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先生有篇小文，名字叫作《闲话闲说》，里面记录了他和莫言之间发生的一件趣事。他说八六年的夏天，他和莫言在大连，莫言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次回家乡高密，晚上回到村子，村子前有一个芦苇荡，于是他准备卷起裤腿淌过去，却不料经了人的搅动，芦苇荡里浮起来很多红色小孩儿，连声嚷道：“吵死了，吵死了”。莫言无法，只有退回来，等小孩子们消失了再走，没想到，等他再一次触水，小红孩儿又出来了，连声说“吵死了，吵死了”。接连试了几次，莫不如此，莫言无法，只有在岸边蹲到天亮，等小红孩儿消失了方才回家。
这是一则轶事，阿城先生写来妙趣横生，说他自从听了这样一则故事之后，洗净了童年以来对鬼故事的恐怖，复归天真。
我读后也甚觉有趣，因而感慨莫言先生真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字里行间，一片天真烂漫。于是又进而悟到，我们写故事的人，也应该求一个“真”字，此真并非指的事真，而是情真、理真，情感要立得住，理上也要行得通。如是，故事才能动人。
据阿城先生回忆，他写完《棋王》，汪曾祺先生曾写文章警惕他，让他不要陷在道家里。原因是在《棋王》的最后一部分，阿城写了一个光头老者，满口道禅，与棋王下成了平手(其实是要输了，为了找面子，这才权作平手，不再下了)。可能是这老者让汪老觉得失了真。
我没有汪老先生的高度，不过也觉得这一段有点玄乎。下棋终归是下棋，与天道儒禅何干？要说下棋没有棋道，也说不过去，但要说落棋时想到的尽是道法，却也不能说不失真。因而在阿城先生的《棋王》里，有关棋道的论述，虽然精彩，但我又都跳过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读者如逛街的人，他们看的是货色，吆喝是不大听的。”
令我感兴趣的是，汪老先生为什么劝人不要陷入道家？我想了想，大抵是道家哲学多是阴阳怪气，说话又总是含含糊糊，奇谋阴计比较多的缘故吧！读者诸君，如若不信，可去翻一翻《孙子兵法》和《韩非子》，里面透出的诡诈阴冷多少令人有点不寒而栗。二书虽非道家学说，但均以道家为宗，这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道家哲学里比较真的当数庄子，我知道他老人家常年朝不保夕，生活在贫困边缘，不过倒也达观得很，他的妻子死了，他反而在死人身边鼓盆歌唱起来。惠施看不惯他，过来数落他，他说出一堆大道理。如果你不用道德来框他，又不得不佩服他的一派天真。后来冯梦龙把这个故事改编了，变成了封建礼教的宣传文，我就觉得没了意思。
孔子也是这样，我读《论语》，撇过了儒家的经世思想和道德说教，反而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孔子，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饱满的孔子。
他的学生死了，他会连续哭上几场；他的学生白天睡觉，他会破口大骂；面对学生的诘难，他又要发上毒咒以示清白；学生对他的奚落感到不高兴了，他哈哈大笑，表示那只是一个玩笑。如此可爱的先师，也只有在《论语》这种未加雕饰的文字中才能存在。
所以孔子才讲：“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就是老好人，这种人没有立场，圆滑处世，谁也不得罪，属于“伪”的那一类人，也就是汪曾祺老爷子所说的“道家”。
但是真真假假，却也难辨。“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大伪似真”，如果不是生了一双慧眼，还真就分辨不出。
曹操算是一个奸雄了，他的性格就很难用真伪来界定，此人奸诈多疑是出了名的，但是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读来却又能让人感到他的一片赤诚，并无半点虚言。有时我在想，倘若他是全真，那必定受到人的欺骗，倘若他是全假，那必然不能收拢人心。也许俊杰人物，都是真假参半吧！
五代十国时，有个叫冯道的人，身逢乱世，前后侍奉了十一个君主，可谓是不忠的典型了。但据说此人从不搞阿谀奉承，认准了的事情，一根筋做到底。他在契丹多年，时时想着回国，但契丹王却始终认为他不愿舍契丹而去。石敬塘晚年多疑，却对他信任有加。他是如何做到的，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谜。
陶行知先生让我们学做真人，但是真人不易做，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算计和虚伪，要想做到“全真”真的不易。但如果保住了真的内核，这个人倒也坏不到哪里去。
人啊！其实不怕真，就怕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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