气象，似是方块楷体观念的浸淫；二是书丹碑刻的真貌得以获见，如清乾隆初年在洛阳北郊出土的《王基碑》，上下截留有未刻的朱书，可惜出土不久即失，刻碑今存洛阳。

晋袭魏制，仍禁厚葬和立碑，所以碑刻极少，但墓志却多了起来。隶体碑刻墓志是少数，大多为隶楷不明不分的书体，例如《郭休碑》(西晋)、《谢鲲墓志》(东晋)、《住城太守孙夫人碑》、《辟雍碑》、《吕梁表碑》等。

两晋时期一些隶楷不明的碑刻墓志书体。如《邓太尉祠碑》、《广武将军碑》、《好大王碑》等，在书体上表现上已非尽属隶书，又非尽属楷书。

南北朝时期，南朝隶书近乎绝迹，北朝隶书屈指可数。在大量的北朝碑版中，已有楷书上碑额的现象。属隶体的北朝碑版，有《北凉沮渠安因造像碑》(现藏德国伯林)、《道凭法师造像记》(东魏)、《孟阿妃造像记》等。

二、隋唐时期的隶书

中唐时期，在唐玄宗身体力行的倡导下，有些书法家对隶书艺术下了一番功夫，出苎了被后人称之为“唐隶”。

隋朝隶书的存在状况，犹如北朝，在大量的碑刻墓志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了隶体。其体式特点是仅在掠笔和横画的波挑上尽力表现，结体和点画使转用了楷法。例如《太平寺碑》、《贺若谊碑》、《青州舍利塔下铭》、《谢岳暨妻关氏墓志》、《马少敏墓志》等，无不如此。但也有一些隶楷笔法混用的墓志，显得比较整齐端庄，似乎已将两种书体的笔法技巧协调了起来，如《王荣暨妻刘氏墓志》、《刘宝暨妻王氏墓志》、《符盛暨妻胡氏墓志》，《卢那妻元买得墓志》等。

唐朝的隶书，初唐有欧阳询的《房彦谦碑》、殷仲容的《李神符碑》和《马周碑》、《褚亮碑》等。《房彦谦碑》酷如欧楷，体势长方，用方劲的折笔写波掠。殷仲容出身书法世家，三代善书，与颜真卿家有姻亲关系。《褚亮碑》是褚遂良父亲的墓碑，由褚遂良兄长立，是昭陵碑刻群中鲜见的隶刻，但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笔。这些初唐隶书基本上还是追踪曹魏隶书的法则，尚未形成唐隶风格。

中唐是唐隶形成自我面目的时期。在唐玄宗爱好隶书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善隶书家，史论著称的唐隶四家是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其实，还有徐浩、卢藏用，顾诫奢、梁升卿、白羲晊等人。

唐玄宗李隆基用隶书亲注《孝经》并撰序，刻石立于国学，即是《石台孝经》，今在西安碑林。又大书《纪泰山铭》，刻于泰山顶石崖上。这种行为对中唐隶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隶书有卢藏用的《汉纪信墓碑》和《苏瑰碑》、徐浩《嵩阳观纪》。有韩择木的《叶慧明碑》和《祭西岳神告文碑》，蔡有邻的《尉迟迥庙碑》和《卢舍那佛象记》。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庆唐观全篆斋颂》。此外，开元年间的隶书还有《李贞墓志》、《御史台精舍碑》(梁异卿书)、《乙速孤行俨碑》(白羲晊书）等。

三、宋元明时期的隶书

但宋代兴起的金石学，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对以后的书学发展(包括隶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直接促使一批南宋学者致力于隶字研究，如刘球《隶韵》、娄机《汉隶字源》、洪适《隶释》、《隶续》等，还启引了元代的复古书风，出现了元代善隶书家群，并为清代碑学的兴起和篆隶艺术的全面复兴，播下了火种。金代善隶书者，仅可举党怀英一家。

元代书坛以赵孟頫为主将倡导复古，史传说他也善隶，但书迹罕见，大多是楷行草三体。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隶书，有不少散见于书画题跋间，如虞集、杜本、陆友、吴搬、褚奂、莫昌等人的隶书。

明代有沈度、文征明文与彭父子的隶书。

第四节清代隶书

清代隶书复兴的元气得力于清代的金石学、考据学、文字学等朴学文化的滋养，一些汉学家朴学家以其深厚的学术修养，提笔书隶，具有学者风范。兹后兴起的碑学思潮，推波助澜，开拓了书法家们的审美视野，形成了新的隶书审美观。金石碑版简牍不断有新的出土，即使人们眼界大开，又为新的隶书审美观起到了支撑作用。近现代印刷技术普及，传世碑帖珍拓和出土书刻得到较广的传布，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学习、研究和晶赏。凡此种种社会文化因素，都对隶书的复兴有着或大或小的促进作用。

一、清朝前期的隶书

清初隶书首推郑篮，其次有朱彝尊、石涛等。郑篮(1622—1694年)，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南京)人，终生未仕，以行医为业。隶书初法明人宋珏，后“深悔从前不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他一生专工隶书，一扫魏晋以来的刻极之气，浑厚圆转，沉着飞动，名重一时，被朱彝尊推为“古今第一”。朱彝尊的隶书，以秀逸著称，并和郑篮一起研讨隶书，互相激发。钱泳《履园丛话》：“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

著名画家石涛的隶书，初受郑篮的影响，后用行书参入隶体，给古朴拙质的隶书注入了鲜活的笔法。“扬州八怪”中的高风翰、汪士慎、金农、高翔、郑板桥等，无不有一手独特的隶书本领。尤以金农的隶书创新性最强，形成了世人称之为“漆书”的艺术形象。与“扬州八怪”有密切往来的西冷篆刻家丁敬、黄易、陈鸿寿等人，在隶书创作上也各有特色，丁、黄两人以工力见长，陈则气势磅礴。这些画家、篆刻家的艺术思维活跃，对隶书的审美创造别具一种眼光，这也是清隶艺术特色有别于汉隶的一大原因。

清隶的确立，代表性书家是邓石如和伊秉绶。邓石如(1743—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后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他对篆书有创造性的发展，对隶书也下过功夫，遍临汉碑达50余种，并对篆、隶笔法互相参用。伊秉绶(1754—1815年)，字组似，号墨卿，福建汀州人，以平直之笔写隶，不在蚕头雁尾上作矫饰，体势宽博，笔力拙质，有大气势，康有为推其为集分书之大成者。当时与伊秉绶齐名的桂馥，也擅长隶书，但风格有异。

二、清朝后期的隶书

清朝后期的隶书，是在碑学思潮中发展的。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学，从南北朝碑版到汉碑的艺术渊源和风格流派，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复兴的清隶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推进了清隶的发展。

何绍基初宗颜真卿，继究北碑，以楷行书体上独创一家，晚年遍临汉隶，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采用苏东坡提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临一遍，专注一端，或取神韵，或取势度，或取用笔，或取行布，致使临书无一通与原碑全似，积而久之，融汇笔端，名曰临碑，实是创作，并影响到他的其他书体创作，卓然成大家。他的汉碑临作曾刊印过。《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十五册刊其隶书屏，浑朴圆转，举重若轻。赵之谦聪明过人，多才多艺，书画篆刻皆有造诣，篆隶草行莫不精能，用笔流宕，变化多姿。

吴熙载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精通金石考证，篆刻师法邓石如，擅长篆隶，所临汉碑，振笔有雄风。杨守敬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曾出使日本，对日本书道的发展有过不小的影响，他的隶书苍劲跃动，带有金石味，从书风渊源上看，有近师杨岘的痕迹。杨岘隶书尚带秀逸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