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考场里，守着被我监考的十九个学生。这是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也是我的最后一场监考。我没想到自己会被安排到这样一个考场来，原本30个考生已流失近半，留下来的，也是不得已在这里耗时间混日子，等待他们的是早已被注定的结局。
这一场考英语，对这些孩子而言，英语就像天文数字一样讳莫如深，他们听不懂，学不会，读不出，也写不上。于是他们集体罢工，强撑着听完听力就全部趴倒了。最前排的那个孩子起先在强忍，后来终于忍不住，头一歪就睡着了，很快打起呼噜，每一声都拖得极长极慢，还在末尾处拐个弯儿，像单调重复的乐曲。其他孩子都被逗笑了，他却一无所知，极享受的酣睡着，口水从嘴角流下来，打湿了卷面。我有好几次想过去把他喊醒，却又不忍心打断他的好梦，所以只好作罢，任由他去睡。
中间最后排的那个女生带进来一瓶水，因为无事可干，她只好不停喝水，把个水瓶子打开又盖上，盖上又打开，钢化玻璃杯不停碰撞桌角，发出清脆的响声，不是音乐，是刺耳的噪音。我走过去提醒她要轻拿轻放，以免打扰到其他人，她不情愿地收起杯子，白了我一眼，似乎责怪我不该干扰她喝水，我无奈的摇摇头，转身离开。
考试进行不到四十分钟，这些孩子已全部放弃努力，个个百无聊赖的趴在桌子上开始睡觉。中间第三排的那个少数民族学生是我们办公室的常客，平日不作为，一到考试，则准时准点进入考场，用他一本正经的态度表明自己的立场：不管学的咋样，考试是一定不能错过的，至于能考几分，那就不需要考虑了。此刻，他坐在考场上，两眼左顾右盼，找不到可做的事情，就开始在试卷上画画。他画的是一支枪，长长的枪口，孤单单的不知该指向何处，像他茫然的目光。在此期间，他无意中一蹭，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尖厉的一声，在寂静的教室里老鼠一般极速穿过，又迅速消失。这一声让他找到了新的乐趣，他开始不停变换角度，玩起了脚擦地板的游戏，声音起初杂乱，很快就有了规律。这当然是不允许的，我望着他，手指着他的脚，用眼神暗示他停止。他停下了，坏坏的笑一下，趁我不注意，又发出短粗的一声，似乎在向我示威，又好像是故意在戏弄我。如此反复几次之后，才彻底停下来，趴下睡了。
抬眼一望，教室里一片死寂。没有一个孩子在面对试卷，因为都不会，他们连作弊的心思都省了，无一例外的选择放弃，开始坐等考试结束。我走到一个已睡了很久的学生面前，拍拍他的头，想叫醒他。也许是睡糊涂了，他不耐烦的把我的手扒开，不肯起身，其他学生笑了，他才坐了起来。我发现他的试卷上除了考试信息，再一个字没写，就问：“题要做在答题卡上，你一个也不会吗？”他不耐烦的盖上卷子说：“交卷前我给你编完就是了。”说完，就又睡了。
考试结束前半个小时，我开始不停在过道巡视，检查学生试卷，提醒孩子们抓紧时间做题。可是很遗憾，没有学生对我的要求做任何回应，他们彻底放弃的态度让我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的表现刺痛了我敏感的神经，感慨万千的同时，我想到我们的教育。
不得不承认，教育不是万能的，尤其是面对那些已经麻木不仁的后进生，我们的教育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只是仔细回想，我们不确定他们何时成了这个样子，等我们发现时，他们已无药可救。他们生来如此吗？从一进校，就跟不上趟子，从一开始就是后进生?似乎不是。当我和他们的父母交流的时候，他们总是说：“这孩子以前挺好的一个孩子，不知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起初不是这样，后来就成了这个样子，那么，是谁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是他们含辛茹苦的父母，还是我们苦口婆心的老师?从内心深处讲，没有哪个父母愿意放弃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哪个老师愿意放弃自己任何一名学生，可是，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没有效果时，我们便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放弃，即使口口声声表明不会放弃，但事实上，除了不停指责、批评甚至讽刺挖苦外，我们能耐着性子说教、指导，不厌其烦激励的时候少之又少。不断的接受批评和指责，让这些孩子失掉自信，起初会做一点努力，但久而久之，就连努力一下都没有勇气了。从这个角度讲，绝大多数后进生不是生来就差，而是在他们学习遇到问题时，我们为师者没能及时帮他们把问题解决掉，非但没有帮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他们最需要鼓励和安慰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他们的需求，用极不耐烦的态度否定了他们，甚至向他们宣判了死刑。事实上，没有哪个孩子愿意做后进生，成绩再不好的孩子都渴望成功，渴望被关注，渴望得到老师和家长的认可、鼓励和安慰。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那么多耐心，所以我们决绝的丢下这些孩子，让他们越来越缺少自信，最终放弃了自己。
不是吗？所有不优秀的孩子都是被放弃的孩子，而放弃他们的恰恰是我们老师。忽然想起鲁迅在黑暗的夜里发出的那声呐喊：救救孩子。此刻，面对这些已“无可救药”的孩子，我多么想对所有的教育者也说出这句话：救救这些孩子，他们原本可以比现在好很多，他们的父母不愿放弃他们，我们更不应该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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