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混迹于帝都的程序员朋友而言，租房是一个绕不开的事情；对我而言，在北京的十多年，就是一个不断租房搬家的过程。
当然我们也不用太悲情地描述个中酸苦，这就是在帝都生活应当付出的成本，或者叫代价。之所以愿意在北京呆下去，是因为这里有更吸引我们的地方，比如更多的机会和相对的公平。
2001年，初到北京时，我住在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外侧的十里堡（此谓之东十里堡，城西还有个西十里堡）。我在《我的码农生涯-四》里所写到的“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的北京的天是蓝的。上班时的城东的朝阳和下班时的城西的晚霞，都很美，充满希望。”，就是这个阶段的心境。离开北京有些年月了，为了写这篇文字，专门用百度街景查了一下十里堡，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我租住的是一个单间的自建民房，已经记不得是通过何种渠道找到的了。房间大约20个平方，摆下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衣柜，还有一点活动的空间。租金300元，包水不包电，厨卫公用的，煮饭烧水都用小煤气罐子。
这个条件不算好，也不算太差，毕竟我没有北漂们住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的经历，还是很满意的。房东是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据他们自述，大儿子在某一年，被子弹误伤打瘸了腿；小女儿也成年了，倒是经常跑我房间里问一些电脑操作的问题，可每次问完了她就走了，即便是夜里，也从没主动表示过要留下来和我探讨人生。
那时候，工作的地方在上地七街。需要先坐一趟公交车到人大对面的双榆树站，再换乘365路（记不准确了）到公司。那时候的上地不堵车，远没有如今的繁盛。早晨7点出门，到公司8点3刻的样子，晚上8点到屋。总之，还好。
自建房的取暖是个大问题，我要赶在冬天来临之前，离开这里。我相中了西直门那片地方，生活便利、交通便捷。我记得那时候中介没有现在这么猖獗，找房的办法就是去你心仪的小区找门卫、物业打听，或者在报栏里贴求租纸条。那年11月份，我如期如愿地，搬到了西直门内街的一个老小区里，租住了一间次卧，月租900元，每半年付。
房东是一对发福的中年夫妻。妻子在居委会上班，正值壮年的丈夫待业在家已经10年了，靠领取低保过活。据我观察，他在家地位非常低。他们的儿子念高中，常来问我数学题目。房东房客相处和睦，这一住，就住到了城铁13号线开通了，也经过了2003年的非典。
上班的时候，早晨先走过西直门桥，到车站去坐375，途径学院路、五道口、中关村，直达上地。在《我的码农生涯-六》中所写到的“记得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地上漫淌着水，我从西直门375路车站脱了鞋子光脚淋着雨慢悠悠地走回到西内南小街的住处，仍难掩兴奋。”，就是发生在这个阶段。
后来，城铁13号线开通了，我的人生也开始了告别375，迎来西二旗的时代，后来的很多年里，它成为我出行的主要方式。据说有位山东的大哥为了抢到首发车的票，在西直门站蹲了几个晚上。我大概是开通第二天开始坐的，条件比一、二号线要好很多。上地的繁荣，我觉得13号线居功至伟，它将东西南北的程序员压缩在逼仄的空间里运送到西二旗这个地方卸下，他们咬着煎饼果子或者鸡蛋灌饼，步行10分钟以后消失在一幢幢写字楼里。
非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我们公司放假算是很晚的，13号线上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少到一节车厢就我一个人。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老板从美国搞了些据说防毒能力超强的口罩一人发了几只，但我自始至终没戴过。传言位于五街的用友软件，已经有人感染非典了，离我们近在咫尺，老板说我们也放假吧。
那段日子宅在屋里，白天关注萨达姆被小布什揍成什么样了，晚上关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周平安教授讲如何用中药防治SARS，关注北京和全国范围新增病例多少、死亡多少，偶尔出去打打羽毛球。街上人烟稀少，二环边上的北大人民医院是感染的重灾区，当然也不敢出城玩，那个时候，北京的人是最不受待见的。
2003年夏天以后，我搬到了清河。照例是贴条找房，租了个小套，开始骑自行车上下班。房东是个开公交车的小伙子，住在同一小区，平日里偶尔碰见喜欢吹点小牛皮，不外乎某次打了谁或喝了多少酒。这段日子里无风无浪，没什么特别的记忆，只是一些生活的小事，比如自行车被偷了，比如那条街上的臭豆腐味让我苦不堪言，比如我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口味那么变态喜欢吃毛鸡蛋。
我想，大概是忍不了臭豆腐那个味道的原因吧，2004年春天，我搬到了西二旗的铭科苑，开启了走路上班的新时代。套二的价格1300元，现在看来是良心价。日子平淡如水，除了失恋搅起的一点波澜之外。我对此房东已经没有一点点印象了，租金直接打卡上，神龙不见首也不露尾。在这里住了两年有余，2016年夏天，去了隔壁的智学苑，套二的房租涨到了2200块。房东是个比我稍大的姐姐，在香港中文大学念博士，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好。这一年，我的弟弟毕业进了华为北研所，和我住了一段日子；我也把父母接过来小住了半年。此后结婚成家，都在这里完成。
2006年年的秋天，我换了工作，又重回到了西直门商圈里，跟13号线的关系又亲密起来了。
在北京的最后一站，住在龙泽的万润家园。那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搬的家，很精致的套一，月租2500元。我很喜欢这个这个小区，那时候的物管是一家南方的公司，服务非常好，管理得井井有条。有一年冬天太冷，把家里的暖气管子冻爆裂了。我下班回家，冰冷的水已经没过脚背了。物业闻讯赶到，帮我清理干净地面，事了拂衣去，不取分文。
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妻，男人谨慎，女人爽朗。几年后我离开北京退房清账的时候，男人计算出来，我大概要补他十几元的零钱，女人笑骂她的丈夫小气，爽快地给我免了。
日子还是老样子，上班下班。租房的条件越来越好，反而没什么记忆深刻的东西，可说的也越来越少。只是，要改从龙泽站上13号线了，每天早上，队伍排成几字长蛇阵，挤得透不过气来。我隐约地感觉，此非久留之地，It's time to leave.
几年后的一次出差北京，兴起，专程跑去万润家园看了看，我在北京最后居住的地方。很凑巧，我的一位研究生同学也住在那里。
我有几个在北京的老朋友，儿女上小学了，至今还租房，月租都过万元了，就是挺着不买房，好像很是怡然惬意的感觉。我时常在想，房子对一个人而言，租或者买，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也没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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