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要有“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的态度,我们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加以考虑,但如果我们觉得他们的看法是错的,那就没什么好顾前怕后的。
艾莲一下子就接受了我的想法。她很容易就同意在我们俩的关系中,我们应该互相彻底诚实、直言相谈、彻底地坦荡。这果然有效,我们非常相爱。我们的感情是一种我闻所未闻的。
在那个夏天之后,我去了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每逢假期我都回家去看望艾莲(艾莲患上了肺结核,而一开始,医生误诊成了当时的绝症,何杰金氏病,只能活两年。)当他们知道其实艾莲得的是肺结核的时候,艾莲说,“那我有可能活七年呢!我还有可能好转一些呢!”费曼问,“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还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吗!”艾莲说,“可是我们就不会很快结婚了呀……”
你看,当得知艾莲得何杰金氏病,只能让她大约活两年时,我们计划好了一切,当然从她的观点出发。现在她可以活得更长,她倒好像因打乱的计划而烦恼了似的。不过,我很快就向她说通了,这是件好事。自那以后,我们知道两人可以一起面对任何事情。经历了这番,再也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我当时正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被吸收进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数月之后,我刚拿到博士学位,就向家里宣布要结婚。
父亲忧心忡忡。从我呱呱坠地,他就精心培育,希望我成为一个快乐的科学家。他觉得我那时结婚还太早,会耽误我的前程。当父亲听到我要和患肺结核的艾莲结婚,又多了一层担心,怕我会被传染上。
整个家族,叔叔、阿姨、所有的人都担心之极。他们请来了家庭医生,向我解释结核病是非常危险的,我准会被传染上的。
我说,“告诉我这病是怎么传播的,总会有办法的。”
艾莲和我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我们不能接吻,因为口中会有结核菌。
然后家人开始向我解释说,当初我和艾莲相约毕业后结婚时,还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形,谁都会理解一个不明情况的婚约并不是真正的婚约。
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他们那种发疯的念头,和艾莲结婚是因为以前我向她保证过,我连想都没那样想过!尽管没有一张证书,没有结婚登记,但是我们相爱甚笃,早已在感情上结婚了。我反问,“要是一个丈夫知道妻子患了肺结核就弃她而去,难道你们会觉得是个合理合情的事吗?”
诸人中只有我的一个阿姨觉得结婚也不见得是坏事,其他人全都竭力反对。不过到那时,我早已经尝到过家里给的劝告有那么多错,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毫不费力地拒绝听从他们的劝阻,我行我素,他们怎么讲也没用。艾莲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的。
艾莲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在普林斯顿边上的狄克斯镇有一家慈善医院,是由纺织女工的工会支持的。虽然艾莲不是纺织工,他们也照收不误。我那时刚刚毕业,参加了政府的工作,薪金很低。但是这样安排至少能让我照顾她。
我们决定在去医院的路上结婚。在普林斯顿的一个叫比尔·吾德华德的同学借给我一辆车,我把它改装了一下,把后座放倒,加了一个床垫,像救护车一样。这样,艾莲累的时候可以躺下,虽说她当时的状况并不太糟,可也毕竟几次住院,身体很虚弱。
我开车去她家接上我的新娘,艾莲一家向我们招手告别,我们开车走了。经过皇后区、布鲁克林区、斯坦顿岛,上了摆渡船——那是我们浪漫的结婚游船吧——然后到市政厅去登记。我们慢慢地走上台阶,进入办公室。接待人员很友好,马上办了一切手续。他发现我们没有证婚人,于是立即从旁边的办公室里找来了会计和书记员。按纽约法律,我们正式结婚了。那时刻我和艾莲都幸福无比,牵着手互相冲着笑。那办事员说,“你们正式成为夫妻了,你该吻新娘啦!”于是羞得面红的新郎在新娘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给了每个人一点点小费,谢了又谢,然后开车送艾莲去医院。从那时起,每个周末我都会去看艾莲,艾莲的医生非常好。可每次看见我付给医院一张18元的国库券的时候就很生气,他坚持说我们收入这么少是不用付钱的,可我还是每次都付。
一次,我在普林斯顿收到了一大盒铅笔,每支上都用烫金字写着,“亲爱的理查德,我爱你!波丝猫。”(我管艾莲叫波丝猫。)
这倒是蛮甜蜜的,我也很爱她!不过嘛,人总是会不留心把铅笔丢掉的,比如和维格纳教授讨论问题后,就蛮有可能把铅笔扔在他桌上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字让人多不好意思。那时大家的境况都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些铅笔,于是我用小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
第二天,我就收到艾莲的信,上边写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算个什么事儿呢?”接着说,“难道你不为我爱你而自豪吗?”随后又是,“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只好乖乖地用那些烫了金字的铅笔。
在工作日,我会常常收到她的来信。有时她会弄一个拼字游戏,剪散了装成一袋子寄来。这时,军队的邮检便会给我一个警告单“请告诫尊夫人这里没有时间玩游戏!”我从来没有告诉艾莲,因为我很乐意与她玩游戏,尽管有时把我陷入令人发笑而又窘迫的局面。
在五月的一天,洛斯阿拉摩斯所有的信箱都被塞进了报纸,成百成千遍地都是。打开报纸,上边印着巨大醒目的字样“举国上下欢庆理查德·费曼的生日啦!”艾莲在和整个世界做游戏,她有许多时间去琢磨,看杂志,然后订这订那,她总是变些新花样。(她大概从常去看她的我的同事尼克·麦特波力斯那儿得了不少帮助吧。)艾莲身在她小小的屋子里,心却在世界上。写着不着边际的信,寄来各式各样的东西。
一次她寄来一本做炊具广告的书,里边的炊具全硕大无比——大概是供监狱这种人口众多的地方使用的吧。从风扇、炉钩,到大盆大盘,应有尽有。我暗想,“见鬼,这有什么用?”这使我想起早先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她寄给我一本大船的广告,上边是战舰、远洋轮之类。我去信说,“你打什么主意呢?”她回信说,“我在想,等我们结婚时,可以买条船。”我写道,“你疯了?!也太不着边际了吧!”
不几天,又有一本广告寄到我这儿。这回是富人们用的那些十几米长的游艇、帆船。她的夹条上写,“既然你无意买上次广告书里的大船,或许我们可以买这样的。”
我去信,“听着,你还是不切实际!”
不久,另一本广告又来了,是卖各种小汽艇的。
我写道,“太贵啦!”
最后,我接到她的条子,“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理查德,你一直在说不。”原来,她的一位朋友有一条旧的手摇木船出卖,标价15美元,艾莲想买下来,以便夏天时我俩可以泛舟。
唉,经过这么多折腾,谁还能说“不”呢?
正当我在琢磨那本炊具广告的用意时,第二本又到了,做的广告是供中小旅店用的炊具。几天之后,又来一本,是家庭炊具。当我周六去看她的时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她邮购了一个18英寸的小烤炉。她说,“我想咱们可以烤牛排呢!”“胡扯,我们怎么可能在这屋里烤牛排呢,烟啊火啊了的。”“啊不!”她说,“你只要把炉子支在外边的草地上,每周日就可以烤牛排了。”那个医院正对着贯穿美国的66号公路。“不行,我是说那么多的汽车、卡车,来来往往,行人走来走去,我怎么可能大模大样地在草地上烤牛排。”艾莲说,“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她开始用这个来“折磨”我了。“好吧。”她说,一边拉开了桌屉,我们可以互相让步。“你不必戴大厨师的帽子和手套,好了吧。”她晃着那种真正职业大厨师用的帽子、手套。然后她说,“把围裙穿上试试。”围裙打开,上面赫然印着,“烤肉大王”之类傻乎乎的字样。“行了行了,”我吓慌了,“我去草地上烤肉好了。”于是那以后的周六周日,我就只好到66号公路边去烤牛排了。
另一件事是关于圣诞卡。在我刚到洛斯阿拉莫斯才几个星期后的一天,艾莲说,“我想,应该给你的同事们送圣诞卡,你想不想看看我挑的卡片?”那些卡片都很精致,可里边写的是圣诞快乐,署名是理查德和波斯猫。我抗议说,“这怎么能送给费米和贝特,我都不认识他们呢!”“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结果自然是卡片都送出去了。第二年圣诞又来了,那个时候我和费米、贝特都熟了,还去过他们家,和他们的孩子玩,关系很友好。一天,艾莲用很正经的语调对我说,“理查德,你尚未问及有关今年圣诞卡的安排。”我可着慌了,说,“哎,让我瞧瞧。”卡片写着,“圣诞、新年快乐,”署名是理查德和艾莲.费曼。我说很好很好,这对每个人都合适。她说,“哦不,这对费米、贝特和那些大名人可不合适。”果然她拿出另一个盒子了,她取出其中一个,上面的祝辞是一样的,可署名变成了费曼博士及费曼太太。我又只好把卡片送出去了。他们都大笑起来,这回怎么正儿八经的了迪克(理查德的昵称)他们都大笑起来,觉得很开心,因为艾莲倒了这么多鬼,我却毫无办法。
艾莲的身体越来越弱,她父亲从纽约来看她。在二战期间,坐这样的长途旅行是很花钱的,但他知道艾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他打电话到洛斯阿拉莫斯,“你最好马上来。”我预先早就和我的一个朋友克劳斯·富克斯安排好了,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借他的车尽快开到医院。我开车上路,让两个人搭上车,以防万一需要帮忙。果不其然,我们开到圣塔菲的时候,一个车胎爆了,搭车的和我一起换了备用胎。可当我们开出圣塔菲的时候,备用胎又爆了,正巧附近有个修车铺,我记得我在耐心地等待修车师傅先修排在我前面的车,可那两个搭车的知道情况紧急,便跑去向修车师傅解释,他立刻先把我们的车胎补好了。我们决定不等他补备用胎了,因为那会有更多的延误。我们又上路了,我有些后悔方才太急于赶路,都没对修车师傅说几句感谢的话。在离医院大约50公里的地方,又一个车胎爆了。我们只好把车仍在路边,搭车去医院,然后再打电话给拖车公司。
我在医院见到艾莲的父亲,他在那有几天了。他说,“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回家去了”他太难过了,径直走了。
我最后见到艾莲的时候,她已非常虚弱,神志也有些迷糊了。她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的,大多数时候直瞪瞪地注视前方,偶尔会环视周围一下,呼吸艰难。有时她的呼吸会突然停止,好像在咽下什么东西似的,然后又开始呼吸。如此延续了好几个小时。
我出去走了一会儿。我觉得很奇怪,面对这样的情况,自己的感觉并不像平时人们讲的那样悲痛欲绝。也许我在骗自己?当时我自然不会心情很好,可也并没有特别地悲伤,大概是我们很久以来早已明白,这一天终会来到。
这一切很难解释。假如有长生不老的火星人来地球,看见我们这些叫作人类的动物,明知死亡不可避免,却在死之前活七八十年,大概火星人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心理问题——在明知生命易逝的情况下活着。可是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活着,我们在死的预期下欢笑、玩乐、生活。
对于我和艾莲来说,和一般人的区别不过在于他们有五十年,而我们只有五年。这只是一个量的不同——根本的心理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觉得“别人能有五十年,比我们更幸福”,那倒是会有区别。可我们并不这么想。人实在没有必要弄得自己悲苦无比,去抱怨“为什么我这么背运?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究竟我做了什么会招来这报应?”——如此种种。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理解现实,理解整个现实,那么上述的抱怨便毫无意义。所有发生的、存在的都是无法预期无法改变的,只是生命中的偶合罢了。
我和艾莲有过多么快乐的几年!
我回到她病房,心里想象着此时她身体里发生的那些生理变化:肺功能衰竭导致氧气不能充分进入血液,脑缺氧便会神志迷糊,心脏微弱,反过来又让呼吸更困难。我一直预计在各器官都衰竭的时候会有突然间的总崩溃。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她只是越来越神志不清,呼吸愈弱,直至停止——不过在那以前,还有一次很微弱的呼吸。
值班护士证实艾莲确实亡故了,然后就走了,因为我想单独和艾莲在一起。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然后俯身在她额头上吻了最后一次。我惊奇地发现,她的头发的气味还是和以前一样!过了一阵想想,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头发的气味没有理由会改变。可在当时,这对我是个小小的惊诧:在我想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刚刚发生了,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第二天我去丧葬场。一个工作人员递给我几个从艾莲手上摘下的戒指,问我,“你要不要再看你妻子一眼?”
“这是什么……不,不用再看了!”我嚷道,“我刚才看过她!”
“是的,可现在她被化妆过了。”
丧葬场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彻底陌生的。为什么要去给一个已经空却的躯壳涂脂抹粉呢?我不想再见艾莲,那会让我更难受。
我打电话从拖车公司那儿要回了车,把艾莲的遗物收拾好放在后座上,让一个人搭上车,往洛斯阿拉莫斯开。还没到10公里,啪!又一个车胎爆了!我开始破口诅咒起来。搭车的用一种看疯子似的眼光瞧了我一眼。“哎,只不过是一个车胎爆了是吧”“没错!可是一只一只又一只......”我们换上备用胎,以很慢的速度开回了洛斯阿拉莫斯,也没去修那只坏胎。我不知该怎么面对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们。我不想让别人都阴沉着脸问我艾莲的故去。有一个人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她死了,你的工作进展怎样?”他们一下就明白过来,我不想把悲伤传染开来。只有一个人来表示哀悼,我后来才知道,他在我回去的时候并不在工作地。
一天晚上,我梦见艾莲,我马上说,“不,不,你不能到梦里来!你已经不再活着了!”
过了些天,我又梦见艾莲。我又说,“你不能到梦里来!”
“呵,不,”她说,“我骗你了。其实我是对你厌烦了,才策划了这一切,以便我可以脱身。可现在我又喜欢你了,所以就回来了。”我的意识和自己在闹别扭。总有一天我们能够会解释,为什么在梦里她会依然活着!
那时,我准是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我一颗眼泪也没掉。直到一个多月后,我在橡树城的一家商店里看见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我想,“艾莲一定会喜欢的……”顿时不能自已,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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