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记忆宫殿》闫达解读
关于作者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 1936 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 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与魏斐德、孔飞力一同，号称美国的“汉学三杰”。史景迁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他擅长像 《 史记 》 那样，从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角度，来展现历史恢弘的全相，用流畅优美的文字传递历史的温度。
关于本书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是以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为依托，展示了东西文明在初次深入接触时的种种摩擦与碰撞，同时也探寻了古代中国在科技、经济等众多方面，与世界发生脱节的原因。作者史景迁通过利玛窦记忆中的几个形象，把当时的世界与中国还原在我们眼前，巧妙地拉开了中国与天主教两大异质文明发生交汇时的图景。
核心内容
在欧洲扩张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被派往中国传教，在他传教过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展现了晚明时代的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充满猜疑和敌意。虽然利玛窦为了向中国的士人阶层示好，展示了西方社会先进的科技和全球观的视角，但“天朝上国”式的自大让当时的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反应极为钝感，这让中国在晚明时代开始与世界发生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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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系列作品之一， 《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 。在这本书里，作者借由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经历，映射出晚明时代的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的猜疑和漠视，钝感的中国也因此开始与世界发生脱节。
在开始前，我们先说个故事。 1648 年 10 月，南明政权被满清政府逼得快无路可退了，永历皇帝的母亲王太后急忙忙给远在梵蒂冈的天主教教宗写了封信，请求教宗给予武力上的帮助。可惜的是，当时交通实在不发达，这封信两年后才抵达梵蒂冈教廷，而教宗的回信直到 1658 年才被送回来，那时清军已经攻入南明政权最后的根据地云南，所以无论回信上说了什么，都已经回天乏术。
这事不是野史上的段子，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当然了，求救信到底出自王太后还是永历皇帝本人的手笔，以及求救信在传递过程中的细节，在历史上还有些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封求救信至今仍然保存在罗马国家历史博物馆中。
你可能会问了，这非亲非故的，南明皇家为什么找洋人帮忙？
因为王太后可是个天主教徒，而且不光是她，我们看那封求救信中分别写着其他几位皇室成员的教名：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以及“皇太子“当定”。很明显，除了永历皇帝，他家其余的人都信了教，也难怪在危急时刻，南明皇家会想到去找教宗求援了。
当然，南明皇室不可能自觉地去信教，以当时的传媒情况，如果没有人特意来到中国宣传，估计王太后都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罗马这个地方。这些搞宣传的人就是传教士，但他们带来并不只是宗教信仰，还有西方世界的文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汇，就是由传教士们开启并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解读的这本 《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 ，说的就是首位进入中国内地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的经历。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而且他还是一位对中文以及中国典籍有着极深造诣的西方学者，所以利玛窦能够在传教的过程中，与当时的朝廷重臣、社会名流交往频繁，且极受尊重。
正因为这样，虽然依照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但在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皇帝最终恩准利玛窦在北京阜成门外下葬，并赐予墓地。
利玛窦的墓地至今仍存在，位于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滕公栅栏。这让我们得以看到在利玛窦的墓碑上刻有拉丁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就像他的人生一样，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不可分离。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看利玛窦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中国的。
15 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各国的殖民欲望，在武力扩张的同时，思想同化也在同步进行。因此，基督教的传播就成了海外殖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罗马教廷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范围，弥补在欧洲宗教改革中受到的损失，提出了“在欧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补回来”的口号，在思想和行动上全力支持葡萄牙、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的扩张运动，派出大量传教士前往海外。
这些传教士分属天主教的不同修会，在当时的海外传教事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修会就是耶稣会。耶稣会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于 1534 年在巴黎创建，组织极为严密，倡导为天主教事业彻底奉献的精神，在管理上有军事化的特征。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主人公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一员，在他出生之前，耶稣会就已经把传教目标瞄准了中国。
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事业进行得并不顺利，史景迁依据史料，在书中对这件事有详细的描述。比如耶稣会首先把主攻对象定为印度，但在进入印度后，耶稣会大失所望，在他们看来，印度人品行低劣，只比“凶残的野兽”好一点。而且印度极端炎热的气候和四处蔓延的疾病，也让传教士们望而生畏，很多人因为这样故意不认真学习印度语言，生怕学好了会被派过去。
再比如史景迁写到，在印度遭遇困境后，耶稣会又把目标瞄准了日本。在没到日本前，耶稣会收到的消息说，日本人是“朴实而虔诚的民族”，但在接触后，他们却认为日本人是“世上最虚伪和不诚实的人”，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对教义的看法与掀起宗教改革的路德宗非常相似，这是天主教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在经历了印度与日本的不顺利后，耶稣会才把目光转向了中国。这倒不是因为耶稣会觉得中国人要比印度人和日本人差，而是正相反，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完美无缺的。史景迁就在书中提到，负责远东地区教务的范礼安在写给耶稣会会长的信中提及：中国人热爱学问、衣着整洁、饮食精细等。但因为当时正值明朝的中国，一直抱有“大陆孤立主义”，这让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成为不可能的奢望。
不过事情在利玛窦被派往中国前有了转机，明帝国在隆庆皇帝的时代解除了海禁，海洋贸易因此繁荣的同时，口岸政策的放宽，也让传教士光明正大的进入中国有了可能。就这样，在 1583 年， 31 岁的利玛窦与同事一起从澳门出发，进入中国大陆。
利玛窦与同事们的第一个落脚城市是广东肇庆，这里与澳门的直线距离有 100 多公里。或许你会以为利玛窦这是偷偷摸摸混进来的，因为肇庆在现在来说，并不是一个大城市。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内地民众，对已经改变生活传统与价值观的澳门华人都抱有敌意，更别说是连长相都不同的外国人了，所以传教士们一定要获得官方的许可，才能安全的在中国大陆活动。
而且肇庆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城市，不仅管辖着一州八县，还是两广总督的办公驻地。史景迁在书中提到，当时的两广总督在收受了超过一干达克特的礼物后，还坚持索要了一座精致的西洋钟，才同意了传教士们的居住请求。达克特是古代欧洲的一种金币，一干达克特大概是 3 . 5 公斤黄金。而除了总督外，传教士们对当地其他官员肯定也少不了打点，可见利玛窦与同事们为了在肇庆住下来，真是没少花钱送礼。
倒不是给贪污受贿找借口，但这些官员在收礼的同时，也确实顶着巨大的压力。除了刚刚说过的文化差异外，因为经常有从澳门传来的谣言说，耶稣会已经与葡萄牙、日本、荷兰等国结盟，准备侵略中国，所以本就长期遭受楼寇侵扰的肇庆民众，对可能挑起战争的外国人更是充满敌意。如果官员们不做好安抚工作，很容易引起民众暴乱。
但就算有官员的支持，传教士们在肇庆的生活也并不舒适。史景迁就在书中举过很多事例，比如利玛窦不论是租住还是购买房屋，都会受到中国人的歧视，很多时候需要官方的插手才能解决；而在居住下来后，传教士们也经常会受到当地人的骚扰，像是被小孩子扔石子打坏屋顶门窗这种事，可以说是频发得不值一提。大家不要以为传教士遇到的都只是麻烦而已，因为民众对传教士的敌意，在某些特定时刻的爆发，甚至会危及生命。
书中提到，利玛窦在 1589 年移居韶州后，因为当地遭遇严重旱灾，而且匪盗肆虐，愤怒的民众就把利玛窦当做发泄对象，认为一切灾祸都是这个洋人带来的，几十个年轻人手持凶器袭击了利玛窦的住所。利玛窦在逃跑时弄伤了脚踝，落下了十几年的病根。
当然，民众把利玛窦认作发泄对象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传教士们在生活中出手阔绰，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收入来源，比如做生意等，再加上时时宣传宗教，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传教士都是会魔法的人。利玛窦离开肇庆，就有谣言说是因为利玛窦拒绝当地官员交代炼金术的秘密。这样一来，本就被中国人敌视的传教士，为天灾人祸背锅也就没什么稀奇了。但实际上，传教士的钱除了来自修会的支持或者澳门商人的援助，还有他们自己隐秘进行的商业投资。
而利玛窦之所以离开肇庆，其实是因为当地民众怀疑他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传递军事情报。虽然这是出于民众的想象，但实际上，利玛窦在中国活动的过程中，确实一直抱有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去观察一切。
利玛窦临终前撰写的《中国札记》中，明确写到了军舰该从什么地方进入中国内地。而在西班牙国内，也一直都有是否该对中国动武的讨论。所以，中国与西方文明在接触之初，就充满了因陌生而带来的猜疑与敌意，同时，这些猜疑与敌意又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
第二部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与背景下，利玛窦是怎样开展传教事业的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话题了：当东西方知识分子相遇，展现出的是异质文明发生交汇时，相互间在文化上有着怎样的差异。
你可能知道，晚明的皇帝是出了名的怠政，但整个国家却依然能够维持运转，这是因为国家的各项政务都由文官集团操持，而社会民众是由具备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士绅群体领导。文官集团和士绅群体就是中国社会中，所谓的士人阶层，士就是“士大夫”的“士”。
我们在开头说过，天主教下面有很多不同的修会，而耶稣会并不是唯一对中国感兴趣，并且成功进入中国的传教组织。但与耶稣会不同的是，其他修会并没有认识到想要天主教在中国打开局面，关键在于获得上流精英们的接纳和认可。
很多传教策略和观念都非常保守的教会，就一直坚持采取走民众路线的策略，希望能像在西方一样，由教徒数量上的优势形成引到社会信仰的力量，但这种策略在古代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
首先统治阶层不会允许任何可能影响国家稳定的因素存在，其次中国有着博大深厚的原生文化，外来文明突兀的出现，很容易遭到社会大多数的排斥和歧视。所以在来华的众多天主教修会中，只有耶稣会在传教事业上取得了实质进展。当然，为了开展传教事业，耶稣会的很多权宜之计经常遭到其他修会的抨击，比如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在信教后，可以继续祭拜祖先或者孔子等。
作为耶稣会的代表人物，利玛窦很明确的把传教重点定位在社会精英阶层。说到利玛窦如何获取明朝士人阶层的青睐，就不可避免的要讲到“记忆宫殿”这种效率极高的记忆方法，所以史景迁才将本书书名定为“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所谓的“记忆宫殿”，其实是一种源于西方的记忆法。利玛窦认为，人类的知识是由各种各种的概念组成的，而“记忆宫殿”，就是为这些概念提供安置之所。如果你想记住一样东西，就把它物化成一个自己能理解的形象，然后安置在一个大脑想象出来的空间里。这个空间可以是现实存在的，也可以是自己虚构的，只要你熟悉就好。等需要用的时候，就把这个被物化的记忆形象从那个空间里拿出来。如此一来，大量的记忆材料，就会被汇集在一个个空间里，并且井井有条。
当然了，人们的学识经历不同，用来存储记忆的空间规模也不同。像利玛窦这样学贯东西、见识广博的人，脑子里的记忆被称为“宫殿”确实也非常贴切。
但这种记忆方法虽然高效，却不是能够轻易掌握的。利玛窦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虽然中国人大都承认这套记忆方法的精妙，但并非所有人都乐意克服困难去学会使用它”。不过这种记忆方法确实引起了士人阶层的注意，因为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科举是走向人生巅峰的必经之路，而士人阶层则要比普通民众更重视这点。
士人阶层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所掌握的众多特权，都来自于他们在科举上的成功，为了保证这些特权在家族中的存续，他们乐意尝试任何能够在科举考试中，帮到自己孩子的方法。所以当利玛窦有意在某些场合，展示了他惊人的记忆力后，与士人阶层建立联系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但就像刚刚说过的，这种记忆方法掌握起来非常繁琐困难，所以并没有多少精英子弟因此受益。比如利玛窦曾努力结交过一个陆姓官宦世家，虽然这个家族的晚辈们学习了这种记忆方法，之后也确实在科举中取得了好成绩，但他们坦言，自己运用的仍然是中国本身那套依靠口诀死记硬背的应试方法。
不过就算这样，利玛窦也已经成功的打开了结交士人阶层的大门。当然，时代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利玛窦。晚明时，物质生活极度富足的士人阶层，思想非常开放，与普通民众不同，他们对陌生文明有着极大的包容性。而且信仰融合主义的盛行，也让佛、道、儒之外的信仰有了进入中国社会的机会。但面对具备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士人阶层，洗脑式的传教是不会产生效果的，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
史景迁发现，利玛窦在1590 年代后期，找到了一套劝人皈依天主教的办法，那就是发展私人关系和科学知识传播双管齐下。比如士人阶层中，最早信教的瞿汝夔、李之藻和徐光启等人，最开始就都是被西方文明更为先进的科学知识所吸引，尤其是瞿汝夔与徐光启还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 《 几何原本 》 的翻译工作。
谈到晚明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史景迁认为传教士除了在新材料和新视角方面，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求知欲外，还给了他们一种希望，那就是让他们有可能找回本民族曾经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荣耀。比如徐光启就在 《 几何原本 》 的序中，提到中国在先秦时代，科学和艺术都曾非常先进，他认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导致了科学和艺术难以恢复的断崖式下跌。再比如李之藻为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写序时，也提到了元代中国人在地理知识上的优势。
很明显，面对西方文明领先的科学技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虽然无法否定事实，但也不甘心承认中国的落后。利玛窦当然也发现了这点，所以他在一些事情上也会尽量迎合士人阶层的这种心理需求，比如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利玛窦特意把中国放在中央的位置，并有意缩小了世界的其他地方。
我们都知道，想深入的研究科学知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长期的接触，给了利玛窦向这些知识分子仔细传播天主教教义的机会。利玛窦很清楚，这些社会精英在儒家教条中浸润多年，天主教绝不可能动摇儒家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要想争取这些人信教，就要在教义的解释上，多花些心思。
所以为了达到传教目的，利玛窦用了大量时间去研习儒家经典，这让他在向士人阶层阐教义时，可以引经据典，获得士人阶层的认同。利玛窦还以儒家自居，明确地表明了天主教与儒家文化并不冲突，甚至是基本一致。当然，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确实增加了士人阶层对他的认同感，有些人还尊称利玛窦为“西儒”或是“西来孔子”。
正确的传教策略，带来的是信教人数的逐年增长，有统计表明，利玛窦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二年，也就是 1584 年，全国信奉天主教的只有 3 人，等到利玛窦去世的 1610 年，已经增加到大概 2500 人了。虽然在晚明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这点人数不值一提，但增长幅度还是很惊人的。
第三部分
不过，就算两大文明在晚明时，在士人阶层中发生深度交汇，但不论是来自西方文明的先进科技，还是文化侵袭，都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说的最后一个话题：这种对外部世界的迟钝反应，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利玛窦进入中国后，一直梦想着可以进入北京，得到觐见皇帝的机会。因为在传教士们看来，如果能得到皇帝的认可，那么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将取得质的飞跃。史景迁在书中就提及，利玛窦在一封写给老同学的信中说到了皇帝在中国的影响力，描绘了普通中国人对统治者的惧怕。所以利玛窦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万历皇帝的告解神父。但北京可不是一个外国人想进就能进的，必须要有官方的许可才行，这就得疏通关系了。
为了接近皇帝，利玛窦没少跟太监打交道，这个过程是很坎坷的。在 1598 年，利玛窦曾短暂的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原因是一位老太监以为利玛窦拥有把水银变成白银的法术，但当得知这是谣传后，暴怒的老太监立刻把利玛窦撵了出去。当然，利玛窦跟很多太监的关系是很不错的，比如权倾一时的冯宝就请他过吃饭、看过戏。凭借这些关系，利玛窦获得了向万历皇帝进献礼品的机会。
这事说起来很有意思，当时因为一些意外，澳门耶稣会的经济遭遇困境，一时间筹不到太多钱给予支持，逼得利玛窦只能把一些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都加进了礼物清单中。但就算这样，所有礼品的总价值也不到九百达克特，还不如之前利玛窦给两广总督的贿赔多。把九百达克特换算成白银的话，晚明时期大概是 1300 两左右，相当于我们现在 100 万出头的样子。
虽然利玛窦与同事们很用心的去准备礼品，可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寒酸，毕竟是给皇帝送礼， 100 多万实在谈不上体面。但戏剧性的一幕是，当传教士们进入北京，在接待外宾的四夷馆住下后，他们发现与其他周边小国送来的礼品相比，自己准备的礼品真的是太精致高端了。
因为那些来自别国的礼品，都是些粗制滥造的铁剑和盔甲，或者病怏怏的马匹，这是因为，当时“东亚朝贡体系”已经崩坏。
所谓“东亚朝贡体系”，简单说就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派出使者，给中国皇帝送些礼物，以换取在中国贩卖本国特产的资格。这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庞大的经济体量来作为基础的，带有政治性的经贸活动。很明显，到了晚明，周边各国都已经是在敷衍应付了，但明王朝对这些事却麻木不仁。这也很正常，大家都知道万历皇帝是出了名的怠政。国家元首不上班，从军事到外交这必然都会被耽误。
耶稣会的这些礼品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仅让传教士们拿到了在北京居住的许可，而且这个许可的效力持续了一百多年。但利玛窦想引导万历皇帝信教的梦想却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他在 1602 年进过皇宫，但却是朝着空无一人的皇位跪拜，连万历皇帝的影儿都没看着。不过两人曾有过隔空的交流，万历皇帝为了让自己死后的陵寝辉煌无比，写信向利玛窦咨询欧洲的丧葬习俗，想看看有什么可以为自己所用的新套路，能让自己在死后的日子里更舒适惬意。要知道，在耶稣会进献的所有礼品中，有一本装帧精美的《世界概貌》，也有欧洲的钱币和书籍，但万历皇帝对这些东西却没有任何兴趣，他在意的只有死后的事情。
在由儒家思想建立起的帝国中，皇帝对事物的态度，会影响整个国家，关于这一点，传教士们并没有估计错。所以万历皇帝对外部世界的钝感，由上至下充斥着整个中国社会，之前的数据就能说明，像徐光启、李之藻那样对西方文明感兴趣的人，并不是这个帝国中的大多数。这让当时的中国，开始与飞速变化的世界脱节。
相比同时代在军事和文化两方面，都在向全世界扩张的欧洲，晚明时代的中国仿佛处在另一个次元里。
要知道，因为宗教和利益问题，这个时代的欧洲各国动不动就会打成一团，所以欧洲的军事技术变化迅猛，从战术到武器革新速度都非常快。再看当时的中国，不仅对枪支、火药的运用很有限，战略战术也很老套迟钝。
但就算在这种情况下，却仍然以“天朝上国”的心态去看世界，不把任何国家放在眼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当传教士带着西方文明来到中国，试图进行文化入侵的时候，晚明政府在不屑一顾的同时，根本没有想过要以同样的方式去回应欧洲。虽然当时中国的科技很落后，但在文化输出上其实是有些优势的。举例来说，儒家中类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种倡导规矩与规范的观念，对当时生活在战争与信仰双重混乱中的欧洲人来说，肯定会有吸引力。
就像史景迁在他另一本著作 《 大汗之国 》 中提到过的莱布尼茨的观点：如果中国学者在当时远赴欧洲，宣扬中国文化，将难以想象欧洲文化会受到何种冲击。
但是很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这种钝感在之后的岁月里，哪怕经历了改朝换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一直没有离开中国社会。虽然在清朝初年，中国有过短暂的开放时期，但很快，整个国家就再次转向极端保守。就这样，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西方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直到被西方的大炮击开了国门。
你可能从未发现，阅读是如此有趣
总 结
到这里， 《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这本书就聊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为你分享的知识要点。
第一，在十六世纪反宗教改革和欧洲扩张运动的大背景下，传教士作为西方文化的输出者进入晚明时代的中国。但长期抱有“大陆孤立主义”的中国社会面对陌生文明，表现出强烈的不安和敌意，传教士难以获得中国人的信任，甚至被妖魔化。
第二，为了打开局面，传教士利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去吸引晚明士人阶层的注意。因为传教士们很清楚，士人阶层才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赢得了士人阶层的认可，就能够事半功倍的在中国开展传教事业。而对知识的好奇与渴望，让晚明的士人们乐于接触传教士，东西方文明在知识分子层面有了交汇。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种交汇只停留在少数人当中，并没有形成改变中国社会的力量。
第三，“天朝上国”的思想让当权者不屑去理会外部世界的变化，这种态度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让中国与快速变化的世界发生脱节，被西方文明越落越远。
这本《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就如史景迁的大多数作品一样，经常被评价为没有观点的历史叙述，甚至有人云亦云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史景迁通过详实的史料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利玛窦，让那个已经远去的钝感时代有了真实感，也让历史有了我们可以感知的温度。
如今我们正身处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东西方的文化和技术每一天都在交融，回望历史，我们是否会像利玛窦最后站在他的记忆宫殿门口时那样感怀：“生活在后世的人们，往往无法了解前时代的伟大事业或行动如何起源。一切事情在肇始之际，是那样微弱渺小，人们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它将来竟能成如此宏大的局面。
撰稿：闫达
脑图：摩西
转述：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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