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的故事只是《大师巨匠：西南联大1937-1946》这本书的开场，蒋梦麟、梅贻琦、潘光旦三人，作为当时三校合并成西南联大后的重要领导人，当然也为这座学校的运营操碎了心。
就像北宋大儒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被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的名言，对西南联大来说，其实算是互相印证。
以心出发，活下去才能传播、治学，而有了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为长久的和平服务。而且，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成大事者，小节同样重要。
就比如梅贻琦，他治学的态度是59.9分的课程也要重修，没有补考，真的是从点滴抓起。而他沉默寡言，即使喝醉了酒也不会胡言乱语，真的不愧于“酒圣”的雅号。
被徐志摩戏言“胡圣潘仙”（胡指胡适）之一的潘光旦，是大家眼中的“铁拐李”，单拐打篮球，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而且，在多年的实践中，他发现培养通才的重要性，特别注意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渐渐地让大家认识到内在修养是比做学问更重要的事。
蒋梦麟更夸张，直接戏称自己是北大的“功狗”，原因就是他谦虚地认为自己做学问赶不上蔡元培，办事能力还是有的。这方面傅斯年和他有共鸣，觉得胡适也是学问胜自己一筹，办事不如他。
除了管理和理念，当时比较重视的文科类，当然是西南联大治学和研究的重头戏。这其中，疯子的吴宓和狂人刘文典让人印象最深刻。
他们一个是“哈佛三杰”之一，喜欢追女孩，甚至希望自己化身《红楼梦》里的紫娟，去爱护林黛玉。
另一个敢于跟蒋介石叫板，讲学问特立独行，没有陈词滥调，他提出《红楼梦》里元春省亲时，保留“花溆”，去掉“蓼汀”，就是替贾宝玉属意薛宝钗了。他还把写文章的诀窍总结成“观世音菩萨”，确实都很新鲜。
当然了，三百年来一人的陈寅恪、人间稀有的傅斯年和天真的吴晗等等，也都值得细细品味，碍于篇幅，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书籍或人物传记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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