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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腹地的构建》
这些政府行为的经济效果反过来影响到了国家本身。山东的地方和省里的官员们等通常强调减少输入以增加输出作为经济目标。极少有人去关注仅仅在当地流通的商品。这种对贸易平衡的强调将在全书中显著地表现出来，贸易平衡影响了关于农业、林业、交通、治水和其他服务的政策。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官员们的经济倾向性具有很深的地方主义的色彩：省政府和许多县政府均试图把他们的管辖范围变成在经济上有用的单位，对此他们可以控制像货币之类的东西，而不会受到更加广阔的市场的干预。
对山东信贷市场融合的政治控制，不仅限制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还迫使西南地区的地方政府极大地依赖于像徭役劳动之类的非货币形式的榨取和建筑材料之类的实物捐。因此，对资金流动的限制，阻碍了一种可以轻易地运用和交换资源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发展，从而完成孤立的地方政府所无法做到的事情。
国家和私人为黄运农业与世界市场的连接所做努力的结果，对农村社会结构的依赖，远远大于对像土质或交通成本等狭隘经济因素的依赖。
多重逻辑的构想五花八门；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是这样的看法，认为一个家庭根据其在现有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而具有相应的经济理性。
不论特定群体或家庭的经济逻辑是否因其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均可能有赖于他们生于兹的社区类型；因此，这个问题需要把社会结构本身作为一种变量来分析的、基于具体背景所作出的回答。
20 世纪 20 、 30 和 40 年代，新棉种在旧的乡村精英不称职的地方而不是在根深蒂固的乡村头面人物摆脱了军阀和日本人剥夺的地方获得了推广，这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官员对为了农村而增加其收入，与国家自强相比，更加没有兴趣。毕竟，改良农作物意味着要么可以被用来替代进口，要么被用来推动出口工业。
鲁西北美棉的推广，是这个长期被视为比鲁西南更贫困的地区为什么在 20 世纪 30 年代能拥有更高的人均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混杂品种退化得极快。因此，连续的好收成需要从海外、到纱厂代理者、到省试验站不断地输入新种；再从那些棉种站运送到县仓库、试验站和子种场；并从县劝业所运送到农民手中。农民们不得不信赖那些在下一年能够准时到来并负担得起的新种；如果他们从一年的收成中省下种子，他们就会极想在下一年使用它们。
手上掌握粮食来维持当地政治统治的优势，有时使其他地方的乡村精英们对盈利性经济作物带来的机遇熟视无睹；保护者们这种偏爱食粮胜过盈利的心态，在像鲁西南这类土匪猖獗的地区中可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鲁西北和鲁西南而言，主要纱厂的运费基本相同，而即使是鲁西南地区最偏远和土匪最猖獗的各县，也把小麦卖到都市的面粉厂中。
由于整个黄运并没有几近充足的可燃材料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他们也许压根就找不到它们。进言之，到了冬天还继续拾草，意味着人们更多地暴露在寒冷中，而即便仍然能够找到供应地，这种暴露也使得拾草基本上得不偿失：黄运许许多多的谚语和民歌建议人们只要有一点可能，在冬天中就不要外出。
一个不能保护其庄稼免遭拾荒者掠抢的组织，基本上不可能被指望来保证种子及庄稼本身的安全抵达而不误农时。许多县劝业所的报告把改善安全保障以防范抢棉，列为新棉推广成功的首要条件。
尽管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开始时，均出现了类似的抢棉问题，但它们在防范这类事件时，却有着不同的进展。到 1930 年，在鲁西北，抢棉活动已被控制住，这一习俗不再是在这个地区推广美棉的障碍。但在鲁西南地区，没有一份报告表明在制止这种习俗方面获得了任何进展。 1934 年，乡村建设派仍然试图在菏泽（南部）推广美棉，并报告说抢棉依然是一个主要障碍。他们写道，农民“不敢抵制”这种活动，因而，将不得不创办专门组织，与这种行为进行斗争。
看青活动本身提供的活计，仅局限于村中自己的成员。即使在有看青组织的村子里，也很少让所有村民到田中站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经常凑钱来雇用较穷的村民。
在山东的一些县中，这些改良主义的政治倡导者们加入到了拥有传教士的势力中，这种势力是黄运南部地区乡村豪绅的老对头和带着庞大计划的外部精英。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由于安全已经不成为什么问题，在 20 世纪，鲁西南棉田的比重比以前更加接近西北地区的水平；所种植的是清一色的高产机用品种。
由于许多非经济因素已经影响到了 1949 年以后的种植模式，这种变化并不能单独地证明：如果当初安全问题被解决了，西南地区可能业已加入到了棉花的大发展中。另外，这种证据并不能帮助我们把抢棉与诸如明火执仗之类可能有影响的其他安全问题区别开来。不过， 1949 年以后的走向是另一件证据，它支持了那些把拾荒者与棉业公会之间的斗争视为一种主要因素的当代学者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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