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经过隋朝的短暂统一，中国封建社会在唐代达到顶峰，疆域扩大、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泰民安，思想意识领域内也同样呈现出繁荣景象：儒学依旧作为正统立于主导地位、道释二教则迎来了各自的黄金时期。同时，随着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同域外诸国家贸易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外国的文化与宗教在唐代的传入。本文就伊斯兰教传入的历史背景做以简单梳理。
关键词：伊斯兰教 传入 发展
《旧唐书》记载，“唐永徽二年（651年），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贡。”我国学术界普遍将认为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端。伊斯兰教向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在一定的国际与国内历史条件和背景下相互作用的一种必然结果，是国家与地区之间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一、国际历史背景
（一）伊斯兰教的形成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说阿拉伯语，居住在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是他们的故乡、摇篮和发祥地。据记载伊斯兰教诞生前的阿拉伯半岛处于多种宗教并存的状况，如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和摩尼教等等，其中主要表现为原始宗教的极具普遍性。半岛居民相信万物有灵，将一些自然现象作为崇拜对象，并根据其依赖程度而划分不同神灵并赋予权威，于是逐渐形成神教。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多神崇拜的风气，人民愚昧无知，迷信猖獗，在文化精神上处于黑暗之中。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社会道德沦丧，混乱不堪，充斥着抢劫、掠夺、血亲仇杀、活埋女婴、淫乱嫖娼，部落战争不断。
但是，从公元610年到632年是阿拉伯民族极为重要的23年，在半岛上出现了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他以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毅力积极传教，号召人们信仰独一无二的“真主”，摒弃所有的偶像崇拜。伊斯兰教为半岛居民的思想意识注入了新的观念，“所有人在真主面前完全平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人们之间建立了和谐、平等、和谐、互助的良好关系。伊斯兰教惩恶扬善的思想对于缓解半岛上的阶级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它提倡慷慨好施，号召人们放弃物质上的争夺，这对于缓解各个部族之间的恩怨，达成团结，为阿拉伯人从原来的小范围逐步走向世界大舞台做好了准备。
伊斯兰教的产生推动了阿拉伯民族的崛起，而崛起的阿拉伯民族又以各种方式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世界的许多地方。阿拉伯人在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的一个世纪里，作为西亚历史舞台上一种新生力量，凭借着虔诚的信仰、严明的纪律、高昂的士气、灵活的战术和诸多明智政策的实施，迅速冲出了阿拉伯半岛，缔造了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
一直以来，阿拉伯民族已善于经商著称。随着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阿拉伯民族的远洋贸易不断兴盛。自唐代起，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已经有了固定的航线。源源不断的半岛商人带着奇珍异宝分别沿着陆路、海路进入大唐。伊斯兰教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随着穆斯林商人的脚步一同传入中国。随着穆斯林商人在中国的定居，伊斯兰教也就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逐渐在传播、发展起来了。
（二）穆罕默德的个人努力以及伊斯兰教本身的优越性
伊斯兰教的信徒们视穆罕默德为“先知”，认为他有“无可比拟、绝非寻常”的圣格与人格力量。但是拨开宗教因素，穆罕默德确实受到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崇高赞誉。美国东方学家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曾经说过，“从来没有任何宗教以如此迅速和直接的方式，实现如伊斯兰教那样的世界性影响和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位新宗教的传播者，作为他那个时代和民族的宗教领袖，像穆罕默德那样完美。”穆罕默德当选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位最有影响的人物后，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 哈特向大家解释道，“他（指穆罕默德）是历史上在宗教和世俗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唯一一人。”穆罕默德（570--632）在世时就仰慕东土大唐的极其繁盛的文化气息，据记载，他曾经对弟子们说，“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名言至今在阿拉伯各国家依然家喻户晓。充分表达了这位伊斯兰教先知所具有的广阔视野以及对异域文化所表现出的豁达胸怀。他的后继者遵从他的训导于唐高宗永徽二年遣使节来长安觐见唐朝皇帝。。
伊斯兰教的创立，适应了当时政治、社会和道德上的迫切需要，不仅仅对阿拉伯半岛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它的思想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伊斯兰”系阿拉伯语Islam一词的音译，原意为顺从，即指对真主的顺从，伊斯兰一词的另一重要内涵是和平，即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从社会方面而言，伊斯兰之和平是一种大同主义，它不仅要求部落之间的和平，并且要求世界的和平。从人生方面而言，伊斯兰之文明为一种理想主义，因其不仅要求现实的和平，而且要求永久的和平。所以，伊斯兰的最后目的，是在空间上求普遍和平，在时间上求永久幸福。伊斯兰文化中主要宗旨为“引人向善、止人作恶”，它对人的自身修养有一定的要求，而且对后世的天堂世界也做出了精彩的描绘。宗教所具有的精神回报是其他思想难以比拟的，它的观点、价值和追求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观之，伊斯兰教更容易走进民间百姓的内心。
二、国内历史背景
与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四大哈里发同时代，在中国，唐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隋末的乱世局面。唐太宗是位励精图治的一代明君，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分别实施了积极的政策，为大唐盛世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奠基性的作用。
（一）社会政治和民族政策方面
唐朝是建立在二世而亡的隋朝之后，极其短暂的统治为后来唐代的国君提供了触目惊心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以唐太宗为例，他组织大臣魏徵等人修史，显示了他“以史为鉴、以知兴替”的决心与毅力。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三省六部制度的健全，基本上结束了皇帝”孤家寡人”治天下的局面，因为三省长官都是丞相，相权分散，而且具有决策性的中书省和门下省不单纯是皇帝的秘书、咨询和侍从机构，而是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决策、发令系统，这样便避免了皇帝独断专行。其次，在唐太宗统治之初就开始实行“恩惠抚和”的民族政策，并采取了多样化的怀柔政策，使各个民族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唐朝政府对依附于唐朝的少数民族一律采取“从俗而治”的统治政策，并不要求其改变生活方式、信仰和风俗习惯。唐王朝还积极推行科举制度，拓宽招收人才渠道，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唐朝对外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关系方面采取的宽松政策，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于是吸引了各国的友好使节、商人和学生纷纷前来，从事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学习等各种活动。
（二）经济方面
唐太宗废除隋朝苛政，轻徭薄赋，使得社会生产力经过隋末天下大乱的破坏之后又很快地恢复起来。同时，又根据国内经济状况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进一步地调整和改革，使得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
唐朝的经济表现为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出现全面繁荣的局面：农业上，水利事业发达；耕作技术和栽培方法的进步；新植物品种的出现，（有新蔬菜品种和茶叶）；生产工具大大改进。手工业上:丝织业发达；陶瓷业发达。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唐朝的国内交通在当时世界上是十分发达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道路遍布全国，水陆交通则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为主。唐朝政府积极敞开国门，在西域的广大地区设立了完整的军政管理机构，为往来的客商提供方便，保障交通无阻，使得天山南北两麓和昆仑山北麓的三条思路同时开通，而且也与一些海外国家积极发展贸易，唐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许多贸易港口和通商口岸，如当时的潮州、福州、温州、苏州、泉州、扬州与广州都是著名的商业城市。
（三）文化方面
随着国际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唐朝的文化也逐渐发展并呈现出兼容并蓄、全面繁荣的特征。唐朝文化在科学文学、音乐绘画、舞蹈艺术、天文历法、史学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强大的国力催生出了灿烂的文化。唐朝的立国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去华夷之防，容纳外来的思想与文化。唐太宗曾经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太宗皇帝这种一视华夷的思想为他的后继者所沿用，从国家政权到生活方式，都体现了这种华夷如一的思想。因此，宽容开放的文化政策不仅促进了国内文化的迅速发展，也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使得唐朝迅速成为东亚文明文化圈的中心。唐文化艺术上的瑰丽色彩、优美线条，以及她精神品质上的立新和不断追求，都集中展示了泱泱大唐雍容华贵的外表下博大的胸襟。
三、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
宋代沿袭唐朝政策，且更进一步依赖海舶收入，为"蕃客"的往来定居与商业活动提供不少便利条件，使伊斯兰教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地上。唐宋时期来华穆斯林虽人数不多，但大都往来于沿海通商口岸与长安、开封、北京等大城市从事贸易活动。他们及其后裔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的还应试为官，有的以其雄厚资财发展商业和贸易，为朝廷提供大量财政收入。他们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印刷术、火药等从这一时期起先后传入阿拉伯，随后又由阿拉伯人介绍到西方。
元朝至明代前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相当数量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族人因政治的、经济的和通婚等原因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为回回穆斯林。元代回回人入华后，他们在各地定居和汉族杂居，同汉族的妇女通婚，凡嫁给回回人的妇女，均改宗伊斯兰教。元代回回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穆斯林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其中一些人跻身于统治者行列。凡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均修建有礼拜寺，而元代礼拜寺的建筑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
明末清初之际，随着回回民族的社会发展，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特点。明嘉靖年间陕西著名经师胡登洲开创经堂教育之先河，先在陕西，后在山东、河南、河北、云南等地出现了由清真寺阿訇招收学生传习经典，以培养宗教人才和普及宗教知识的经堂教育制度。
清末民国初年以来，受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潮流的影响，一批穆斯林学者、经师如王宽、阿卜杜勒·卡迪尔等，提倡改革宗教教育，实行"经书两通"，创办新式学堂，促进了中国穆斯林寺院经堂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各民族穆斯林在政治上获得平等权利。之后，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穆斯林分布较多的市、县也建立了地方性的伊斯兰教协会，管理教务。同时，出版、发行《中国穆斯林》杂志，印行《古兰经》、圣训、教法等多种伊斯兰教典籍计100多万册。从1970年代后，国家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平反了冤假错案，修复开放清真寺、拱北和道堂，宗教文物古迹受到保护，一大批穆斯林爱国宗教上层人士和学者，分别在各级人大、政协和伊协团体中任职。经过社会改革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伊斯兰教在中国同其他宗教一样，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相协调关系。伊斯兰教界人士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法典，一种人生观，一种生活方式，伊斯兰教经过唐代的传入，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以后，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形成了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等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这些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宗教生态的变化，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向都市化发展将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回族穆斯林过去大部分生活在农村，他们居住相对集中，除坚持严格的封斋、礼拜等功课和完整系统的宗教教育外，还严格保持着族内婚的形式。穆斯林聚寺而住，清真寺承担着穆斯林群体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各种功能，处在一种自成体系的伊斯兰文化生态中。与农村相比，生活在都市的穆斯林，生活节奏快，工作繁忙，历史上形成的教坊在繁华城区改造的过程中渐渐消失，穆斯林居住更加分散，族内婚的选择余地进一步缩小，因各种条件制约，传统的宗教教育也慢慢淡出都市穆斯林的生活。丰富的都市世俗文化生活，各不相同的工作环境和谋生手段，使得人们对清真寺的依赖逐年减弱。特别是都市传统的穆斯林聚居区逐年缩小或消失，使清真寺原有的宗教教育和社会功能进一步弱化或丧失，出现了有别于农村的都市伊斯兰文化生态。
四、结语
伊斯兰教在中国广大地域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某些习俗不可避免地渗入他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礼仪，引人向善止人作恶的宗教思想也与温柔敦厚的儒家因素渐渐融合，呈现出全新的姿态与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文化史》
《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2期
《《杭州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建春著
《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 丁明仁著
《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简明教程》（试用本）宗教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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