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个房间做办公室太小了。”
“把墙砌在这里，就足够大了吧。”
“这里可以砌墙？”
“如果把墙砌在这里，房间可能太暗了。‘
“再说，这个房间不是给工人住的哦。”
“不对，那么弄看起来不对。”
这一幕发生在浙江丽水开发区一座未建成的工厂上。
这家工厂将要生产的，是我们最熟悉又最陌生的东西——胸罩调节扣。而这座工厂的拥有者，高老板和王老板，正在凭空设计这座厂房的结构。
难以置信，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就规划出了一个从底楼到顶楼共计一千九百五十平的工厂，其中，设计两间浴室、一间厨房和九间工人寝室，只用了短短14分钟。
未来的几年内，类似的魔幻事件还将在这间工厂里不断发生。
这是属于浙江丽水打工者的日常，也是全中国离乡打工农民的真实生活。
2.
“工厂”是《寻路中国》的第三部分，也是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对浙江丽水开发区的观察记录。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
但提起他的另一部书籍——《江城》，不少人却一定会有印象。那个位于重庆的小城涪陵，在海斯勒的笔下被赋予了朦胧又怀旧的色彩，让很多中国人透过这本书感受到了逝去的时光。难以想象，这样的文字竟出自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之手。
《寻路中国》是海斯勒“中国纪实三部曲”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海斯勒都是《纽约客》驻北京的一名记者，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何伟。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显得很大众的名字，却让他与中国产生了实实在在的联系。
少年时，彼得·海斯勒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了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
青年时期，海斯勒自助旅游了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是从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发，横跨俄中泰三国，跑完了半个地球。在不断地观察与经历中，海斯勒在旅游文学上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
描写普通中国人生活的《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用“中国通”来形容何伟，可能并不合适。因为很多时候，他都让人感觉到，他已经真真正正地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
2001年，海斯勒考取了中国驾照，开始了漫游中国乡村城市的旅行。
2005年开始，他来回十二三次，往返于浙江丽水工厂之间。他在寻找变化，寻找一个刚刚起步的城市，可以诠释他这几年对急速发展中国的观察。
在丽水经济开发区，他找到了。
“直到不久前，这里还一直是一个农业地区，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没有时间概念——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农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遵循着固定的循环：耕种，收获；耕种，收获……而现在，一块块农田正在被向外扩展的工业园区替代。”
在一个做胸罩调节扣的工厂里，他认识了三个人：王老板，罗师傅和陶玉凤。
这三个人，代表了工厂的三方势力。
《寻路中国》第三部分的故事，正是围绕着这三个人展开。
3.
2006年11月底，好不容易起死回生的工厂，要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搬迁。
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私立的工厂来说，大概并不新鲜。毕竟，一切都由两位老板决定，工人们并没有什么选择权。
搬迁的那天，海斯勒目睹了一场三方博弈。
“温州人脑子活”，这话用来形容王老板和高老板再合适不过。
这座工厂的建成颇具戏剧性，没有规划，没有调查，也没有太多思量。两个老板就这么看准了胸罩调节扣这个领域，把钱一股脑地投了进去。
做调节扣的机器的图纸是从一个叫刘宏伟的农村人手里买回来的。这个受过很少教育的传奇人物，将一台欧洲进口机器的图纸硬生生地背了下来，转手卖了二十几次，在暴富之后销声匿迹。
而王老板和高老板，则指望着这台调试不完整的机器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
可惜，平时的抠门与小气，让他们在说服工人和他们一起离开时，遇到了困难。
作为工厂的顶梁柱，罗师傅干胸罩调节扣这一行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为人开朗，脸上带着看遍世事的沧桑，是工厂里视野最开阔的人。
在这场谈判中，他负责代替老板和工厂另一大势力老陶谈判。
当然，罗师傅并不心甘情愿。罗师傅也有着自己的考量，因为王老板拖欠他的工资，他不得不谎称自己还有个大儿子养活，以此要求王老板把工钱尽快发给他。
可惜，王老板始终没有松口。
于是，这一刻，他不得不与王老板统一战线。
陶家人则有自己的打算。
老陶牢牢控制着女儿陶玉凤，陶玉凤是工厂里最好的女工，她一天可以弄一万套胸罩衬骨。
老陶凭借女儿这个筹码试图和王老板争取更多的薪水，包括包吃包住的权益和过节前的加薪。
罗师傅奔走在两方之间，心力交瘁。
三方僵持不下，谈判一度停滞。
4.
出乎意料，最后似乎是陶玉凤姐妹自己的意志战胜了老陶的权威，她们简单的收拾了行李，随着搬迁的大军离开。
对这一切，老陶只是平静地看着。
阴沉沉的天色里，载着胸罩衬骨和一百多万只胸罩调节环的卡车开出了工厂。
对于这座工厂来说，这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果你以为这是最后的结局，那你就想错了，海斯勒给了我们一个更加奇特的答案。
搬迁没几个月后，罗师傅就离开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即使被拖欠的工资将近一万元，罗师傅还是以壮士断腕般的勇气，彻底离开了王老板的工厂。并且在金融危机的当头，成功完成了从大师傅到老板的转变。
而陶氏姐妹，离开的也许更早。
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老陶早就安排好的计划：利用搬迁工厂为自己获得更多谈判的空间，而奖金和红包一到手，他就将几个女孩撤了回来，安排她们在新厂子里继续工作赚钱。
这个结局，不免让人唏嘘。
而作为旁观者的海斯勒，却并未做出什么评判，只是在最后一次造访工厂旧址时，看着斑驳的墙壁，写下这样一段话：
“一阵凉风吹拂着窗户。繁忙的秋季已经到来，经济开发区里的工厂大多在起劲地生产着。在外面，我能够听到那些机器有节奏的声音——割玻璃的嘎嘎声、做塑料模具的隆隆声、收卷铜线的嗖嗖声。但是，没有一丝人声。整整半个小时，我一个人站在那里，读着空荡荡的厂房墙壁上写的那些字。”
5.
读完海斯勒的书，你也许说不出他到底要讲什么，但那种忧伤怅惘的情绪却始终笼罩在心头。
他用冷静客观的笔触，把一个个小人物的生活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看、去思考那些我们不曾在意的现象和隐藏在背后的原因。
这些人物不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们有时精明，有时质朴，展现出复杂的性格。
他们会斤斤计较，分毫必较，为了每小时是三元八角还是四元而和老板争辩；
他们会在工厂的墙壁上写“人生何处不成名，学不成名誓不还”来激励自己奋斗；
他们无休无止的在流水线上工作，不舍得休息，却也会为了一场简陋的裸体表演而付上五元钱。
他们是世纪之交时，最普通最真实的中国人。
他们活得很艰难，他们活得不体面，他们没有什么精神追求，在他们身上也发生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我们还是会为他们努力求生的姿态所感动。他们拼命挣扎，用尽微薄的力量，只为了能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寻找一个安身之所。
他们很少抱怨，只是努力承受，耐心等待着，在夹缝中为自己，为家人谋得一份足以温饱的生活。
“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
在十年后的今天，支撑着这个庞大的国家，支撑着我们安稳生活的仍然是这些人。
而我们，却将他们搁置在背后，只顾自己向前。
海斯勒不厌其烦地，细致耐心地，将这些真实的生活场景展现给我们。
我想，虽然他没有说，但我听懂了。
他是想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遗忘的角落里，满是不屈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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