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解密民国第一案》】
第一节 放归女票客
人质们的生活与对官匪谈判的参与，是解读此次“临城火车大劫案”的一个重要维度，由于鲍惠尔留下了个人的详细回忆，以及他是人质中作用最为重要的人物，因此本章的重点就放在了他的身上。
时间还要回到刚刚被掳的时候……
在山上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自从前一天晚上吃过饭以后，鲍惠尔等人到这天傍晚时，又已经是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也没有喝到水，此时大家唯一的盼望就是赶紧吃顿饭，缓解一下难捱的饥饿。
就在天快黑时，关押他们的门口忽然起了一阵骚动，有几个人背着篮子和瓦罐走了过来，瓦罐里装满了清水，篮子里则装满了新鲜的生鸡蛋，土匪们给大家每人发了一个。为了消除大家吃鸡蛋的疑惑，一个土匪还给大家做了专门示范：只见他在鸡蛋皮上敲出一个小孔，然后放在嘴上，就这样把蛋黄和蛋清一吸而尽！
一个鸡蛋怎么可能填饱肚子？所幸水是管够的，所以大家先喝了一个水饱。男人们还勉强可以受着，可是被绑上山的女人和孩子就太痛苦了，所以大家开始商量着如何才能让他们先获得自由。
某一个下午，消失了一段时间的枪声又开始恢复，子弹从铁路所在的西面射过来，呼啸着撞到了山石上。这天下午约摸5点钟的时候，一位孙军头目跑了过来，要这些洋票们给交通总长吴毓麟和山东督军田中玉两人写一封信，警告他们：除非立即停火，否则所有的洋票都将会被枪毙！
机会来了，鲍惠尔等人于是适时地提出了一个反要求，那就是释放人质里面所有的妇女和儿童，否则就不会写信。孙美瑶等人觉得可以接受，于是就答应了。
先前跟鲍惠尔一同乘坐蓝皮钢的还有一位赖瑞·拉伯士（即“兰巴斯”），他是上海英文《大陆报》的记者。这位拉伯士先生后来成为美联社的特派员，一度相当知名，他离开美联社后，去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任上校参谋。当劫车案发生时，拉伯士巧妙地躲到了一个座位底下，居然没有被慌张的孙军士兵发现，不久他就乘着混乱逃走了。
此时，在一群人质里面就仅有鲍惠尔一人是“耍笔杆子”的新闻记者了，因此大家一致推举他来写信。鲍惠尔也不推辞，便按照孙军方面的要求写了那两封信。待信写好以后，一个孙军头目原本坚持要一个洋票带着信下山，但他后来又改了主意，于是一个孙军士兵便在一根棍子上绑上一块白布，由他举着向官军走去，等到官军看到“白旗”后，枪声才暂时停止……
天黑以后，孙军忽然开始动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同时又示意人质们做好准备以便于跟他们一起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被掳来的外国女士带着一种犹豫的态度走近了鲍惠尔，道：“先生，我想跟您单独谈谈。”
鲍惠尔点头后，那位女士于是把他领到了一个角落，然后她把一个半身隐藏在两个女士身后的一个女孩指给鲍惠尔看，然后说道：“您能不能去跟那些土匪谈谈？让他们在那些抢来的行李中，找一件女人的衣服给这位姑娘穿。”
鲍惠尔看了看那个女孩，估摸着她不会超过18岁，她身上只穿了一件非常薄的棉衬衫，以及一件短到膝盖以上五英寸的黑色紧身的假缎裤。此时这个女孩显得非常尴尬、憔悴，待鲍惠尔仔细去看时，这才吃惊的发现原来她就是那位非常漂亮的意大利律师墨索的女秘书希格诺瑞亚·柏瑞丽小姐！墨索先生体重三百余磅（约合280斤左右），因为实在肥胖所以爬不了这么高的山，所以此时的他还在山下的某一处地方，没有跟他的秘书在一起。
经过与孙军士兵沟通，鲍惠尔总算在一堆行李之中找到了一件丝质长袍，解决了柏瑞丽小姐的难题。她立即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可惜在场的人没一个听得懂，大家只能意会而已。
夜间天气忽然阴沉起来，很快就开始电闪雷鸣，正当大雨倾盆而下时，孙军方面突然下达了出发的命令，很显然，他们的行动需要这场雨的掩护。
山中的豪雨让人呼吸都有些困难，可是谁也不敢反抗，在危险而不停歇的闪电中，大家跌跌撞撞地顺着一条陡峭的山间小路，从上山时的另一面走了下去，最后到达了一处山谷，此时山谷中的小河已经因为这场大雨变成了一片汪洋。人质们被驱赶着，在这片汪洋的泥水中艰辛地跋涉了几个小时，才最终来到了一个村庄的边沿。
在隐隐约约之中，鲍惠尔先生看到了村里黑色的墙壁，还听见一片狗的狂吠声，看来终于可以歇歇脚了。随后孙军士兵就押着一行人走进一座漆黑的长方形的四合院，院子的四周有一堵很低矮的泥墙，每一面都有一幢矮矮的房屋。
人质们走到院子里后，孙军便命令大家到一个房门大开的房间里。这些房屋看起来建造得非常结实，地上很干燥，铺着一些供人躺卧的高粱秆子——高粱是当时北方农民的主食之一，人们会把高粱磨成粉，再掺入盐和水，烙成薄饼来吃。此时大家都已经很饿了，鲍惠尔是多么渴望也吃上一顿高粱饼子，可惜土匪们连这也无法满足，只是给大家每人送来一碗热茶。
大家因为实在是太累，所以脱下湿漉漉的衣服后，便躺在高粱秆子上大睡起来，结果这一觉就到了第二天的下午。由于急着要走，人质们还是被土匪们给叫醒的。
等到队伍出发时，因为一阵骚动，让鲍惠尔突然有一个意外发现：他终于看到了那位多日不见的大胖子先生、意大利籍律师墨索，此时的墨索躺在一个铺着麦秸的担架上，据说是因为他在爬山时不小心摔下山脚，造成脊椎骨受伤，以至于无法行走，土匪们没有办法，只好找了几个人抬着他走！
当大家集合在一处时，男票们突然发现队伍里的女士们都不见了，寻遍整个四合院也找不到踪影。大家去问看管他们的土匪，得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美瑶！”意思仿佛就是他们不知情，此事要去问孙美瑶。
就在这时，大家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顿时感到惊异万分，可是仔细一看，原来这个声音是一个穿着非常华丽的年轻男子发出的，大家再仔细一看——原来她是女扮男装，她是墨西哥工业家安司娜·威瑞阿的新婚太太，据这位女士称：“前天晚上，那些负责看管我们这些女俘虏的土匪们领着我们要走，但是我不想跟我丈夫分开，于是就在他们抢来的行李里找了一套男士服装，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土匪们只好答应让她留下。
后来大家才得知，原来是孙美瑶等人兑现了先前的承诺，把所有女票客都送到了铁路上，让她们平安回去了（几天后脱险的女票客发来了捷音）。
第二节 行和吃的难题
此时这伙人质，就只剩下二十几人了，此后的十天里，他们一行人被迫在深山里那多石的小路上反复跋涉：时间常常在夜里，而且总是走走又折回，走走又折回，使大家感觉十分的痛苦；而且最初的几天，大家被强迫着快速行进，真是累得够呛！
由于感觉实在是有些吃不消，有一回在经过一片田地时，人质们发现那儿常有一些随便吃草的毛驴，于是大家就要求土匪们把驴子抓来给大家骑，但是被断然拒绝。
鲍惠尔吃不了这个苦，于是他心生一计，开始鼓动大家“罢走”，除非提供驴子；土匪头子很快弄清楚了主使者，于是就来到了鲍惠尔面前，拔出手枪进行威胁！可是鲍惠尔明白他们这群洋票的价值，所以他冲着这个拿枪的土匪头子傻笑，并且还故意脱下了衬衫，装出一副大义凛然样，来面对土匪们的枪口。
鲍惠尔此举气坏了那个孙军头目，于是他操起一根粗木棍狠狠地打了几下鲍惠尔的胳膊，打得他胳膊上的伤好多天才痊愈。不过这种“罢走”和挨打还是值得的，当土匪们发现大家确实需要驴子骑时，只好弄来一些驴子和小马给大家，可是因为大多数的驴背都是又尖又硬（可能是这些驴、马太瘦），因此让人觉得与其骑驴受罪，还不如自己步行舒服呢！
大家还曾两次越过铁路，但是当时都很纳闷，因为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几个星期后获得自由时才搞清楚，原来土匪们是想把大家送到一个孤立的地区去，那儿有一条通往煤矿的铁路支线，附近有一个火车站，就是枣庄站！被释放时，鲍惠尔一行人就是途经了这个枣庄站。
在被掳的那天晚上，因为土匪们强迫大家从干河沟里疾步通过，所以很多没有穿鞋子的人都受了很大的罪，尤其是那位胖胖的墨索先生，他的脚上长满了水泡。有一天，鲍惠尔看到一个土匪装满劫掠物的口袋里有一把安全刺刀，他知道只要拿它将墨索先生脚上的水泡挑破就可以了，于是他就向那土匪借来了刺刀片，小心翼翼地将墨索先生脚上的水泡一一戳破，果然这脚伤很快就好了。
至此以后，土匪们都以为鲍惠尔是一个医生，或者至少是略通医术的，因此便开始不断有土匪来找鲍惠尔看病。鲍惠尔觉得施恩于土匪，对自己的安全肯定有帮助，所幸此时美国红十字会已设法送来了药品，略知一些医学常识的鲍惠尔便答应了土匪们的看病请求。
有一天，鲍惠尔在给一个土匪看病时，发现此人的背上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伤口，他便试着拿碘酒去为患者涂抹。可是在一旁担任翻译的一名被掳的医学院学生恰好走了过来，他看了看患者的病情，于是立刻惊慌的说道：“这是麻风病！”
本来四周还有一些围观看热闹的，这一下都被吓得作鸟兽散，鲍惠尔也着实吃了一惊，心里不免胆怯起来，心里开始后悔自己不应该随便装医生。过了好一会儿，那医学院学生才跑来告诉鲍惠尔道：“先生不必惊慌，我已经仔细看过那土匪的病情了，应该还没到十分传染的程度呢！”闻听此言，鲍惠尔心中才获稍安。
由于整天疲于奔走，所以大家在食物匮乏的危机中更觉得饥饿，当他们不得不向押解自己的土匪们抱怨时，得到的回复总是——土匪们拍拍自己的空肚皮，然后愁眉苦脸地说道：“我们也没得吃啊！”
不过有一天，土匪给人质们送来了一些很新鲜的肉，说是小牛肉。人质们也没有多想，就派了两个人去煮，结果从早上直到晚上，煮了整整一天，大伙才能从骨头上撕下些肉来吃。那肉味自然不是很好，但好在肉汤很是鲜美，大家每人都喝了一大碗，总算大快朵颐。
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牛肉，而是一种山东本地的狗肉——这种狗是一种杂交的、粗暴的癞皮狗，实际上山东本地人一般是不吃的，据鲍惠尔的一位牧师朋友后来告诉他：“山东本地人有一种迷信，说是吃了这种狗肉的，七年以内，都会具有那种狗脾气！”
又有一回，土匪们给人质们送来一些非常常见的山东包子，鲍惠尔吃了几口，觉得这肉似乎有些不对劲，于是他就把包子馅掏出来一些，拿到一个土匪面前问这是什么。那土匪明白了问话以后，便走到一处路边，他将一块很大的平板石头翻转了过来，然后捉住一个急速逃走的小昆虫，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拿给鲍惠尔看。
鲍惠尔认出那是一只蝎子，他因为曾经被蝎子蛰过一次，所以决定不吃这个肉。那个土匪解释只好说：乡下人捉来蝎子，照例都是先把螫刺给拔掉，然后就放到盐水里去煮；待煮过之后，蝎子壳就会脱落，剩下一小块白肉，就像虾仁一样味道鲜美。
那土匪说得有滋有味，但鲍惠尔依然不为所动，暗暗打算待到别的什么肉类多的地方再吃肉不迟。
第三节 雪中送炭的牧师们
这时鲍惠尔开始感到土匪们已经接近他们最后的目的地，实际上也就是抱犊崮了，他记述道：
“我们越过一座高高的多石的分水岭，来到一处肥沃的宽约十五英里、长约三十英里的山谷。这个山谷愈往上行，宽度越窄，如此直到一条隘路。这条隘路的两旁，全是陡峭的山壁，中间则是一条窄窄的小径。在这条隘路的头上，是一座圆锥形糖块似的山，大约高五六千英尺（约合两千米，不准确），山顶则是平坦的。从这座山的半腰间起，有了逐渐的倾斜度；但是上半部却全是坚硬的岩石和陡峭的山壁，因此很难攀登。在这座山的山脚下，有一座小小的村落；村落中间是一条湍急的山溪，山溪则由峡谷高处山石间涌出的泉水灌注而成。
我们被领导着走进这条窄狭的山路约有好几百英尺。其中有几段路都是在坚硬的岩石上开出来的台阶。最后，我们到了一个满是树林的幽谷；那儿有一座没有和尚的、古老的、房舍倾圮的庙宇。但是在庙后面，我们发现了好几处洞穴，都是深深地挖进山里。这些洞穴自然是用作粮食或者劫掠物的储存库。但是，当我们到达那座破庙跟前时，这些山洞还是空的。不过，很显然，土匪把我们带到的这些山洞，都是易守难攻的堡垒。因为到达这些山洞的唯一通路，是那条窄狭的隘路或者说狭谷，但是从山上防守下面被山包围的山谷是非常容易的。有一天，当我们在这座山顶漫游时，发现一块古老的石碑，碑上刻有老和尚的铭文。我们俘虏中的一个学生把铭文翻译给我听，原来是说土匪们在几个世纪中经常到此骚扰，以致和尚们无法修行，最后只有决定放弃这座山和这座庙，把它留给土匪们去使用。”【引自鲍惠尔《在中国二十五年》，第93页】
当土匪们押解着这些外国人质经过一些村庄时，出于乡下人的好奇，村庄里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动，跑过来看“洋鬼子肉票”的奇景。这种奇景在中国人是从来没有见过的，除了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时候。
有一次，当人质们穿过一个村庄时，鲍惠尔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她穿了一身丝质衣服，戴了许多的珠宝，很像是一家珠宝店橱窗里的模特似的。当这个女孩向这些外国人挥手时，鲍惠尔忽然想起她原来也是这次火车大劫案的一位受害者。在蓝皮钢快车被劫持的那天晚上，这个女孩非常得歇斯底里，她的尖叫声甚至比土匪们的枪声和呐喊声还要响亮一倍！当时大家都猜想不到她到底遭遇到了什么情形。
当鲍惠尔一行人在抱犊崮山顶上的土匪窝里住下几天以后，土匪们就允许大家有相当的自由了，于是鲍惠尔便带着一位学生翻译员，以及土匪头子派给他的两名“护兵”，下山到来时的那个村庄里，去访问那个看起来有点神秘的中国女孩！
很快，鲍惠尔就达到了自己探秘的目的——这个女孩原是一个唱戏的伶人，据说是十六岁了，她被浙江军阀卢永祥的部将、上海最高军政长官淞沪护军使何丰林（1873～1935）作为“礼物”送给了北方的一位有名的将军。可是当一位土匪头子在火车上看到她以后，就开始对她一见钟情，于是就把她一并抢了来，当做“押寨夫人”。
因为本来对北上就有些不情不愿的，一旦跟土匪们混熟了以后，这个女孩便对她的新居和新夫十分满意，并且十分愿意向众人展示一下她的新夫送给她的那些珠宝首饰——其实这些首饰大都是这次劫车案中从外国人那里获得的，所以当鲍惠尔去访问她时，这个女孩手上戴的正是鲍惠尔的学校班级纪念戒指，鲍惠尔无奈之余只是多看了几眼自己的那枚戒指。
自从上了抱犊崮以后，鲍惠尔等人才知道这处土匪窝的名称，此地距离枣庄车站和枣庄煤矿大约有四十里地，晴天的时候，从枣庄城就可以清晰地望见抱犊崮。
由于在两个星期内一直不停地跑来跑去，人质们对于身外世界因这个劫车案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可说是一无所知。他们所获得的第一条新闻消息，还是以很不平常的方式到达的——那是一份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大陆报》，它所包裹着的是一条熏得极好的半野猪火腿（这种“半野猪”在山东的山野间是一种很普遍的野兽）——这种获得新闻的方式受到了大家的极大欢迎！
在这种《大陆报》的白边上，注有几句话，这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叶各牧师写的，火腿也是他特意送来的。叶各牧师在山东峄县办有一所学校，属于长老会峄县教区，据叶各牧师后来说，他是从一位下级军官口中获知了人质们的所在，这位下级军官是受山东省当局派遣，率领着一小队士兵前来峄县专门负责保护峄县教会的财产和传教士安全的。在叶各牧师把自己所获得的情报通知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后，他又说动了一个改邪归正的中国人，带着这只火腿包裹，通过土匪们的防区，专程到达了抱犊崮。
几天以后，这个送信的人带着另外一个包裹又来了，里面除了一只火腿外，还有几听咖啡和一些书籍。鲍惠尔打开了书包，把书分给了大家，这里的每位认知都有一部，书名就是《新约全书》（圣经的后半部分）——一部精神食粮！
几天以后，先前在上海做汽车买卖的佛莱德曼放下自己手中细读的《新约全书》，然后抬起头充满感慨地说道：“在这种情形下，你想一个犹太人会做些什么？最初，我们感到饥饿，一位传教士送给我们一只火腿。跟着当我们需要阅读些什么书籍时，他又送给我们每人一部《新约全书》！”
又过了没多久，从山外来了一位访客，这就是年纪很长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蓝法神父（裴尔来），蓝法神父是十九世纪末期由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派遣来华传教的，当时来了好几个人，蓝法神父是如今仅存在华的一位，他的那些同伴，有的就是被土匪杀害的。
这些土匪们的行径，虽然给野心勃勃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强占胶州湾提供了借口，并要求修筑一条自胶州湾至山东省内地的铁路；但是威廉二世的这种要求，却没有对德国传教士的传教工作有什么积极帮助，因此到了后来，山东省的德国传教士的只剩下了很少的几个人。这几位侥幸未死的德国传教士，穿着中国衣服，操着中国话，并且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母语。
在蓝皮钢列车上掳掠来的这些人质，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但无一不是张开双臂热情欢迎了蓝法神父，因为他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最新消息，以及非常宝贵的关于抱犊崮这伙土匪的情况，同时还带来了几瓶他自行酿造的好酒。
根据蓝法神父的新闻，以及来自叶各牧师送来的报纸上的消息，大家认为：由美国和英国为首的有关各国，已经对北京政府提出了强硬的要求，要求北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营救人质们脱离险境；当列强们跟北京政府、山东省政府一再费时费事，延宕不决地交涉着的时候，有人就建议由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的海军舰队，在青岛和浦口这两个距离抱犊崮匪窝最近的港口，举行示威（确切信息与此有点差异）。
只有日本政府袖手旁观，他们对西方各国的解释就是人质中没有日本人。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就四国的示威行为还发表谈话，提请列强注意“华盛顿裁军会议席上，列强诸国所采取的不适宜态度，逼迫日本自山东撤退”一事，并强调说，像这种土匪绑架外国人的事件，如果日本被允许留驻在山东省维持秩序，保证绝对不会发生。
在有些材料里面（比如当时英文报纸《字林报》），认为临城劫车案的幕后主使者是日本人，事实上如果真的是日本人，那么就不可能少了日本人质。正是因为没有日本的人质，所以日本方面便一度试图要特务人员混入山里，充当被劫持的“东洋肉票”。
有一个名叫梁继璐的人，他的叔叔是当年峄县保卫团的团长，梁继璐跟随叔叔在保卫团里做事，他曾回忆道：5月10日劫车案刚刚进入谈判阶段时，进剿的官军都奉命撤出了山区。这天傍晚，在凤凰岭负责警戒的峄县保卫团的哨兵，突然发现一个骑毛驴的人，鬼头鬼脑地直往山里跑。哨兵觉得此人可疑，便喝令他站住，可是那人没有站住，反而跑得更快了，哨兵于是吆喝了几个保卫团团员一拥而上，把那人给抓住了。保卫团问不出个究竟，就把他送到了位于枣庄的山东督军行辕里去了，在审讯时，那人因为中国话不流利而露出了马脚，至此大家才断定此人应该是一个日本人。田中玉被吓了一跳，连忙跑去亲自接见，在酒席款待时，那个日本人因为喝得酒醉忘形，才吐露了要去山里做人质的实情。田中玉赶紧下令，今后对出入抱犊崮山区的来往行人一定要严加盘查。结果在第二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又抓住了一个日本人，后来田中玉就把这两个日本人给秘密安置了起来，同时要所有知道抓到日本人的人员严守秘密，否则一律枪毙。【参见姚奇《杯弓蛇影，狼子野心——劫车案与日本人》】
在陈无我的《枣庄十日》中也曾提到：“而连日某国访员及浪人来枣者甚多，并连拍秘密与某京及上海等处，一可谓注意也。”很显然，这里的“某国”指的就是日本。
第四节 洋人俱乐部
鲍惠尔在山谷中被押解着行军时，找到一些废纸后竟然偷偷完成了两篇新闻报道，一篇是关于火车被劫一事，一篇是关于人质们的被劫持和被囚禁的特殊情境。后来这两篇报道都得以偷偷地传送出去，并且还发表在英文《大陆报》及鲍惠尔所服务的《密勒氏评论报》上面，并且还经由电报拍发了世界各国、各地。
写完这两篇报道之后，鲍惠尔又在折起来的稿纸上，写下了驻在济南府的美国领事姓名和领事馆的地址。有一天，他趁着土匪们不注意，便把它递给了一位人质们经过的村庄里的村民。这些稿件后来居然真的送到了济南府的美国领事馆，而土匪们对此毫无察觉，因此鲍惠尔的“匪窟报道”竟也丝毫没有被耽误。
由于此事太富于传奇性，因此起初很多人都不相信，认为“鲍惠尔”的报道是捏造的，就是鲍惠尔的一些朋友，也表示难以相信。直到后来鲍惠尔获得了自由，证实了报道中的那些有关细节以后，大家才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时美国的驻华公使舒尔曼博士（1854—1942）是康奈尔大学的前校长，他被鲍惠尔认为“也许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世纪前期，派驻中国最有学问、最能干的外交代表”。对于他的负责表现，鲍惠尔都非常了解：当舒尔曼博士获知临城火车大劫案之后，立刻通知当时的北京政府体认这项事件的严重性，并警告北京政府必须采取一切可能行动，以保证人质们的安全，以及设法使他们早日获得自由。舒尔曼博士接着又亲赴保定，直接跟曹锟进行谈判，此后他又一再地向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中国政府当局，提出了他的警告。
但是站在人质们的实际安全与福利方面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舒尔曼博士跟美国红十字会协商后，派遣人员携带食物和衣服到达了枣庄。舒尔曼博士还跟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的外交人员进行了协商，派出各国公使的代表人员到达山东，以便与山东省政当局，甚至是土匪头子直接接触；如果可能的话，也便于商谈释放人质的问题。
其中美国公使的代表是派驻南京的戴维斯，美国红十字会的代表是极为有名的新闻记者克罗，克罗曾担任上海英文《大陆报》的总编辑。另外一个参加这次不易对付的谈判的著名美国人就是安德生了，安德生出生在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所以他本人精通中国语言，在几乎所有的外国人中，他在中国官员里面的熟人可以说是最多的。
当时安德生由南京的外交交涉员温世珍协助，双双冒着个人生命危险，进入土匪的地区，跟土匪头子展开了初步谈判；首先获得了土匪头子的允许，准许外界送食物给这些外国人质（前提也包括送面粉给土匪）。
于是有一天，鲍惠尔等人远远地看见山谷里有一大队驮着东西的苦力，向人质们所在的洞穴走来。这些苦力背了几个大箱子，每只箱子外面都贴着红十字会的标识。
几个小时以后，这队满头大汗的苦力的先头人员就到达了洞穴前庙门外的广场里。大家很快就把这些大箱子打开来，里面装的都是食物——面包、牛肉罐头、水果、青菜罐头，甚至还有很多盒加州的葡萄干。
美国红十字会冒险队的队长、知名记者克罗要大家点验收到的食物数量，以便测知土匪们是否遵守约定。大家点验之后，一毫不差，尽管这些食物由苦力们背驮着通过土匪所盘踞的地区行走了足足上百里。
就在食物被送来的那天晚上，人质们举行了一个令大家终生难忘的大宴会，并由一位美军被掳军官品爵少校来领导祈祷，其他每位参加宴会的人都发表了一通演说；然后大家又开始忙着去写信，以便第二天早上可以由苦力们带走。而在另一边，土匪们正在跟那些中国人质们举行联欢会，以庆祝三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吃到真正的食物——他们欢乐的声音隔着很远传到了外国人质那里。
后来又有一队苦力，带来了由驻防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在此前后，后来有名的马歇尔将军与史迪威将军都曾在这个团任职，马歇尔曾是副团长、代理团长，史迪威是营长、团参谋长。】赠送给外国人质们的蚊帐和帐篷，至此这些外国人质们的基本生活就有了保障，以至于鲍惠尔等人忽然觉得自己不像是被绑架了，反而像是“土匪贵宾似的寄居，开始有了到高山远足的味儿——除掉我们那些衣衫褴褛的‘主人’们在场的时候”。
事实上，由于大批食物的到来，大大地增进了外国人质们与土匪之间的关系，最低限度地改善了人质与看守者的关系。但是由于土匪与官府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谈不拢，所以外国人质总是要经受一些风险。
比如说有一个被鲍惠尔认为是极坏的小流氓、土匪小头目，大家都叫他“宝宝”刘【此人或许即芝翁先生所写《伏龙子与孙美珠兄弟之死》一文中的军师诸葛亭，诸葛亭本为此人假名。】，鲍惠尔在回忆录里指出：“宝宝”刘一再主张不如杀掉一两个外国人质，以加速双方的谈判。
在当时，虐杀外国人的记录实际上并不罕见，比如说在白朗起事期间，在安徽六安有一个法国天主教牧师被打死，在湖北老河口有一个挪威传教士被打死，在湖北枣阳有一个女传教士被打死，不过这些行凶的土匪都是打着白朗的旗号干的。一般“洋票”虽然不会被杀，可是他们长期待在匪窟里，也是一种莫大的折磨，比如经常会受到蚊虫的叮咬。
所幸鲍惠尔等人的被掳生活还算有惊无险，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折磨，因此他晚年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倒有些庆幸。
这些被掳上山的外国人质们，他们的安危祸福，成了被劫持者的亲属、朋友、各相关国家、公使和北京政府以及中外社会各界所密切关注的大问题。
新闻舆论界更是临案作为了报导的热点，但有的报人昧于情况不明，但为了吸引眼球，便做了一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失实报导，比如有的说什么“战火炽烈”、“匪极凶残”等等。另有如天津的《启明报》还发表的一则“土匪奸淫被掳女旅客”的消息，至于其他以讹传讹、骇人听闻的口头谣言更是不胫而走，流毒甚广，乃至于至今还有人在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临案时，还说什么“土匪用细丝绳把被劫洋人的鼻子穿起来免其逃跑”、“起床后，匪向西人脸上撒尿”、“吃饭时雍尿泡煎饼给洋人吃”等等。
除了鲍惠尔的详细回忆可以证明孙军纪律较严（如没有侮辱洋人妇女）、外国人质的生活较为优裕以外，还有诸如美国另一人质亨莱的回忆也可以证明：
“一天，我正在独自坐在一旁歌唱，歌声刚刚飘出我的喉咙，忽然就听到有西方人在谈话。我登上墙头去看，发现亚伦（应该就是“艾伦少校”）父子、鲍惠尔、佛里门等几个人在一起聚谈……又经过一段旅程，我们到达了一座大村落，见到了所谓‘二当家’，他个人不高，人似乎很开头，眼睛上还戴着一副黑镜眼镜。
过了两天，我们又走到了一座草屋前，见到了维利夫妇、金士盘、衣利亚、山福尔等人，土匪们准备了茶和鸡蛋给我们做饭食。土匪见维利亚的裤子太大，便命他脱给佛里门穿，另外给他找了一身更合适的裤子。
土匪头目们来见了我们，还为我们挑选了一间很好的屋子，感觉比洋房还要好。此后，我们就住到了一座土庙里，土匪先令鲍惠尔、佛里门和我向佛像叩头，庙祝于是去敲钟，彼此握手为礼……我们与土匪始终甚为相得……”【亨莱《我被劫于抱犊崮》】
在外国人质们被转移到抱犊崮顶以后，当时的中外人士都捏了一把汗，但是后来一封山中的来信消除了很多人的担心，这封信登载在了当时有名的《大公报》上，题目为《匪窟西人起居注》，文章如下：
苏洛芒氏（5月）24日自山巅来函云：
余辈在山巅又组织一小小俱乐部，兹将日行部务详述于后：
5时半起床，折叠寝具，搜捕虱蚤；
6时，用一果子罐盥洗；
6时1刻，余司炊生火。炉系煤油筒制成。约经30分钟后，炉火始旺。遂煮早餐。
8时许，餐毕。亚伦、品格尔（应该就是“平格少校”）二人温水洗餐具；
9时，收拾信件，因送信人9时30分下山。
9时30分至10时，余煮水供洗涤用；
10时至11时，品格尔、亚伦二人洗衣；
11时半，余准备午餐；
12时至1时，进餐；
1至2时，待送信人回山。有时向衣服寝具内搜捉不受欢迎的小朋友（指虱子和跳蚤等）；
2至3时，阅书；
3至5时，写信，或与土匪嘻戏。今晚余与匪众雀战胜方，全赢其四，待香槟焉；
5时至5时半，在山巅散布；
6时，余制餐；
6时半至7时，进餐；
7时至8时，司涤，亚伦、品格尔二人整理餐具；
8时半，燃灯，写信，唱歌，打牌；
9时，整理寝具；
10时，就寝。
以上，即为余等每日起居注也。
当时，在枣庄与抱犊崮之间，两军堆垒，戒备森严，官匪双方均不愿有闲人上山，致使外埠华人送来的物品堆积在枣庄，而不能及时送到山上去，而西人的包裹、信件则由其设在枣庄的专门机构——西人救护团，派专人运送入山，分给了被掳的外国人质们。
华人们为了把东西送进山去，只有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把物品、信件交给西人救护团转递。于是西人救护团专门制作了一种邮票，凡入山的包裹、信件，只要贴上这种邮票就可以顺利地通过双方前沿岗哨，免于检查直送入山中。当时有人提出此举有碍中国邮政之权，但是北京政府深恐得罪洋人，所以没敢多问；而孙氏集团比较信赖洋人，也让其办理邮件传递，自己正可从中得些实惠。
故而抱犊崮的“土匪邮票”，实际上就是洋人为入山的邮件、包裹开出的进山通行证。邮票上的英文单词“BANDIT”正是土匪、强盗之意，如果孙美瑶等人认得英文，恐怕心里是不会痛快的，甚至有可能让他们换掉，英文孙氏是最忌讳“土匪”一词的，岂容洋人直书印在邮票上！
这种“土匪邮票”见证了一段历史的传奇，因而也成为世界邮政上的一桩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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