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先生有篇小文,名字叫作《闲话闲说》,里面记录了他和莫言之间发生的一件趣事。他说八六年的夏天,他和莫言在大连,莫言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次回家乡高密,晚上回到村子,村子前有一个芦苇荡,于是他准备卷起裤腿淌过去,却不料经了人的搅动,芦苇荡里浮起来很多红色小孩儿,连声嚷道:“吵死了,吵死了”。莫言无法,只有退回来,等小孩子们消失了再走,没想到,等他再一次触水,小红孩儿又出来了,连声说“吵死了,吵死了”。接连试了几次,莫不如此,莫言无法,只有在岸边蹲到天亮,等小红孩儿消失了方才回家。
这是一则轶事,阿城先生写来妙趣横生,说他自从听了这样一则故事之后,洗净了童年以来对鬼故事的恐怖,复归天真。
我读后也甚觉有趣,因而感慨莫言先生真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字里行间,一片天真烂漫。于是又进而悟到,我们写故事的人,也应该求一个“真”字,此真并非指的事真,而是情真、理真,情感要立得住,理上也要行得通。如是,故事才能动人。
据阿城先生回忆,他写完《棋王》,汪曾祺先生曾写文章警惕他,让他不要陷在道家里。原因是在《棋王》的最后一部分,阿城写了一个光头老者,满口道禅,与棋王下成了平手(其实是要输了,为了找面子,这才权作平手,不再下了)。可能是这老者让汪老觉得失了真。
我没有汪老先生的高度,不过也觉得这一段有点玄乎。下棋终归是下棋,与天道儒禅何干?要说下棋没有棋道,也说不过去,但要说落棋时想到的尽是道法,却也不能说不失真。因而在阿城先生的《棋王》里,有关棋道的论述,虽然精彩,但我又都跳过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读者如逛街的人,他们看的是货色,吆喝是不大听的。”
令我感兴趣的是,汪老先生为什么劝人不要陷入道家?我想了想,大抵是道家哲学多是阴阳怪气,说话又总是含含糊糊,奇谋阴计比较多的缘故吧!读者诸君,如若不信,可去翻一翻《孙子兵法》和《韩非子》,里面透出的诡诈阴冷多少令人有点不寒而栗。二书虽非道家学说,但均以道家为宗,这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道家哲学里比较真的当数庄子,我知道他老人家常年朝不保夕,生活在贫困边缘,不过倒也达观得很,他的妻子死了,他反而在死人身边鼓盆歌唱起来。惠施看不惯他,过来数落他,他说出一堆大道理。如果你不用道德来框他,又不得不佩服他的一派天真。后来冯梦龙把这个故事改编了,变成了封建礼教的宣传文,我就觉得没了意思。
孔子也是这样,我读《论语》,撇过了儒家的经世思想和道德说教,反而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孔子,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饱满的孔子。
他的学生死了,他会连续哭上几场;他的学生白天睡觉,他会破口大骂;面对学生的诘难,他又要发上毒咒以示清白;学生对他的奚落感到不高兴了,他哈哈大笑,表示那只是一个玩笑。如此可爱的先师,也只有在《论语》这种未加雕饰的文字中才能存在。
所以孔子才讲:“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就是老好人,这种人没有立场,圆滑处世,谁也不得罪,属于“伪”的那一类人,也就是汪曾祺老爷子所说的“道家”。
但是真真假假,却也难辨。“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大伪似真”,如果不是生了一双慧眼,还真就分辨不出。
曹操算是一个奸雄了,他的性格就很难用真伪来界定,此人奸诈多疑是出了名的,但是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读来却又能让人感到他的一片赤诚,并无半点虚言。有时我在想,倘若他是全真,那必定受到人的欺骗,倘若他是全假,那必然不能收拢人心。也许俊杰人物,都是真假参半吧!
五代十国时,有个叫冯道的人,身逢乱世,前后侍奉了十一个君主,可谓是不忠的典型了。但据说此人从不搞阿谀奉承,认准了的事情,一根筋做到底。他在契丹多年,时时想着回国,但契丹王却始终认为他不愿舍契丹而去。石敬塘晚年多疑,却对他信任有加。他是如何做到的,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谜。
陶行知先生让我们学做真人,但是真人不易做,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算计和虚伪,要想做到“全真”真的不易。但如果保住了真的内核,这个人倒也坏不到哪里去。
人啊!其实不怕真,就怕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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