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时期，我应该是一个革命者，虽然不在革命阵营时，但有一颗革命的心，时刻准备着；现在，我应该是一个非革命者，革命的狂热无知和暴动消耗了太多的生命，无论是为了什么样伟大的目的，不值得。
人轻其人，亦自轻己。
对人性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如何学会尊重并包纳不同的意见，才是社会的一个高度，也是自信。
回顾儿童的启蒙，我这个五类分子（敌富反坏右）的后代，和贫下中农的后代，还有红色政权的后代一样，也是受到革命教育过来的。从《东方红》唱到《我爱北京天安门》，从《学习雷锋好榜样》唱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没有开始上学就琅琅上口，在小学二年级就加入了少先先锋队，然后花了三毛钱（相当于六个馒头）戴上了红领巾，无比的光荣。
少年有革命行为就是欺侮弱小者，村子里有两户人家，一家是贫下中农的后代，父亲不是很勤快，带着三个孩子，有一个男孩和我同学，没有母亲，家徒四壁，吃了上顿愁下顿，偶尔也会到别家的菜园里去摘一把豆角，仅此而已，但是村子里人多是辱骂和鄙视，还有武力动手的，父亲保护不了孩子，孩子的眼神看起人来永远是怯生生的，躲闪着，有些像坏人，坏人看起来就是坏人，革命的孩子是消除坏人，我曾以革命正义的姿态站在山坡上，向那个漏雨的房顶再补上几块石头，那个没有人保护而且吃不饱饭 的孩子一直是我们欺侮的对像。
还有一家，住在我们前面，是从外面移民过来的，四个孩子，最小的女孩和我一年级同学，两间泥土夯筑的房子，村里唯一土夯的房子（我的孩子不知道也没有见过土夯），连土坯砖也不是，父亲饭量大，母亲不知道是懒还是有病，半夜凌晨常听见哼哼的声音在黑暗中传来，他们没有什么行为不端的，就是穷，有事也是忍着不出声，有一个孩子可能是饿，也曾偷过吃的，下雨的时候，我们在他家后面的排水沟里砌坝，让水从墙缝里流到屋里去，觉得快乐，后来那房子在一个夏天的晴朗的中午倒塌了，那一家人搬离了村子，去了很远的农场。
底层人以革命者自以为正义的名义欺侮和凌辱底层更弱小的人，这是野蛮人的一个通性。
当我是少年时，对于后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可能是我的行为表现，或者是思想表现达不到要求，达不到共产主义的要求，申请了两次，没有通过，也就索然了。当然，后来同学宏权当团委书记，也劝过我，其他所有的同学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我唯一的不是，开会的时候，还不能以先进青年列席于一边，然后起来，众目睽睽之下，走出了教室，外面一片黑暗。
上班后，单位书记是红二代，交往颇多，其下党支部书记见了劝我写入党《申请书》，意思应该没有问题，那个时候思想已经滑向革命的反面，笑笑而过。但是，有同事拿来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还是尽自己的力帮助去修改，可能也是一点点贡献了。
所以，少先先锋队员是我这一辈子最崇高的政治面貌了。
我少年时是极度渴望为革命献出点什么，向革命组织靠拢。
对革命做不了什么贡献，我读革命者的书，革命者的传记。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极度崇拜毛伟人，东方红，太阳升，向往和他一样“到中游击水，浪遏飞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个青春期的青年人，简直有点大神附体，成天梦想去“数风流人物”，感觉自己就是那“今朝”（好久以后想到，毛伟人没有把其他人放在今朝里面，今朝只有一个人）。
少年的无知，和对伟大的崇拜，让我有些狂热，我找出他所有的诗词，并背了下来（没有五道杠那豪迈的姿态）。当然，我那时（高中）成绩不好，成绩不好的总被安排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我也不例外。
我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时不时想着未来革命的事业如何开展，我梦想着指挥千军万马在中原大地逐鹿，叱咤风云，雷霆万钧，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我在高中时代的日记里曾一直把毛伟人做为榜样，当然还有希特勒斯大林秦始皇。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强人，一句话，大地变色，天地倾倒，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痛快，何等的淋漓尽致。
今天，我觉得自己那个时候估计是家庭的原因，压制久了，想通过革命站在制高点，去用相同的手段对付那些压制人的人，尽管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
“砰”，讲台上老师把教棍重重的敲向讲台，然后在晚上组织选举最坏的人，我信心十足的自以为不是，但事与愿违，我是，最坏的人，公平的选举。
革命不需要我这号人了。
不过，还是得感谢那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果是在1958年反右，我可能会像我的祖父一样被列入“右派”，再扫地出门。
我开始读《唐诗选》《宋词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读了不少闲书。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革命已经不是第一了，让路于改革和开放，对知识的需求，对时代改变的愿望，激动着年轻的心，女排，张海迪，成为一个时代新的精神榜样。
在高中时代后面的两年，熊炎炎老师教我们的语文，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我非常非常感激的老师之一，他提倡大家看《中国青年报》，以一个燃灯者开启了一个在黑暗中的人由阅读开始的认知之门。《中国青年报》是一个有朝气有激情的报纸，笔上数千字，青年赤子心，《中国青年报》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评，闲议，是一股清澈的流水，流过八十年代。
高中时代有两本书比较有名，一本是台湾历史学者柏杨写的《粗陋的中国人》，写中国酱缸文化的，一下子打翻了革命的浪漫，一看周围和自己，差不多都是酱缸中的人（后来还看过一本林语堂的《中国人》，也译成《吾国吾民》），高中一年级时，我曾费了好几天时间把《粗陋的中国人》抄完了；另外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像一声巨雷一样惊醒中革命梦中的中国人，这才是世界。
高中毕业后我去外地上学，在汉口火车站等火车时，在大智路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大樊笼小樊笼》，是有关文化反思的，可能也让我开始有点反思。
当时还有一本更有名气的《山坳上的中国》，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1988年写的，他当时48岁，《山坳上的中国》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超过柏杨《粗陋的中国人》。
《山坳上的中国》分为经济大地震；工业的困难与农业的隐患；第三产业难产；新窗口的纷争；速度与区划战略；大桶上的两块短板；最可怕的一个冲击波；生态危机；中国干部的水平能排世界的第几位；教育的困境；十大危机的报复，有关当代中国发展中面临种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疑难、困境和危机。
另外有一部电视记录片《河殇》，是当时苏晓康和王鲁湘撰稿，苏晓康当时39岁，王鲁湘32岁，“《河殇》分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该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无情剖析和嘲讽，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
后来在学校上课之余看闲书，看过尼克松的《领导者》，郑义的《老井》，《北方的河》。
然后夏天到了。
当夏天的激情消退之后，更多的是思考，对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以及之间的关系，当时，富有激情的学生，可能是想参与并改变些东西，但是，政治不是热情。
夏天城市的悲情，让我开始思考新的内容。原来的强力革命刀起人头落是血和生命的代价，这种代价如同车轮碾过大地上的蚂蚁一样，生命齑若粉尘，成才为王败者寇，一将功成万骨枯，而一个人性的改良，以人性为出发点去考虑社会问题，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社会的意愿不是理想，尽管共产主义是理想，可是生活总是现实的，对共产主义信仰者也不例外，在没有革命的时候，生活，并不不富裕，更谈不上平等，自私与逃避，权欲与占有，都存在的周围。
学校是一个社会里单纯的空间，社会之上，有的人出力，有的人喊口号，出力的人一直出力，喊口号的人登堂入室，觉得不平，没有办法。
自己在社会里如同齑粉一般，没有机会，一点都改良不了，便看书，看金庸古龙梁羽生，还是一种除恶扬善除暴安良的理想，用的是武功。
可是，自己并没有武功。
后来，到了南方，抱着观察与思考。
2000年春节后不久，祖母去世，我收到祖父的日记本，红色的封面，几十页，抄着他在1958年的右派《判决书》，几次的《申诉书》，还有一些信件，七律，摘录的句子。
祖父是1981年的春天去世的，我上小学四年级，我小时候和祖父睡在一起，听他讲故事，跟他一起给生产队放牛，看他闲时看书读报。
祖父的一生，是历史的一个缩影。他是民国初的高小毕业，然后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十年内战）时期人，他20岁，参加工农红军的赤卫队，当号长，革命失败后，他逃到外面流浪讨饭，有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入了国军胡宗南的第一师，又到大别山追击红军，其中可能有他以前在赤卫队的同事，从大别山一直追到秦岭，然后到了甘肃，整个抗战时期，他一直在西北，任国军的军需佐，军需正，结婚，成家，1948年到南京国军联勤总部抚恤组，时为军荐三阶科员，相当于中校衔。
徐蚌会战之后，南京国军往台湾撤退，国军联勤总部遣散，有人给了祖父一张台湾的机票，祖母惦念着老家的田地竹林，而返回了老家。
祖父后来在地方上教书，直到1958年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引蛇出洞，祖父“在此一次整风运动中说，‘党和政府莫做后娘亲，又说共产党高级官员，还是要等级，这与旧社会有什么分别呢？选举和过去一样，换汤不换药，统购太多，统销太少了’ ”，就这样，历史重新钩沉，被判“反革命管制三年”。
作为国军，祖父是一文职于后方，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三年内战，能安好退出；相对于从前的红军，祖父没有经过战斗牺牲经过肃反和抢救运动的误杀，可能居庙堂之上，没有经过文革的批斗迫害，能度过古稀之年，虽然命运曲折多舛，但是也是一种时代逆流中的幸运。
苦难产生了宗教。但是对于祖父，苦难是生活的一个过程，活着，在革命的年代，是一个奢侈的目标。
我很多时候和我祖父有着相关。
祖父曾经的军需官生涯，而我没有思索地去了北方的那个学校，祖父嗜好书，我嗜好书，祖父的路是怎么走来？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问题，年幼时没有想过，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想去知道。
祖母的去世，祖父的日记，让我想去寻找祖父的历史痕迹。
我开始有意地关注历史，寻找不同时期不同人的记录，有关祖父参加的国军第一师，我找到《国民党军队沿革实录》《胡宗南传》《徐向前回忆录》《张国焘回忆录》，尽管都是一鳞半爪，但慢慢地拼凑出一些痕迹来，尽管不全面，但是有了一个轮廓，虽然不是特别清晰，但历史确实真实
父亲给他在海外的表舅写信说：看到写祖父母的东西，流泪了。
这就是历史，纵然是宿命，也得清楚的知道。
寻找历史的真相的时候，发现历史并不是课堂上的历史，历史是假的。
肃反，抢救运动，革命，反右，文革，抗日，蒋介石，都不是我们接触的样子。
语言与文字的组合，描述上的刻意回避，编成了历史，而不是记录。
问题，思考，为什么？开启一个明白的事。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们恰好在中间，不能去改变，明白也好。
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从几个方面去寻找，海外记录，回忆录，传记，都是野生的东西，拼凑起来，轮廓就出来了，结果发现原来的理想大厦就整个崩盘了，秦始皇斯大林毛伟人希特勒，太平天国，红色高棉，强权之下，太多的齑粉，太多了的悲惨，太多的无力，庙堂之上的卷入，江湖上的相忘，最后，不过一个金字塔，矗立在原野之上，只有一个尖顶成为伟大。
强权的好处就是创造奇迹，金字塔，长城，但是，强权的背后是奴役，是牺牲蚂蚁，对于一个正常的物类，同情心是与天具有的，而不是残酷的消耗同类的命运去取得伟大奇迹
社会不是斯巴达斗兽场，人不是斗兽场的兽，也不是斗兽场的人。
人就是人。
共产主义革命梦想的破碎，对历史真相的追寻，这就是我的一个改变过程。
人性，唯有人性的回归，对人的尊重与悲怜，是文明人和文明社会的方向。
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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