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林建明 程家墩的故事
《守护村庄的人》
我喊志学娘叫“干奶奶”，这缘于志学妹妹小时候拜我的父母为“干爷，干娘。”“干”是土话，不是亲的那种。
于我而言，终究只是停留在一个心里层面上，或者是路上照面时的一个称呼。我的双脚几乎没踏进过她家的门里，过时过节都没有走动，更不要说有写写她的念头。程家墩老老少少近五百人口，点名道姓的写一个人，在我的“笔”下还很稀奇。离开家乡快三十年，许多人或事接触少之又少，已和过去的想象重叠不起来。时光会拉近一个新人，也会模糊一个熟悉的人。
上午和弟弟、弟媳妇三人做冬至，八点多就穿过团团浓雾赶到“谋道”，又折返到村里的公墓处，最后几乎是冲向程家墩东边的坟场。三个不在一条线的地方，六个祭点，必须赶在十二的钟声敲响以前完成。每到一处，我们都是匆匆摆祭品，烧纸，燃鞭炮，叩头，赶路，匆忙得留不下一缕哀愁。终于在十二点前回到家里。
母亲做好了午餐，等待着我们归来，所以我们一进锅屋，她就端上了碟碗筷杯。我们四人围着小方桌，围着桌中的小火炉，准备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志学老娘来的。和以往一样柱着根短竹竿，眼睛平视前方，还未进门就听到她的声音：“干娘哎，二哥家来没有？”这话明显是冲着老娘问的，但声音塞满了小屋，塞进了每个人的耳根。我有些诧异，隐隐觉得她是来寻我。
进门前，她将竹竿靠在门框和外墙壁的夹角处，而不是靠在防盗门的板面上，腾出来的手伸进衣兜里，摸出一卷钱，塞给我时，灰白色的眼眸散在我的头顶，话像对着我坐的那方墙说：“这钱是我的一点心意，给大姐买双袜子。”这时我才明白，大概她听说我的女儿快要出嫁，她是来送情的。我接过钱，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根本就没准备听我说，连我拽过的小木椅也没碰一下，摸到她的竹竿，“笃笃笃”竹竿落地的声音消失在门外。
我手里捏着钱，还有一小片撕得不规则的红纸片，觉得那是一束燃烧跃动的火苗，有些烫手，刺眼。我对母亲弟弟说，等做完了事情，得将钱还给她，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收她的钱。母亲表示同意。
志学娘九十六岁了，除了眼晴不怎么聚光外，其他好像没什么毛病。在程家墩队里她是最长者，在整个村里也是。我记事起，没见过她过什么好日子，生产队时期是有名的超支户，直到土地到户后，才解决了温饱，但两儿两女还是让她老夫妻操了不少心。二十年前老伴和大儿子相继去世，她的头发开始花白，女儿远嫁后，她飞不动，只能留下和小儿子一块生活。来回奔波的轴线是地里家里，闲时连个落脚唠叨的地方也没有。
说来母亲在上海待了两个月就死活不肯再出来，与程家小墩的小改娘有关，与志学娘更有关。
小改娘是住在常州的女儿家，因为女儿家里人都去上班，七十多岁的老人便被无聊所困，先是走出大门，觉得没事，又走出院子，回头看看房子，自认为记住了模样。沿着小区的道路溜达，溜久了，想回去时再看，房子长得好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连脚下的路也像一样画出来的。汗，就出来了，问别人，老家的土话没人听得明白……后来“碰”到派出所的人了。再后来，女儿上班就将她住的房间锁起来，她便得了忧郁症。
志学娘遭遇的也和小改娘差不多的境况，只是恰巧，在南京读大学的孙子暑假时去姑姑家看望奶奶，看到奶奶大热天被锁在小屋里，没空调，没电扇，当时气得火就点燃了。他边骂姑姑，边打电话叫来了120，从马鞍山的当涂亲自护送奶奶回到了老家。一回来她便又和我母亲一样，独自一人生活在家里。
在我的老家没有两栋相同的房子，村里的路没有直线，大都歪歪斜斜，扭扭曲曲的，每条路不一样也没标志，但标在每个人的心里，没有人会不识回家的路，夜再黑也不会。志学娘只去我母亲家，一天要跑几趟，老人眼光不好，记性不强，从没听说她走错过。
每次回去，母亲都向我“保证”：她肯定不乱跑，除了十除一上上街，其他时间都在家里，左右隔壁家都不去，下午早早扫完门前的场地，吃完就上床看电视睡觉了。
母亲的话听着很熟悉，像遥远的我儿时说过的一样。她的话我相信，回去几次转过母亲门前那条小路前，我都看到西隔壁的大奶奶倚着东边的门框而坐，晴天坐在门外，阴天坐在门内，眼睛永远朝向西边。进大奶奶家要走北埂之渠边沿，从西边山墙转过来，她在夕阳西下时才会关门，也是在看守着一线希望的光。那个门框似乎就是她的依靠。
还有我的一个林家大爹爹，快八十的人了，在家里待不住，也不往别人家跑，这条路转转，那条路量量，似乎永远也量不完。小时候，孩子们生个疖子害个疮，大人们就去找他挖点什么野草，捣成糊状敷上几次就好了。
还有敏祥老娘，还有退休多年的周老师，七二老娘，十几个这样的老人。是他们默默地守护着村庄，替代着自己的孩子们迎接朝阳、送走晚霞。
升腾在村庄上空的炊烟，如梦似幻，诉说着村庄的寂寞。
《我的老娘是大脚》
我低头吃饭的时候，母亲就坐在小桌的对面。
在这静静的时光里，我一边品尝难得的乡味一边听她聊队里的人，听她聊七月份的大水，聊着聊着聊到她的脚上，说最近疼得厉害。好像证明自己没说假话，便站起来走给我看。也怪我，回家几天了也没注意母亲走路的姿势：她左脚很正常，迈出、落地时看不出毛病；跟着的右脚一落地就像被下面什么东西吸住似的拔不起来，再移的时候就显得极不协调。有点跛又不严重，走起来右脚像被拖着似的。
秋天的夕阳褪了色般的淡黄，从西窗钻进来，投映在东边的墙壁上。母亲的影子也在墙上，一上一下的抖动，如一支没握稳的笔拖出的轮廓。
我说明天上午带她去看医生。几年前的中秋回来好像也是这只脚疼。那次我带她去了老湾医院，挂号排队，做B超，拍片子。结果医生说脚趾头上长了肉刺，做了一个小手术。在手术室门口，医生将剐出来的一个黄豆大沾着血色的肉疙瘩给我看，让我捏捏，说像石头。我的手没伸出来。
下楼时，八十三岁的母亲心里不再有了负担，尽管下楼梯时不怎么方便，仍拒绝了我的搀扶，她说她脚大，稳妥得很。
我笑笑。其实“知道”母亲是大脚，还应该追溯到我的年幼时光。
也许是肚子易饿的原故，从小我就是个爱哭的孩子，一沾上哭就像黄梅天沾上连阴雨，不容易停歇。除非这个时候往嘴里塞进点什么有味的，含着。这样，哭声才像涌向岸边的波浪渐渐平息。但带我的奶奶总是无法满足我这个可怜的欲望，只得一手轻拍我的后背，一面扯着唱歌般悠长的嗓音：大脚喂，孩子肚子饿了哦，早点回来喂奶哦。
喊的次数多了，有时恰巧给母亲喊回家。那时我知道“大脚”就是母亲的代名词。
奶奶是小脚，西边的老太太是小脚，还有孝胜的娘也是。她们走路都是一丁一丁的，很不稳的样子，看得我替她们担心思，不过也没见到她们摔过跤。有一次奶奶洗脚，我就蹲在脚盆边，想伸进自己的脚比比看，但我终究没敢，只估计比我的小脚大不了多少，像端午母亲裹的粽子。后来我就见到她们用拐杖，老太太的儿子在市里上班，是墩子里个个都羡慕的拿工资的人，他给老太太买的拐杖也很漂亮，枣红色的，像一股腾腾上蹿的火柱，燃到手心时，有个雕着张嘴含珠的龙头做把儿。比奶奶和孝胜娘的短竹竿子好看气派多了。
在我七岁的时候，老太太的拐杖不见了，奶奶的短竹竿也不见了，它们在记不清的某一个早晨，随着熊熊燃烧的纸屋化成了浓雾，变成了青烟，消失在村东边坟地的树梢间。
奶奶去世的那段时间，作为奶奶长子的父亲还在安庆搞副业。丧事便由叔叔和母亲操办。那一阵子母亲尤为忙碌，我似乎整天都能听到那双大脚，踏在泥土地上的叭叭声。
没有奶奶的庇护，我再也没听到“大脚喂，大脚喂”这样的呼唤。每天早上天刚麻麻亮或者是漆黑一片，朦胧中的我就听到母亲的脚板响，然后是“吱嘎”的开门声。等我迷迷糊糊睡着再翻过身，一窗之隔的锅屋里已弹起了锅碗瓢盆协奏曲。吃过早饭，她匆忙扔下一句“在家里待着。”就去生产队上工。我只能和差不多大的孩子东游西荡，从高头墩子串到吴家墩，再到程家墩子。有时，偷偷的溜到北埂之渠，下到浅浅的沟里玩水捉鱼。
玩累了再去生产队的稻场。每到傍晚收工的男女社员都经过这里，热闹得像是看电影的地方。初夏，人们忙着从地里挑回收割的麦把子，一担四梱，比我们的人还高；到冬天，生产队去江边砍芦苇，挑回来过称再分到每家每户。父亲不在家，这挣工分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肩上。每当听到别人议论母亲一担有二百多斤，超过许多劳力（男社员）时，我心里充满着自豪感。
那时候我还住老屋里。圩区怕水，屋基都选择或者人为挑得高，屋前屋后就有陡坡，喂猪还要走上十几级泥土挖成的台阶。晾晒东西得翻过一条灌溉渠。
也是在这时，我庆幸母亲有双大脚，如果像奶奶那样的小脚挑着这么沉的担子，估计立也立不稳，不要说要跑三里多路了。
在外出打工的岁月里，我的双脚行走在他乡的土地上时，才感觉到一双脚支撑着的不仅仅是自已的身子，支撑着养家的重担，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深感母亲一路走过来的不易。
我的耳畔又隐隐传来奶奶的呼唤：“大脚喂，大脚喂……”但我知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让那双“大脚”恢复踩响泥土的力量。因为那双“大脚”正在渐渐萎缩，我的心便隐隐作疼。
我家的菜园地以前在村子西边。打开后门走过三户人家，前面有条小横路，折过身子朝北便看见一根大青石条静静的趴在沟面上，过了这个“桥”，在小路的西边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莱地，我家的就在路边。儿时，母亲往往面下到锅里才想起没掐蒜叶，我便飞奔过去。吃饭时手上蒜汁的浓香熏得我的鼻孔张得好大。
那一方地有十几亩，是生产队统一分给每户人家做菜地的，被小石头或杆子修得干干净净的小树视为的界桩分成或大或小，或正或长的许多条条块块，像庄户人家的屋基地。其他的地沟可以弯曲随意，界桩的那条沟像用木匠的墨斗线弹过似的笔直。这地和家里的房子一样，是农户人最大的家当，容不得别人多掏过去一捧土。
每家餐桌上的“美味”都来源于自家的菜园。好强的母亲不仅在生产队里是个劳动好手，家里的菜地也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精心伺弄得像个花园，并尽其所用，没有一块空闲的地方。仲春时节，别人家的菜地里窝笋才转棵发青，我家的锅屋里已漂出韭菜炒笋丝的清香了，引得过路人不停的吸鼻子，连连称“香”。油菜花开的时候，菜地里的青菜萝卜花也开了，这个时候地里能吃的菜最少，但有割不断的韭菜，芹菜，这两种菜都是在固定的位置，发青了以后只要松松土，浇浇粪水就可以一茬连着一茬顺着地皮收割，然后撤上草木灰或火粪。那些辣椒，茄子，四季豆，豆角，丝瓜还有瓠子等夏季蔬菜才栽下去，这段日子最是郁闷最没胃口的，也是那时候被人称为“荒春”的日子。还好家里有冬天腌制的咸萝卜，咸白菜来应付。
天渐渐炎热的时候，菜园里的蔬菜也日渐疯长，豆角瓠子一边往架子上攀爬一边开花挂果了；苋菜，空心菜像往上顶起的绿毯子；青椒碎白的小花碎害羞似的闪烁在绿叶枝间……虽然这些白色的花朵并没有扑鼻的香气，也没有诱人秀色，可它结出的果实才是我们的最爱。每天清晨母亲都要采回一篮子沾着露水的葱绿，中午便有了炒辣椒，炒豆角，丝瓜炒蛋，瓠子饼，每顿都有好几个菜呢！最喜欢的要数蒸茄子了，母亲将小香瓜大的白胖胖的茄子去了叶柄，洗尽十字型对切放在煮开的米饭上面，再将自家晒的醬，切好的姜沫，剥光皮的蒜头倒点菜籽油一起盛在一只碗里放在锅中心，盖上锅盖，将锅盖的四周用洗碗布蒙上。饭香了，圆滚滚的茄子被蒸得皮皱起来，用筷子挑起已是像喝醉酒的人般软绵绵的了，淋上蒸熟的佐料搅拌均匀，那菜吃饭，“啧啧啧”又香又绵又下饭。
盛夏的时候，菜地里的菜越发茂盛，母亲将来不及摘的老豆角煮熟晒干制成干豆角，那些嫩绿的炝成咸豆角；上色（好的）的红辣椒挑到老洲街上去卖换点零花钱，有点疤的、瘪瘪的红辣椒放到圆罐里，等到深秋的时候磨成辣椒糊……秋天的时候，蔬菜渐显疲惫，再也没有了盛夏的那些活力了，母亲早早准备了冬天的青菜苗，稀疏的辣椒地里套种上了萝卜。母亲像个设计师，在她的眼里，手里，没有一块空闲的地，没有一棵没用的菜。
读五年级那年，母亲突发奇想，减少了种其他菜的数量，用了三分多地栽了蕃茄（西红柿）。西红柿成熟的时候每天都能摘一篮子，几天下来裝满了两萝筐，母亲挑着两萝筐蕃茄带着我上了老洲的渡船，到江南的大通市场去卖。这是我第一次坐在行驶在长江的船上，也是我第一次去大通，甚至是第一次走出老家。回来的时候，母亲不仅给我买了许多好吃的，还将卖了一担蕃茄的收入给我买了一双回力牌白球鞋。秋天上学的时候我穿上新鞋轻轻地走在同伴的后面，心里有说不来的开心和自豪，在学校里三个年级（三~五年级）六个班的学生中也只有我一个人有双白球鞋，那是多么显眼啊，这双白球鞋成为我至今为止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常想：日子是过的，但会过日子的人是瞒不过别人的眼睛的，透过小小的菜地也能看得清楚明白，我相信菜地伺弄得风生水起的人家餐桌上不会是清汤寡味的。所以到现在我都感恩母亲在那个清贫的年代用她勤劳的双手为我们争取到的满足，尽管那时的满足都很小很小。
后来那块菜园因为周边的人家搬到外地去了，人走了菜地却搬不走，便栽上了树，人退草进，没几年的时间我家菜地的四周、上空都是随风摇摆的树枝了。母亲要将房子前面的十几棵香椿树卖了，开了一块小菜地，任凭我们怎么劝说也没用，她说：“种了一辈子庄稼，不可能连吃的小菜还要去买吧？那不是让左右隔壁的人笑话？”
而我也搬到了外地，成了一个常年买菜吃的“居民”。每次回家从那片菜地边经过，看到那片浓密的树林，便想起那里曾经有过的葱绿柿红，那些盛开着的辣椒花豆角花，还有母亲忙碌的身影，就想静下来画一幅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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