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承佳，武汉大学研究生在读，90后重庆山城姑娘，爱文字，爱土地，无宗教信仰，但热爱诸神和上帝。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等，第三届元诗歌奖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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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给予我最多的是对土地的感受

金启明：你好，首先恭喜你获得本届元诗歌奖！听闻你是重庆妹子,我们都知道重庆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运动的重镇，那么你的生活环境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康承佳：谢谢喔！重庆给予我最多的是对土地的感受，我来自农村，是一个泥土味儿很重的孩子，从出生到眼下乃至未来，皆是如此，这并不成其为一种标签或者宿命，只是一种存在。

籍由此，我对“城乡二元发展”、“三农问题”等有更贴近生活本身的反思，它们并不仅仅是改革所带来的历史阵痛，更多的，也关涉到我们这一辈乡愁的起点以及归处；更多的是我对“贫穷”“蒙昧”“纯粹”“生存”的重新质疑；更多的是让我从实体与精神的双重存在都看上去像一个有故乡的人……

重庆，赋予我的，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里描述的熟人社会，以及建构在此基础上已经逐渐失落的乡土文明，之前以及目前的写作，诸多感受来源于此，很虚妄，也很浅薄，但的确关涉生命本体最本初原始的追问。

金启明：你怎样看待职业对诗歌的影响，从事文字工作或大学读中文，会不会对写诗打折扣？因为也有人说，中文系毕业的写作者没有不是中文系毕业的写的好？

康承佳：哈哈，这个问题真是漂亮！问道心坎儿里去了。“爱好职业化”这是今年开年以来我就在开始反思的问题，到目前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一个问题的“真实”永远比一个问题的“情怀”更有现实的力度，您的问题逼近前者。我高中时理科成绩的确比文科好很多，从高中文理分科到大学志愿填报以及今后的从业选择我都没留余地地以“兴趣”为导向，都以文学作为核心的价值参考坐标。呃呃，自己挖的坑，自己跳！

真是这么回事儿，纵观现当代文学，在文坛卓有建树的大家，很多前辈没受过正规教育（梁漱溟先生中学毕业，巴金先生中学毕业，钱穆先生中学都没毕业，沈从文先生也只是小学文凭……当然，也更多的是时代影响）；同时，文学大家的专业出生大多非文学（鲁迅先生、郭沫若先生是学医的,周作人先生是学土木工程,郁达夫先生是学统计学……）；纳入国际视野，从数据统计来看学科分布，诸多出身医学（毛姆、济慈、契诃夫、柯南道尔）或者法学（高乃依、卡夫卡）专业，与纯文学关涉度不大。

由此反观，学科选择与文学创作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但也非您所言“中文系毕业的写作者没有不是中文系毕业的写的好”，从中文出发在当代文坛坐镇一壁江山的也大有人在（许地山、丁玲、戴望舒、曹禺、张爱玲、汪曾祺、贾平凹、马原刘震云、韩少功、方方、毕飞宇……）不胜枚举，皆系中文出生，因此，并不存在您所定义的局势。

最后，我最想补充一点的是，毕竟，中文的学科设置并不是为了培养作家，更多的，是让我们了解高于政治的道德，了解高于道德的哲学，了解高于哲学的人性，从而修炼，从而抵达，中文系的设置初衷是为了培养的是独立而饱满的品行与人格。至于是否能够走出作家，更多的是个人的修为，与学科无关。

至于您问到学中文或者从事文字工作会不会让写诗打折扣，这个我还真没什么发言权，因为本来就写得很差，打不打折扣都挺差，所以也无甚差别。哈哈，这个问题等以后我有资格和能力时再回答吧，慢慢来，一辈子，长着哩，不着急，我相信中文学科所馈赠给我的情怀与视野会给我的写作带来更大的格局而不是限制，当然，还需要我今后的投入和坚持，写作，是目前而言最充实最快乐的事业，它和职业和专业无涉，只是我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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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写出能够真正打动我自己的作品

金启明：如果给自己做一个分期，你的诗歌可以划分吗?前后有几个阶段？

康承佳：分期哇？希望您能原谅我开玩笑地以今天为界，分为昨天和明天的，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写出能够真正打动我自己的作品，因此，更别说能够触动他人，我很少重读自己的诗歌，写完了就搁置在那儿任其自生自灭，因为重读总是不断地反观自己的浅薄和幼稚，措辞的生涩、刻意甚而矫情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打击到我自以为是的骄傲，打击到我苟延残喘的自尊心，为了不被打击最好的方式就是逃避，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并不曾认真地打量我的作品和审视我的自身。

我总是对明天的创作充满期待，总是觉得会在某个不曾预期的瞬间碰撞到我一度想探寻的温暖、澄澈、真切或者深沉……但缪斯并不钟爱目的性太强的孩子，我依旧没能找到为我自己赋能的句子或者词语，我依旧在昨天的虚妄和浅薄中重蹈覆辙，并且，时不时还沾沾自喜，其实很幼稚，很可笑，但我也原谅自己，这是一个不成熟写作者必然会经历的过程。毕竟，写作是一个不断解构、建构和重构的过程，价值重估才是成长的姿态，依旧期待今天能够成为界线，能够在明天撞见另一个自己。

金启明：你现在写诗是贯彻自己所认同的诗歌理念，还是更多出于生命体验？

康承佳：后者吧。我是应试教育体制下批量生产中并不成功的产物，成绩不好不坏，个性不弱不强，自小就于是隶属于边缘性生物，不叛逆，也不乖巧，变成了总是被忽略的存在。被忽视久了的孩子，难免滋生孤独感，从而滋生伴随整个成长过程的羞涩、怯懦，一种自卑自青春期开始，便根植于生命深处。

它并不能像阿德勒《自卑与超越》所讲的那样，我能够从中获得更大的禀赋与潜能，更多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寂寞，在青春期便开始萌生，外显成一种青春明媚的忧伤，其实那样的忧伤并没有实际的内容，但又真真切切地扣合在生命里，成为我不能自洽自处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并不是多么特别，可能很多同龄朋友也曾经历过，长达十多年的孤独衍生了写作，写作于我，只是一种情绪的出口，一种好好和自己相处的方式，如果是这得益于生命的本体体验，不如说，它来自青春期必然会遇见并承担乃至走向自我消化的敏感、脆弱以及孤独。

金启明：你有写作过长诗吗？跟短诗相比，结构在长诗中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一首长诗胜重于结构，那么一首短诗胜重在于哪里？

康承佳：长诗呀？哈哈，写过，源于游戏和尝试，但并没有坚持下来。其实，在下粗浅地认为，诗歌并不能写得过长，因为诗歌经由长度会走向自我消解。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这样的诗歌写作形式能够生成并延续下来是因为它们依附于历史，有情节，有脉络，有以时间为载体纵向延伸的故事，他们言之有物，有料，有史，因此，荷马史诗才能以长度立足。

但我们古中国自《诗经》以来的平原小合唱、自《楚辞》以来的悬崖独行曲乃至于后来的唐诗宋词的建构基础都在于抒情，抒情的写作体例一旦奠基，我们后来大体上都形成了无意识地延续，诗歌是语言的集结与狂欢，它本身的设置就要求了它不能走向话语的泛滥。短诗更是如此，抒情文本需要语言的节制，点到为止，把其本身的深度与厚度交给它的读者群，让诗歌回到沉默或者静默，为读者预留一个介入空间。

再者，诗歌另一个目的是创造言语（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是潜存在一群人脑子里的语法系统，是个人被动接受的社会产物。而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包括两部分：表达的内容和表达依托的心理物理机构。）诗歌的要义指向的是后者。诗歌其实不应该承担艺术责任，但如果需要，我希望它能够创造新的语言构式，为汉语乃至于全民族全人类的表达提供更加独到个性、新颖深刻的话语载体。这是我所期许的诗歌走向，我想，也应当是短诗取胜之道。

金启明：你是什么时间开始写作的?当时有那么多的文学体裁和文学形式，你为什么要选择诗歌？

康承佳：写作是从小学开始，因为小小的虚荣心吧。那时候能够因为无意识拼接出几个漂亮的句子就被老师关注，可以因此开心好久，一个孩子的傻气与天真终究会给她的生命带来超出预期的可能。那时候写作的是童话，是小小说。诗歌是高中时才开启的文本。

至于为什么是诗歌？哈哈！高中太累了呀！高中太忙了呀！散文需要词汇的储备，小说需要阅历的积淀，剧本需要矛盾和冲突，我并不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也没有死磕到底的心气劲儿，创作其他体裁的能力显然不够，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诗歌吧，它没有任何规范和要求，只是需要生命中无法遏制的激情，它对于那个年纪的我而言，它只是一种表达的本能。

金启明：我也读过许多女诗人的诗，像宇向、西娃、尹丽川，她们的女性意识都很明显，但也有男性的、中性的角色表达或内容，你身上有男性内容吗？

康承佳：嘻嘻*^_^*，性别，只是一种社会标签，简化后的认知结构而已，它的进一步符号化是为了契合我们的理论偏见和思维惰性，导致了我们借性别来作为诗歌的类别划分，因此，其参考的标准是有失偏颇有待商榷的，但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内容，跳过！

您问起我诗歌里的男性内容，嗯嗯，在早期的草创阶段曾有过诸多尝试，写过“北漂”、“暴力”、“疾病”、“死亡”……其写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刻意地借助男性的视角，写他们在社会中卑微与为难，写他们在生命中的责任与担当，借助各种细节切入生命的体验，模仿着男性阳刚的措辞和表达，企图呈现更加立体肌理的生命存在。

其实，抹去性别与姓名，也能感受到这是女孩子的笔触，有些特定的视角和洞察是一种性别的天分，它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一种存在的角度而已。以后依旧会有类似的尝试，把它当做一种语言表达的尝试吧，不一定要呈现怎样的结果，其实验过程已经是价值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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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为本身也是一首诗

金启明：在一个男权社会，我们毕竟得承认这是一个男权社会，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意识，女诗人想冒出来，在世俗意义上你觉得会有什么困难？

康承佳：首先，真诚得有些狼狈地承认目前社会的确男权，但理直气壮到并不保留地拒绝――所谓的“困难”。如果女诗人想冒出来所遇见的无法跨越的壁垒与障碍是男权的话，我觉得“男权”作为一种已经被诟病得不成样子的意识形态也着实挺冤的。

您所提到的男尊女卑其实就目前而言体现的不在于社会偏见而在于社会分工，这个话题打开其实挺大的，它所牵涉的体系较为驳杂，那就粗略地概述一下，所谓男权社会的思想分化源于男性所能提供的社会生产力导致他们所能分割到更多的社会权力与权利，经由几十万年的人类进化写进了我们的基因代码，导致了我们目前即使女性能够创造相同的社会财富也并不能过渡同等地位，我们社会只是近几百年来的科技革新所带来了能力平等，但如此短的时间所造就的价值革新根本无法和人类进化史所沉淀下来的思维模式相博弈或者抗衡，因此，男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依旧延续。

但您太忽略了女性主义。男女平等并不代表社会分工与权力的绝对平均，而仅仅是各司其位各谋其职地自我实现和创造不同的可能。女性因为生殖成本过大，导致了她们对于价值选择的重心转移会趋向于家庭，从而厚此薄彼忽略了社会创造，但她们在此基础上依旧能找到个人的归属感与成就感，您不能把社会宏观价值作为一个人存在价值的唯一维度，作为家庭微观维系，女性的能力得到了更合理的安排与运行，同样也是个人价值的存在与彰显，只是有时候被湮没或者忽略了而已，但女性乐在其中，毕竟，母亲，是一种天职！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能力。

貌似偏题了，至于女诗人最后没有“冒出来”可能也仅仅是因为个人选择吧，只要她们能在家庭中获得同等的价值体现，我觉得其行为本身也是一首诗。至于她们是否坚持写作，坚守表达，我尊重她们的任何选择，毕竟不是我们创造了诗歌，而是诗歌创造了我们，这里的“我们”仅仅是作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的人，无关性别。

第三届元诗歌奖颁奖现场

金启明：你也获得的国内其它奖项，诗作入选一些选本，你也参加过国内很多诗歌活动，这种诗歌视野和诗歌活动，对你原先的诗歌写作有什么影响？

康承佳：的确，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不断地折转于南北各地，这样的活动其实对于诗歌写作并没有多少影响，毕竟，写作是个人化的事业――学不来的，交流也无益，它需要我们自我不断地尝试、锻造、推倒再反思，它并不是特别需要他者的参与，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自我怀疑和自我重构的能力。

至于这样的活动本身，哈哈，它们是我生命中最丰盈的体验――因为我能因此遇见那么多有趣好玩儿的人。写诗的人，他们可能不深刻，可能不富足，但他们可爱灵动，纯然真诚！我们经由诗歌不是遇见，而是重逢，初见已是故人！他们让我看到了生命更为生猛鲜活的表达，他们让我从写诗的人慢慢地去自我过渡成他们那样活得像诗一般的人。

对原先写作有什么影响？多了一些视野和对比吧！让自己对写作和自身能够有一个更加立体的观照，他们写得真是漂亮！他们活得真是漂亮！即使我依旧孤独到终于可以死皮赖脸地得瑟――我不再是一个人！感恩，感谢！上天厚我，诗歌厚我！

对谈

金启明：你怎样看待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诗歌的崛起?对此你想对女性写作者那些在诗歌道路上坚持的人说些什么？

康承佳：古中国，或者欧洲中世纪，这样一个绝对男权的国度或社会里，只有两个领域女性依旧能够有一席之地。其一，诗歌（班婕妤、庄姜、徐淑、班昭、蔡琰、谢道韫、鲍令晖、薛涛、李清照、朱淑真）；其二，数学（希帕蒂娅、苏菲·姬曼、爱达·洛夫雷斯、索菲亚·科瓦列夫斯卡娅、艾米·诺特。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领域？因为它们不需要工具，不长时间占据社会财富，因此，女性的天赋与才能可以得到挖掘与呈现。

以此类推，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性写作猛抬头，其实要感谢经济和科技，让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多元，让女性有了精力与时间投注于爱好，并且，我有信心这将成为一个趋势，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需要更大的平台去成长与呈现，更现代化的科技更多元的思想为女性的个体写作提供了可能。

至于您问到“想对女性写作者那些在诗歌道路上坚持的人说些什么？”跳出于问题本身我想提出的是――您问题中所预设的“坚持”。其实，诗歌写作只是个性与本能的选择，其写作体验已经赋予了意义本身，但“坚持”一词，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精神暴力！它促使着写作者不断地去恪守一种责任或者一种状态，把写作当成是一种社会道义的承担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自我完成。

关于“诗写”本身，无论男女，从没有“坚持”一说，它只是一种热爱，一种痴迷，一种选择和可能。它本身的魅力已经足够构成吸引，使写作者得以忘我和迷醉，它并不需要你我去坚持，如果你面对诗歌反思自己是否还该坚持的时候，不妨搁置一下，尝试一下其他事情，毕竟，与其做一个写诗的人不如做诗一样的人！

对于写作，我期望姑娘们，永远只谈热爱，不问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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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主持人/

金启明，笔名白鹿，98年生于淮河源头。2017年9月进入诗歌写作，有自印诗集《春夏秋冬又一春》，海鹰诗社副社长。

（合作供稿：艺元堂；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