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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认为，首先不应该提倡健康人群的普遍性癌症筛查，应该在高危人群中做。”韩启德谈到，要重视早期筛检技术的负面效应。
“早发现、早诊治”立了大功？
早发现、早治疗……我们一直以为这样能长命百岁，但是，请你看一组数字——2013年与1990年比，癌症新发病例数增加81%，肺癌由26.2万到59.4万，增加1倍多。乳腺癌由9.8万到26.6万，增加近2倍，前列腺癌增到5倍。早发现早诊治之后，死亡率并没有下降，那么，癌症的早发现到底好么？
“越是技术发展，越需懂得驾驭技术的方向，更要懂得刹车——如果这个方向不对的话。”在医学与人文高峰论坛暨《医学与哲学》杂志第四届编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以此作比，提出要对肿瘤等慢性病防控技术，进行全面反思与人文把控。
过去二三十年，新技术大量涌现，基因检测、CT、彩超等，能对一些疾病进行“早发现、早治疗”，但“双早”的实际效应及其诱发的新问题，正在引起学界反思。
专家谈到，全国健康大会进一步强调了，健康工作从治疗转向预防源头，此时深入反思早筛技术，对我国走上何种应对肿瘤等慢病防控的道路，尤为迫切。
眼下，一种普遍的想法认为，癌症治好了归功于“早发现、早诊治”，没治好，是因为发现晚了。早发现的能耐真那么大？
韩启德院士谈到，如以上数据显示，这些年，我国癌症发病率显著增高，20多年，癌症增长那么多，可能的原因是——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生肿瘤的机会，相应提高、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恶化等。
韩启德则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只是发现了，更多没症状、在原有条件下不能发现的，进展很慢的“早期癌症”“懒癌”？
换言之，“双早”让我们“增加”很多肿瘤病例，但其中不少是十分懒惰的肿瘤——你不发现它们，它们也不会有多大能耐，发现它们，对恶行肿瘤的防控工作，成效甚微。医生已经在临床上看到“懒癌”这种情况。
国外有研究发现，在死于非甲状腺癌的病人里，2.5毫米厚的甲状腺组织切片检查发现，他们中有36%患有甲状腺癌，而如果切片厚度为0.5毫米或更薄，更多会在生前就检查出患有甲状腺癌。
在死于非癌症的40-50岁女性乳腺组织切片检查中，发现40%的妇女患有乳腺癌，这些懒惰的癌症被称为——“终身没有征兆、没有麻烦的癌症”。全球不少研究小组，还进一步拿出研究质疑“双早”的实际效力。
一份研究记录了美国1975年-2005年，甲状腺癌、肾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等的患病情况，30年间，这5种癌症的患病人群都增加近3倍，但死亡率几乎不变，同时在此期间，美国推行大量“抗癌运动”与早期筛查项目。
开展“早发现、早诊治”后，人群死亡率却没降低，欧美多国的研究都发现了类似令人气馁的结局，“双早”的拯救力引起专家的强烈反思。
小心早期筛检技术的负面效应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杨秉辉教授指出，癌症筛查能使癌症病人获得较好的预后，这个假设是动人的，但走到今天，能不能早期及时获得确诊和治疗，即使能，所进行的筛查、诊治带来的风险、花费和获益，应如何进行评价，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韩院士，根据目前掌握的癌症知识，“早发现、早诊治有利于癌症病人”，并不违反逻辑，也更易被大家接受，甚至已成为一种集体意识。从医生的角度看，漏诊要承担巨大责任，而过度诊断则减少了风险。这成为大家都愿意垂青“双早”的理由。问题是，这“明星”技术尚没发挥多大作用，却带来不少麻烦。
“我认为，首先不应该提倡健康人群的普遍性癌症筛查，应该在高危人群中做。”韩启德谈到，要重视早期筛检技术的负面效应。
1993年-2011年，韩国大力推行甲状腺癌早期筛查，结果甲状腺癌病人增加15倍，成为发病最多的癌症。但这18年间，该国死于甲状腺癌人数并没变化。几乎诊断出来的病人，都做了放疗或切除术，约11%发生甲低症，2%手术引起声带麻痹。
医学技术能拯救病人，也同样可能带来伤害。医学人文学者杜治政说，早发现的手段就是运用现代技术进行大面积人群筛查，即“大海捞针”的办法，对它的耗费与效益比有待商讨。
2008年和2009年，北京市政府投入2亿多对全市133万妇女癌症筛查，宫颈癌筛查75万例，确诊宫颈癌72例，筛查乳腺癌57万例，确诊乳腺癌241例，其他妇科肿瘤17例。
“以此推算，对全国妇女进行两癌筛查，国家能否承担得起？”杜治政谈到，除了耗费与效益评估，更难的是查出后怎么办——如果进行早期干预，比如切除早期病灶或基因调控，但其中很大部分最后并不演变为重症的人等于“白挨刀”。如果随访观察，长期多次CT等检查对人体会带来伤害，更要命的是还有心理负担这个难题。一些癌症会潜伏10年甚至20年，而早期筛查出来的人带着“癌症”的帽子，将背负难以预知的心理阴影，这也可能诱发机体病灶发展、变化。
对早期发现的“癌种”，不能采取“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人”的举措
鉴于现代科学手段能早期发现，在乳房、前列腺、甲状腺、肺等器官上的变异，这种变异并不一定发展成为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个顶尖工作组，在2013年《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文，呼吁能有一个21世纪的癌症新定义。他们的出发点是：第一，消除人们心理和身体上的负担，第二，避免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
在韩启德看来，对早期发现的“癌种”，不能采取“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人”的轻率举措。医学决策不能被数据绑架，医学诊治指南来自客观数据，是依从概率，但具体到患者个体，还需要综合多方面情况，由医生根据经验作出判断。这种判断极其复杂，不可能完全避免出错，而且需要在诊治过程中不断调整。”
面对“双早”现有的局限，着力推进相关研究必然是方向，不过有更多专家谈到，
对肿瘤等慢性病本身的反思也需要普及。比如，认识到医学的复杂性，认识到医学面对的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同一类肿瘤生在不同人身上，结局千差万别，在这点上，技术仅仅是医生的帮手。
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谈到，“医生切忌距离分子越近，距离病人远了”，这样一来，实现了科学性，却忘了人文性。不管怎样，癌症防控技术如何进步，面对医疗圈里“五年拿下肿瘤” “十年攻克癌症”的狂言，加强癌症科普教育与健康素养不可遗忘。
“这是与医学哲学更密切的话题，我们都要承认，衰老是癌症最重要的原因，衰老不可避免，因此癌症不可能消灭，随着老龄化进程，癌症病人增加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我们要坦然面对衰老、癌症与死亡。”韩启德说。
韩启德 出生于1945年，浙江慈溪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海外交流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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