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史记》百讲，学习笔记系列016-1
商朝给中国带来的文化的转换，就是试图弥补中国神不在，要建立一个重信鬼神的文化。
那么，商朝具体的存在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20世纪考古学的发展与商朝历史的确认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取得了很多项重大的突破，其中有一项就是殷商史的研究。
中国是世界古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它必定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关于中国远古的文明形态，留下的记载几乎都是文献中的传说，缺乏历史文物的证据，这是中国上古史最薄弱的地方，它不像世界其它的文明古国，比如古埃及有金字塔摆在那里就不言而喻。
中国古代文献留存比较丰富，这造成了古代的学者过度依赖于传世文献，而长期不重视实物证据的发现，即使在文献里面也轻视第一手材料，埋头在正史之类史家的著述里面，这和近代历史学有很大的差距。近代史学强调的是第一手证据或者材料。
站在这个立场上，国外史学家甚至像国内的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疑古学者怀疑古史传说的真实性，商朝也在怀疑之列，疑古学派的观点，我们且不去讨论他，他们的怀疑精神却是近代学术的真谛，它促使了学术研究的蓬勃展开，寻找历史证据，推动近代考古学的建立。
瑞典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了北京人、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引起的古史从传说到史实的重大转变。
丁文江、李骥等中国的学者奋起开拓，中国近代考古学科建立起来了，李骥从1928年开始主持安阳殷墟的发掘，这一项考古发掘和王懿荣、刘鄂、罗振玉等人发现并且创建的甲骨学相互印证，让殷商史发生了质变，从传说变成了信史，不再单凭传世文献，而是在甲骨文和考古发掘的实物基础上去伪存真。王国维先生最早发现了出土甲骨中有记载商朝先祖名称的商世系卜骨，据此提出了用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史记·殷本纪》一共列出十七世三十一王，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罗振玉在1915年发表的《殷墟书契考释》，考证了18位商先王庙号，以后董作宾先生又在整理数万片甲骨的过程中，对殷王世系室细作了更加缜密的考证，论证了甲骨断代学说，确定了甲骨的十项断代标准，并且把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五个时期，商朝的历史就越来越变得清晰可靠。今天商朝历史的叙述完全建立在他们以及后来学者的学术贡献之上，并且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
20世纪历史学最重要的进步在于史料革命，让历史叙述建立在实物证据和第一手材料之上。敦煌文书、秦汉简牍的发现和利用都属于范畴。进入21世纪，科学的飞速发展已经大踏步地进入了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以遗传生物学、材料学为手段，同历史学、考古学相结合，将推动新一轮的学术研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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