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天都有人死去，在我们没有觉察的地方。

有些人会用「角落」，而不是「地方」，我认为这反映了某种自我责备的投射。

因为当一个人感觉自己被生活逼到角落，他退无可退，这时他就会有了死去的念头。退无可退的人，他前方没有希望，背后没有支持，他的立足之地除了等死，没有别的盼头。

语言就是如此奇妙，呈现出我们的心态，而我们心态映射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传递我们对世界的观感，而不世界本身。所以世界对人来说，像是一个任由人解释的素材，每个人都是导演，同时也是演员。

当一个人发现自己不是生活的导演，他会感到彷徨，因为在他印象中，他应该具有为自己导戏的权力。

这种权力会在生活中被遗忘，原因有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人际之间的自由原本就是互斥的。我的自由注定会干涉到他人的自由，他人的自由也注定会干涉到我的自由，所以绝对的自由不存在，因为个人实现自由的能力，以及世界所能提供的资源，也就是挥洒自由的空间是有限的。

大人需要把他们应对「有限性」的心境转折传承给孩子，上一代需要把应对「有限性」的实践经验传承给下一代。

但有时这些答案没有被留下来，留下的是一些虚妄，使得某些孩子盲目相信未来充满希望，相信自己有无限的可能，以至于当他们被现实鞭打的时候，他们茫然失措，甚至有被欺骗的感觉。

我以为这是社会缺乏信任感的根源之一，太多出于善意的谎言，掩盖了事实的残酷一面，导致一些人进入社会所要面临的顿挫感过于沉痛。

反之，我们也要避免过分强调现实残酷一面的思维，这会让孩子还没在有限性中找到合理的生活方法，就提前放弃发展自身的可能。

有限性的意义，或者说面对现实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只看好的一面，或只看坏的一面。真正将有限性纳入教育的最佳策略，应该是尽可能教导孩子，教导下一代从整全的角度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看待未来。

2.

谈到死亡，我想起一本名为《童年之死》的书。

《童年之死》作者大卫·博金汉鉧（David Buckingham）是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常年以「文化研究」取向脉络，专注分析儿童与青少年和电子媒体间的互动。当中对于儿童在讯息世界使童年瓦解的看法，与本学期阅读文本《孩子的诞生》同样谈到儿童受现代讯息世界的影响。

博金汉鉧写道，「儿童」并不是一个完全由生物学所决定的自然或普遍的范畴。它也不是具有某种固定意义的事物，让人们可以借其名义毫无疑难地提出各种诉求。相反地，童年在历史上、文化上、以及社会上都是可变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社会族群中，儿童曾被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再者，甚至连这些定义也不是固定的。无论在公开讨论中(譬如在媒体中、学院里、或是社会政策上) ，或是同侪之间与家庭之内的人际关系里，「童年」的意义时常受制于持续的斗争与协调过程。

可知，儿童之自我观念一方面来自儿童自身，一方面来自周遭人们的观点。因此儿童一方面迎合外在他人的标准，另一方面又有自我内在的标准。自我观念就在这种不确定的模糊地带中逐渐成型。

今日，义务教育于现代化国家普遍实施，学校与教育专家学者拥有更明确的权力去为儿童的意义做出定义，并为儿童计划穿越青少年至成人期间发展的阶段工作。

博金汉鉧对此表示忧虑，他认为将儿童建构为「前社会性」个体的主流做法，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将他们视为社会性的存有者(social beings)、或社会公民的考虑。人们从下面的两个角度来界定儿童：

儿童被排除于成人社会之外。其次、则是儿童无能或无意愿展现我们所定义的「成人」特质。这样的界定方式，积极地在儿童身上制造出令某些成人觉得大有问题的意识和行为。

故「童年之死」实为作者之假说，死亡俨然是个过于耸动的字眼，童年并未死亡，只是掌握于成人手中，成为被成人决定该怎么生活，达到一个童年该有的标准，并被剥夺儿童自我诠释权而处于一个不自由的状态，童年之死从这个意义上，似乎意味着儿童于童年享有的自我诠释权死亡了。

3.

我想我们需要把诠释死亡的权力还给儿童，而不是直接告诉儿童「死亡是什么」，「如何会死」。因为大人自身都不见得知道死亡的答案，他们的问题更多是从他们自以为是的角度，去为儿童考虑。当中也包含为自己考虑的成分，但有些大人不愿意承认。

这很奇怪，承认自己的动机不是坏事，只要保留讨论的空间，何苦在孩子面前扮演一位卫道圣人的样子。明明知道自己不是圣人，在孩子面前却要变成圣人，这种强行为自己戴上人格面具的做法，提供不了孩子真实的力量，但可以减少和孩子解释、讨论与冲突的麻烦。

更进一步说，大人和孩子的冲突很多时候是必要的，就像夫妻之间的冲突，学者与学者之间的冲突，只要冲突的目的是为了在辩证中提升，那么远以依靠逃避来维系的虚假和谐更有利于个中角色获取真实的幸福。

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生育率低迷，以及楼市不振的社会当前现象。

站在当前的年轻人，他们不再相信那些「迷人的」激励用语，他们已经听一辈子了，也看他们的长辈听过，质疑过，反抗过，最终又变成那些用语的传声筒。

这一套在资讯不流通的时代可能行得通，但在现代不行。人们可以轻易通过网络交流，意识到哪些话语是谎言，哪些话语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虚假希望。

所以放开二胎、三胎之类的作法不再产生效果，放开楼市贷款汇率等作法似乎也得不到预期的反弹。年轻一辈精算他们的人生，他们发现寥寥几十载，辛勤奋斗所能享受的快乐时光所剩无几。

生一个孩子等于多买一套房，多缴一套房的贷款，这种生活压力足以让一个人脱发、抑郁，连发生关系的兴致都丧失，更何况为所谓大众利益生儿育女、刺激经济。

当人们的童年早在这个被剥夺话语权的环境中消亡，成长就成为等待死亡的过程。肉身仍在，但心灵却已枯槁，无法提供更多支撑肉身在世界中发展自我的能量。

这个结果，我相信是许多成人，许多有权力的人在掌控话语霸权始料未及的。他们没想到当他们企图让别人相信他们说的话，最终的结果是让其他人沉默，并在沉默中早早祭奠终将逝去的童年。

4.

在咨商中，不分年纪，某些来谈者在这里「找回」他们的童年，然后他们用孩提的身份向咨商师咆哮。

他们的咆哮是对咨商师吗？如果是，为何不是用他们当下躯体所代表的年纪呢？

这可能就是咨商中无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一个人提前逝去的那一段人生，他总是需要在某个时刻找回来。而咨商情境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让人终于可以说出他在孩提时想对某些大人说，却没有说出口的那些话。

那些话语带着难过与愤怒，寻求真相与交代。

但这个寻求，某个角度来说注定让人失望，因为逝去的不可能追回。就像一个坐了几十年冤狱的人，再多金钱上的赔偿也无法换回铁窗外的岁月。

他可能成为一位父亲或母亲，但他没有，因为他在牢里。

他可能成为一位工程师或画家，但他没有，因为他在牢里。

他可能在学生时代谈一场没有未来也没关系的恋爱，但他没有，因为他在牢里。

所以咨商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让一个人不要自欺欺人的以为活在牢笼之中没有关系，不要以为听信别人的善意，就可以推卸追寻自我的责任。

我们活着唯一拥有的，就是我们的选择，以及我们选择的结果，还有这一切的感受。我们终将在死前细数这一切，希望那时，你能肯定自己真正为自己活过，而不是发现自己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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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浩容。台湾哲学谘商学会监事，著有《别害怕当个流泪的大人》、《写给孩子的哲学思维启蒙书》等著作。（公众号：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