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彻底认识了这个大叔，他是我们家的敌人。不用说我父亲也另外受了他不少气。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父亲在双抢开始后不久，与母亲争吵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了，直到双抢结束才回家。在大叔这个队长看来这是不可饶恕的，决定罚工分30个，扣他的口粮两个月。这不是把人往死里整？于是家里又是一场争吵。还听说父亲要被批斗。父亲不知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在一个傍晚他投水了，幸亏被蹲点的干部小汪救起。如果真投水，不是这小汪，他第二天可能就会被草草送进坟墓。如果只是吓吓人，那不是小汪，父亲又将如何自己收场呢？除了小汪，别人看到了才不会救呢。
父亲像死人一样被小汪驮回来，很快就引来很多人，有人安慰他，责怪他。本房的松龄爷从稻场回来从我家门口经过，正想进门说点什么，他身后的儿子～多寿吼着他父亲：“死人你也没见过！”于是他们像避邪一样匆匆离去。人不能太坏，太无情，这多寿3年后自己落水死了，才23岁。
1976年盛夏之际，死亡的黑鹰在天空狂舞，唐山大地震爆发了，24万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人心惶惶，举国上下对地震二字谈之色变。我们这里也闹得很凶，上级还多次召开地震预防群众动员大会，说是距我们直线不过15公里的邻县叫铁佛寺的地方，可能就是不久之后的震中区，随时都会爆发。要密切关注任何新动向新情况。
这之后接连好多时，挖防震壕，盖防震棚，安大水缸，突击买日用品。一切就绪之后，人们就开始住进这些防震设施里多日。我父亲和几个老头们不相信，坚持留在家里。
时世艰难，多事之秋。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地方而言，地震灾难是遥远的，我们这地方象样的地震连传说都没有，根本不值得恐慌。我们只需关心眼下的困难，吃饭问题才是最大的。
70年代农业没有实现机械化，又没有高效农药化肥，粮食产量偏低，农民非常辛苦却效率不高。
总吃不饱，在当年是一个普遍问题，记忆犹新。秋收之后，社员们才得以吃上几顿饱饭。可这“饱饭”却不是在自家灶间做出来的。深秋时节，脱粒机没日没夜地轰响着，每到晚上就分上下两班干。在干完下半夜的活到黎明时才见到地面打满了白霜。晚上上下班交接的时候，就可以白吃公家一顿饱饭，下一班的人从床上爬起来去吃饱了饭再去稻场，上一班人等换手回来吃饱了饭再回家睡觉。
总记得有那么一回值得一写。松龄爷是队里的仓库保管，他把米称好交给煮饭的妇女自己就再没事了，他平素爱点整洁，就穿戴整齐地翘着个二郎腿，抽着他的黄烟筒，一心坐等饭熟。饭香了，他就自言自语道：“我胃气不行，饭冷了免得又把它搞发了，我先吃了！”五十多岁的人，饭量惊人，据说他从上班吃到下班。几次三番都这样，大家看他细嚼慢咽地端坐在上方位上那个丝文样，望着他那端端正正的飞绒帽，最后“杀气”很重的六爷训了他一顿：“你真是个金饭这么难吃！”另一个火爆青年紧跟着六爷补上一句：“我数了，他光添就添了4碗！”象斗地主似的，松龄爷可怜巴巴地辩解着自己的胃气问题。
背地里人家说他们家没吃晚饭，他全家都没吃，只要队里打夜工有饭吃他们家就这样。说得有根有据的：“傍晚前后没见他们家的灶间冒烟！”还有人说他可能把饭端回去倒了又来盛。他家没有晚饭也有可能，那个多寿吃起饭来显然比他老头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换了别的老人做保管，大家的看法可能好些。松龄爷自去年以来“红”起来了，大队封他们家为“节约模范户”，大队干部亲自到他们家摸了底细，节约数目一样样地过秤称量了，那天一大群干部在他们家进进出出干这档事，我亲眼看到了，还历历在目。他家现有，稻谷：12担零xx斤，干酸菜3箩，干苕片两百多斤，萝卜干一麻袋，菜油30斤，，，
其实，多年来，松龄爷理发，走到哪村吃哪村，多寿（按辈份我该叫他叔，其实当年只有20岁）在大队窑场呆了好几年，场里有些粮食补助，节余了一些。另外，据说多寿在节约问题上大力行使他的长子权，动不动锅中捞米～他妈妈若是多煮点米，他就务必来这一手打个折扣，粥要清薄得能照见人影，这是他家不成文的死规定。结果多寿吃得自己像根高梁杆，面呈土色，饭量惊人。
他家的“节约模范”出名之后，大队作出了种种名目限制和监督各小队，特别是我们小队的粮食保管与分配。松龄爷就是这个时候放下理发盒而被大队委任为保管员的。从此大队要给各生产队的粮仓验印，每次分口粮要有大队干部在场。最后大队干脆办了个总粮站，各小队的仓库一粒粮不留，全由大队发落。社员的裤带从此越勒越紧。人们追根溯源怎么不恼恨他一家呢？
不知怎么搞的，多寿妈又得了个阶级斗争红旗手的称号。多寿妈跟各小队的先进分子终于有一天被大队支书李向东带到省城观光旅游，可不幸的是她在出门不过百里的三江市码头就被丢失了，李支书到了几百里外的省城下船时才发现事情坏了，立即回身找她，幸好第二天上午发现她还坐在昨天买船票的原地方，又好气又好笑。从此，李书记再不树他们家的模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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