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鲁迅《而已集》 1999年注定是一个平淡而不平凡的一年，12月澳门回归，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迫于实事而逐渐解冻。人们在欢笑与祝福中，迎来基督教所谓的千禧年。 在台中一栋不起眼的筒子楼里，住着好几户人家。在这里，除夕的气氛并不浓厚，无非是吊着的几灌香肠，小孩手里拿着的炮竹，还有在阳光里晒着的腊肉。金先生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来，用他不太利索的手颤颤巍巍的给自己泡了杯茶，略微泛黄的茶叶在杯里起起伏伏，在阳光下，无数小颗粒在翻滚沸腾。自从十几年前妻子死后，他的记性越来越差，很多以前的老事都早已忘却。布满老人斑的脸上仍挂着淡淡的笑意，别的都忘了，但他仍记得年轻时打过鬼子，这件事仿佛像无上的荣耀，让他像亿万富翁般有了足以骄傲的资本。身上无数的伤痕和弹孔就是最好的证明。 目光探出窗外，看见二楼的禾先生背着公文包往外走，手里捧着一束白花，系着一条白领带。禾先生是当地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一米七零的个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身上那一件穿着很久的破皮夹克诉说了它的主人的经济情况与社会地位。早啊！金大帅向禾先打了一个招呼。禾先生点头回应。“真是一个可怜人”金大帅在心里嘀咕道。整个楼栋的人都知道，禾先生之前有个老婆，结果结婚还没到五年，就跟别人跑了。每当院子的孩子帮拿这事嘲笑他时，他也只是微微涨红脸，一言不发的走开。“怪谁呢，自己没钱没势还那么老实”女人家闲聊时总会谈起他，但很快便转移了话题。 像台中说变就变的天气，孩子们嘲笑与作恶的对象也是变来变去。这不，他们站在金大帅的楼下，齐声大喊：“大逃兵，大逃兵，大逃兵”金大帅不止一次听到如此荒唐的戏言，气的发抖的手把窗户推开，用他两条因愤怒而扭在一起的眉毛喊道：“小孩子，别乱说，看到我身上的弹孔没!”说罢，自己拽着领子，露出凭证。小孩子便嬉笑着跑开了。 傍晚，炮竹的轰响声从山的那一边传来，于是筒子楼里的每家每户也稀稀拉拉的放起了鞭炮。夕阳傍着山儿露出一道金边。鸡鸣，犬吠，炮竹贺岁。 儿嬉，母唤，屠苏送暖。 金大帅打了一个寒颤，望着窗外的热闹，觉得家里有些冷清。妻子死了，孩子没了，曾经的战友也走得差不多了。禾先生像一个外出多年的游子，走了回来。金大帅望着他，身体颤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朝他问道：“禾老师，能上来一下吗，我有件事想请教你” “我老了，记不太清了。1937年南京那一战，我们打赢了吗，你是历史老师，应该知道吧。” 零点的钟声敲响，万紫千红的礼花在空中绽放，空气中弥漫着冬天与新年特有的味道，混合着田野的芬芳。一家家透过窗户的光线犹如夜空中的启明灯。高墙外昆虫齐鸣，一种寂寞和悲伤如潮水般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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