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现代人的很多不幸福感，都是与攀比有关的。罗素敏锐地意识到，现代都市生活造成的普遍竞争，是导致攀比无处不在的一个重要动因，而无处不在的攀比又加重了前面所提到的疲倦问题。
为何攀比的思维如此普遍呢？罗素的一种解答是，现代人太将“追求卓越”视为人生哲学的指导了。殊不知真正能够成为卓越者的人，在人群中可谓凤毛麟角，对于卓越的过分追求会导致每个个体都在特定的赛道上进行内卷化的竞争，由此不断陷入对于竞争失败的忧惧。非常有趣的是，面对这个由内卷化竞争所导致的人生困境，罗素对于“卓越追求症”的诊疗思路乃是放弃大众所设定的人生赛道，从自我的兴趣出发来寻找幸福的支点。
然而，他的这一美好的愿景被实现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罗素在这里所给出的因果推理链条如下：
第一，父母太要求卓越，由此导致单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亦被大大提高；
第二，生育率的整体降低，其实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判处了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死刑；
第三，文明的成果未来将被具有更积极的人生观（并因此更愿意生育）的民族所取代。
很明显，罗素的这段评论已经切中了现代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的无子化问题的肯綮，具有穿越时空的巨大说服力。不过，针对此问题，他并没有开出特别有效的系统性药方。他所想出的“治根”的办法是在教育中增加灵性教育的内容，使群众能够在简单的物质满足之外寻找人生的意义——但是他似乎忽略了实行这些博雅教育本身所带来的时间与经济成本问题。另外，罗素也意识到，此类问题的产生，乃是因为平等主义的理念已经进入了现代西方文化的骨髓——而平等主义显然会鼓励这种促发攀比
但至少罗素也开出了一些“治标”的办法，也就是通过一些心理诱导的方式，促使人们意识到盲目攀比的无意义性。他写道：
如果你渴望荣耀，那你会妒忌拿破仑。但拿破仑妒忌恺撒，恺撒妒忌亚历山大，我敢说，亚历山大妒忌根本不存在的赫拉克勒斯。所以，单靠成功不可能摆脱妒忌，因为在历史或在传说中，总有人比你更成功。用咱们话说就是欲壑难填，山外有山。
那么，为何不从一开始就放弃这种攀比心理，从一些简单易得的“小确信”中得到满足呢？
比如兴致与爱好的培养。罗素写道：
没有抽象或客观的证据说明草莓好还是不好。喜欢草莓的人认为它好，不喜欢草莓的人认为它不好。但相比之下，前者拥有更多乐趣；这两类人都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喜欢草莓的人可以适应得更好。这个道理适用于小事，也适用于大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喜欢看足球比赛的人优于不喜欢看足球比赛的人，喜欢读书的人远远优于不喜欢读书的人，因为读书的机会远多于看足球比赛的机会。人的兴趣越广，获得幸福的机会就越多，就越不可能受命运摆布。
也就是说，兴致的多样化能够增加生活幸福感的“频道”数量，并在个体遭遇不幸的时候提供补充性的精神能量。
然而，对于兴致与爱好的培养显然会引发对于“度”的问题的考量：怎样的爱好能够被说成一种积极的“兴致”，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嗜好”呢？对于兴致与爱好在“度”这一方面的规定，罗素说：
有些激情可以尽情释放而不会超越限度，另一些则不能。以爱好国际象棋的人为例，如果他是有经济能力的单身汉，就不必限制他的激情；但如果他有妻儿、不能经济独立，就有必要严格限制。酒鬼和吃货即使没有社会的约束，从自身的角度来看也是不明智的，因为沉溺其中会影响健康，几分钟欢愉的代价是几小时痛苦。所有个别的激情都必须符合生活的框架，否则就会成为痛苦的源泉。这种框架由特定的事情构成，包括健康、健全的官能、足以糊口的收入，以及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比如对妻儿的责任。为了下棋而牺牲这些事情，本质上和酒鬼一样坏。我们之所以不那么严厉地指责，是因为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他一定具有罕见的天赋。
对于兴趣的培养，毕竟不能使人豁免于劳作的辛苦，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使我们的职业生涯也能充满幸福感呢？
罗素给出的方子是：让工作变得有趣！而让工作变得有趣的方式，也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在工作中运用技巧，第二是让工作本身具有建设性。关于技巧在工作中的施展所带来的幸福感，罗素写道：
所有掌握非凡技能的人都热衷于运用技能，直到这项技能不再特殊或无法提高。这种动机始于童年：会倒立的男孩就不愿意站立。许多工作都有和技能游戏一样的乐趣。律师和政治家的工作一定包含妙不可言的乐趣，就像打桥牌一样。当然，这种乐趣不仅在于运用技能，还在于用智计胜过高明的对手。即使没有竞争，表演特技也是愉快的。
完成一项伟大的建设性事业，从中获得的满足是生活中最大的满足之一；但遗憾的是，只有具备非凡能力的人才可能获得这种满足。除非证明他的工作很糟糕，否则没有什么能剥夺一个人从重要的工作成就中获得的幸福。这种满足有多种形式。通过有计划的灌溉使荒地开满玫瑰，人能享受到最实在的幸福。创造一个组织也许是最重要的工作——比如从混乱中创造秩序——但很少有政治家献身于此，列宁在这方面是我们时代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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