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初三年正月，明帝曹睿早逝，最终托孤于司马懿、曹爽辅政。主少国疑，在这至高权势面前，二人很快产生裂痕。面对曹爽帝室宗亲的身份，咄咄逼人的姿态，司马懿百般示弱，装疯卖傻，甚至托病隐退。曹爽派亲信去司马懿家里试探，司马懿以满分演技，装作一副苟延残喘，余日无多的样子。于是曹爽以为胜局已定，彻底放松警惕。
正始十年正月，曹爽陪魏帝曹芳拜谒明帝之墓高平陵，并愚蠢地将自己身居要职的兄弟亲信全部携出。洛阳城内，一时之间权力出现真空！暗中窥伺的司马懿敏锐地抓住机会，陡然发难，依靠儿子司马师暗中纠集的三千死士，控制了洛阳城内囤放兵器的武库，并下令关闭洛阳各门，号称奉皇太后的诏书，更替朝官，罢免曹爽兄弟。随后派朝中重臣前往劝降，指洛水为誓，向曹爽承诺，此举只为罢免其官职，不会危及性命，甚至连其爵位都可以保留。
久历富贵，陡遇挫折，优柔寡断而又心存幻想的曹爽，经过一夜的思前想后，第二天竟束手投降，司马懿攫取了曹魏最高的权力，史称“高平陵之变”。其后，司马懿不顾之前承诺，屠灭曹爽三族，并清洗了曹爽的亲信势力。
“高平陵之变”前后，完美地照应了司马懿的行事特点：当敌人尚强时，他虚与委蛇，雌伏忍耐；而抓住机会时，便陡然发难，给予致命一击；得手之后，辣手除根，不留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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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政变，是司马懿人生里的一个折点。如没有这场政变，那以他先前所建的勋业，以及受曹丕、曹睿两代托孤的恩宠，则青史之上，当去诸葛亮不远，勉强可以说是三国时期与诸葛亮“双璧”般的存在。退一步讲，“高平陵之变”还是发生了，如果司马懿身死之后，能还政于幼主，或者再退好多步，司马师死后，其弟司马昭能遵从朝命，驻足许昌，则司马懿尚不失为霍光矣。
毕竟如果没有以后发生的一切，司马懿生前所表露出的，不过是一个托孤大臣，在权力斗争过程里很平常的表现，没人会苛责司马懿狼子野心，心狠手辣，只会嘲讽曹爽绣花枕头，愚蠢无能。“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除了称病不朝，以及魏帝曹芳下令给他建生祠之外，并没有太多僭越的地方，他又平王凌，辞相国，拒九锡，然后去世。
但是政变之后，处于权力中心的司马懿，无论他本身作何打算，他自己、他的儿子、以及司马家族，怕已早不能从这权力的漩涡中全身而退了，只能不断往前走。
于是“魏祚”有余，而司马氏步步为营，处处紧逼，最终篡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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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平陵之变”中，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曹魏政权，自曹操、曹丕、曹睿，已是三世，“皇帝”身份应该具备相当的号召力了。可是当政变发生，司马懿掌控洛阳，并抬出“太后”以作为向帝权抗衡的砝码时，在洛阳的举朝文武，除了曹爽的死党桓范，都或者坚定地站到司马懿一边，或者保持着可怕的沉默。
史书上没有明载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只能站在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出发点来揣测。
史载曹爽虽然暗昧骄奢，可其所用的夏侯玄、何晏等人，却有志于改革时政，他们引领的“正始改制”，对有所流毒的“九品中正制”颇事修正，同时裁简地方行政单位，简化服饰排场等。整体来说，曹爽集团是颇有向上的气象。但是这一改制内容，有损当时已成气候的世家大族的利益。
而司马氏正是士族之一。
东汉后期，因“察举制”及掌握儒家经典解读权而出现的士族大家，开始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势力。汉末，曹操多次发布“求贤令”，号称“唯才是举”，使士族力量有所抑制。可三分天下后，陈群提出“九品中正制”，被曹丕认可推行，士族进一步取得了政治话语权。正始年间，曹爽集团面对这种士族势力的强盛，开始着手压制，他们试图提拔寒族，改正社会风气，于是满朝士族出身的文武，默契地团结在同样是士族的司马懿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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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风云变幻，一个事件可以从多个角度揣摩，但“高平陵之变”中，士族力量与曹魏皇族之间的对立与反击，所谓空穴来风，不能说纯属“阴谋论”。“高平陵之变”后，以司马氏为中心的士族，开始掌握了朝堂之上的全部权力，司马氏为了控制权力，也不得不与各士族更进一步妥协，所以有晋一代，奠基之初，便已不正。司马炎登极后，不得不大肆分封同姓王侯，晚年又开始扶植外戚势力，意图形成宗室、外戚与士族三种力量的平衡，可因为他所托非人，而他儿媳妇贾后也出人意料，一通操作，这原本岌岌可危的平衡很快被打破，乱由此生。
“高平陵之变”，曹爽被灭三族，何晏等人也身首异处，曹魏宗室力量受到沉重打击，淮南王凌叛乱后，司马懿逼死曹彪，并将曹魏宗室迁至邺城圈禁，于是庙堂之高，再无曹家势力。而江湖之远，司马懿父子两代，对于思想领域的掌控变本加厉，一些同情曹魏宗室的士族受到沉重打压，“莫谈国事”成为了当时士人的处事准则。因此何晏虽身死，可他所引领的“玄学”之风，却逐渐成为魏晋时期哲学思想领域的主流，最终身居高位的儒家士族，都以“谈玄”为尚，他们尸位素餐，空谈误国，而一些积极务实的人，都成为被轻视嘲笑的对象。整个社会尚虚崇奢的风气，便由缰而去，难以匡正了。
当西晋末年的三公重臣、玄学领袖王衍，恬不知耻地说自己从小无心政事，西晋败亡与己无干，而被石勒派人推倒墙壁压死的时候；当东晋开国皇帝元帝司马睿面对起兵反叛的士族代表王敦，气急败坏而又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本来能力就不足，愿意把帝王让给王家的时候；当晋明帝为祖先的所作所为而羞愧掩面的时候，他们是否会想起那场让士族鸮张，司马氏翻身的“高平陵之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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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遍司马懿的人生履历。他22岁时受到曹操的征辟，但没有应征；29岁因荀彧的举荐出仕，进入曹操的丞相幕府；40岁时，曹操进位魏王，司马懿成为了魏王太子曹丕的属官，并取得曹丕信任，位列“四友”之一；41岁，曹操死，曹丕成为新一任魏王与汉丞相，司马懿成为丞相府长史，同年曹丕称帝，司马懿担任尚书，进入新建的曹魏朝廷的决策层，曹丕在位期间，司马懿一直扮演“萧何”的角色，留守后方，并在曹丕去世前，全面负责对吴军事；47岁，曹丕去世，遗命司马懿在内的四名大臣辅政；48岁，司马懿主管荆、豫两州军事；52岁，曹真去世，司马懿全面负责对蜀军事；59岁，司马懿受曹睿派遣，平定辽东；60岁，曹睿去世，司马懿再度成为托孤大臣；70岁，发动“高平陵之变”；73岁，平定淮南王凌叛乱，并于同年去世。
我们无法揣测司马懿是否素怀野心。曹魏政权自曹操时起，都是由诸曹、夏侯等远支宗室掌握军权督军在外，而外姓士族列班各部任职中央。而司马懿在曹丕时期，作为心腹重臣，班在人前；曹睿时期，又历任军职，掌控方面。当曹睿去世，稚子继位，司马懿庞大的身影确实笼罩着整个曹魏政权。但因为曹魏政权历来传统，他尚不足以撼动这个政权的根基，可谁料到曹爽草包一个，玩火自焚呢？“高平陵之变”后，作为曹爽智囊的桓范，对曹爽一针见血地评价：“曹子丹佳人也，生汝兄弟，犊耳！”可谓痛心疾首，可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但我们于“高平陵之变”前后，看不出荷两世重恩的司马懿，有多少忧国忧民的表现，因此可作这样的评价：司马懿发动这场政变，更多的是因为久处权力中心而滋生的贪权恋势，而并不是因为与曹爽政见不一，想要改弦易辙，廓清宇内！
对于人性，我们不能有过多的苛责。毕竟曲高者和寡，卓然者不群，像诸葛亮这样，面对至高权利，进退有据，洁身卓荦的，千载上下，所在寥寥，不过伊尹、周公耳；而像司马懿这样，乘时而作，因势而为的，则并不鲜见，杨坚也好，赵匡胤也好，谁不如此呢？可是司马氏所开创的晋朝，却在奠基之初，就暮气沉沉，对于已经糜烂的时政，他们不思匡救，反而因浊而浊，最终士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内部又自相屠戮，甚至招引外族，导致神州陆沉，数百年间兵燹不息，生灵涂炭。
千载而下，宁不痛哉！宁不惜哉！宁不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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