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信仰在一部分人脑袋里流逝，加上现实中道德缺失，价值观混乱……尤其个别事实上的文化汉奸，别有用心地标新立异，颠覆常识。实际上是为吸引眼球，蹭流量，但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砖家、叫兽”们，毕竟觉得其中有些话题太露骨，还能稍许收敛。但不少顶着知识分子名头的“知道分子”们，不但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日益干着解构中华传统文化的勾当；还通过一系列毒鸡汤和娱乐至死的网络游戏等破坏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将会牵涉到中华民族下一代怎样对待天下、国家兴亡等大事！也影响到整整一代人的德智体能否全面健康地发展？其毒害性并不亚于“港独”炮制的“通识教材”内容。因此，正直的普通人，也应该有站出来说话的匹夫之责！舆论导向的作用，不可忽视。比如从秦桧谋害岳飞……到汪精卫、周作人投敌附逆，本来早成历史定论，既无考证上的遗漏，也无曲说的空间，是和“主权问题不容讨论”基本相近的大是大非问题。但一些丧失良知的伪知识分子和一些惯于盲从起哄的“知道分子”（作家王朔语），却经常拿这些中华民族历史里严肃的话题来说事儿，颠倒黑白，信口开河……甚至波及到为民族、国家献出宝贵生命的一些先烈们！故意往前人的鲜血上面泼墨，让人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在一般浑浑噩噩混饭吃的所谓知识分子里，可能只限于是其人无心无肺，无知无识。但在极少一部分“层次较高”的所谓“精英”那里，问题可能就不那么简单！他（们）们的言论有一定的导向、引领作用，至少客观上会起到帮助西方文化吞噬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企图。
其实，中西方文化，如果正常融合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从近代以来，也已经成为趋势。但一方企图替代、压制、甚至吞噬另一方，那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及其灿烂辉煌的文化，不但自成体系，有些方面也独具自己的价值理念，尤其在忠诚与背叛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上，中西方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
下面我们就稍微展开一点，聊聊这一话题。
千百年来的圣哲贤人，包括一切正派人，他们教导我们的核心内容，或者说他们言传身教的根本，就是一句话：先做人，后做事。此其一。
其二，无论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国家，任何集团，任何家庭，包括任何一个两人以上的共同利益群体，其基本成员都必须遵守起码的诚信，方能维持正常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获得肯定。相应的道德、价值观念，由此产生。任何背信弃义朝秦暮楚的行为，都要受到舆论的谴责，被人们所鄙视，首先要遭到利益相关群体内部成员的唾弃。知识分子也毫不例外，倘若他（她）放弃人格尊严背离上述诚信，更为人们所不齿，还会因人们对其道义上的某些期许而倍受抨击。这应该是中华传统文化主流里面的精髓。
放弃人格尊严背信弃义，首先是道德上的迷失；进一步的严重表现，是行为上的变节，以体现于民族之间最为敏感，尤其在国破家亡之际。
限于篇幅，历史上文人、知识分子变节的例子，我们不从远古开始。就近古来说，以明末号称“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比较典型。直到现在，只要是具备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对他们一般不会完全陌生。他们既是明朝显宦，更是著名文人，在士林中领袖群伦，声名显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制内声望卓著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江左三大家”变节降清，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垢病。在新旧鼎革江南反清复明空气甚浓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尤其不容。吴伟业应清廷征召赴京做官，其亲友于虎丘千人石为其饯行，当场即有士子投函送诗进行讽刺：“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兮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钱谦益谢病辞官回乡，有人借郊迎的公众场合，以他的新朝服饰为题加以讥讽：“老大人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真可谓两朝领袖矣”。类似诗文短语形成口碑，如影随形构成强大压力，不但令三人当时处境尴尬，亦使其晚年精神生活极不轻松。后来，连钱的小妻，妓女出身的柳如是对钱的变节都加以讥笑。钱因降清后诸般不遂意而发恨言“死”时，柳曰：“公不死于乙酉（指1645年清军灭南明之际——笔者注）而死于今日，晚矣”。钱在南京探访故识名妓寇白门时，寇即用当初钱赠给她的诗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贞”回答他，令钱羞愧万分。然而这些来自于原社会圈子内部的谴责，只是一个方面。而清朝统治者的态度才最耐人寻味。
明末江左三大家诗集
当初，多尔衮出于统战的需要，对三人优礼有加。待满清大局已定，当然就不会再鼓励这种朝秦暮楚的变节行为。于是，清朝统治者从放任朝野攻讦此类人，逐渐发展到不加掩饰地表露出鄙视之意。三人中龚鼎孳除降清外，还有北京城破投降李自成被授官为御史的情节。龚至归顺大清，已成典型的“三姓家奴”，最为士林及同僚所不齿。龚起初总以为新主子应该不会这么看他。时隔不久，大学士冯铨被弹劾，多尔衮命冯当堂答辩，由朝官质诘。龚鼎孳极力在摄政王面前表现，斥骂冯铨是魏忠贤干儿、“阉党余孽”。冯反唇相讥：“何如逆贼御史？”龚“以魏徵归太宗自解”，立刻遭到多尔衮的嘲笑：“无瑕者方可戮人，奈何以闯贼比太宗皇帝！”由于多尔衮身份特殊，这话颇具杀伤力，等于说：你龚鼎孳这样的人最没资格说三道四！当场把龚搞得灰头土脸。
清朝统治者任用这批迎降的前明著名文臣，只不过是当做一种摆设给明遗民士大夫看罢了。除这点需用外，剩下的就是鄙视和提防了，无从谈信任二字。所以，到他们谢病辞职回乡之时，清廷仍存有极大的戒心。尽管大清定鼎中原之势不可逆转，但此辈于旧朝有深远家世渊源，一旦江山易主，却立刻变节迎降改换门庭！如南明残余势力能成气候并卷土重来，这些卖身时日甚浅的人出于投机的考虑，一定还会望风归附重做顺民……从他们进退无据摇摆不定的本性上继续推理，一有风吹草动，暗送秋波于仍存某种变数的反清势力，就不是没有一点可能。即便不至于此，若不甘寂寞为夸耀旧时声望而应和士林中的汉民族意识，那也是清廷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基于这些考虑，当然需要加意防范。顺治年间的“科场舞弊案”、“抗粮哭庙案”、“陈之遴贿结内监案”等，每次都因门生故吏、旧友姻戚之关系，程度不同地牵连到吴伟业。吴为此不得不大量花钱疏通。事虽平息，却几至破家。钱谦益故人黄毓祺涉嫌反清事发，因黄曾留宿钱家牵连到钱是否参与“谋逆”？钱因此被逮京系狱，几乎酿成灭族大祸。幸亏前面提到的钱的那位小妻——此时已扶为正室夫人——柳如是颇为能干，千里奔走，四方活动，加之黄毓祺病死狱中死无招对，才使钱免于被治罪。从满清方面说，朝廷在这些事件中所使用的手法，有故意株连他们以警告其他降清之前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用意在内。因此，这些高级活宝一朝变节降清，却付出了后半生长期遭受双重精神压迫的代价！这使其中个别人终于看清楚自己变节后的身价，产生了深深的愧疚。吴伟业临终写下的《绝命诗》说：“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此外还有《贺新郎》词一首，其中一些句子甚为沉痛：“追往恨，倍凄咽”，“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苟活”，“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这种深刻反思，或许能让部分后人叹息不已，但其最初的变节行为仍令任何一个评论家无以置啄。
至乾隆朝纂修《明史》时，大清正值鼎盛。百年沧桑，不但清廷全盘接受汉文化，满汉畛域也已相当弥合。历代强调忠孝节义提倡臣子忠贞不二的主流意识形态，自康熙时代就已牢固树立并深入人心。至此，朝野上下的认识，已与百年之前义不屈节的明朝士大夫，包括知识分子奉行的价值观念并行不悖，岂容“江左三大家”这类大节已亏之人再继续享受荣典？撤封，取消谥号等一系列拨乱反正之举，乃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圣旨严命将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列入《贰臣传》，而且不准与洪承畴同列，降一等入乙编。乾隆皇帝还在钱谦益的《初学集》上题诗道：“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并认为这种变节文人的著述，只配覆盖在“酒瓮”上由灰尘来光顾。大概这位皇帝觉得仅撤封、取消谥号，列入《贰臣传》，还不足以彻底澄清大是大非，必须以雷厉风行手段进一步荡涤这股污泥浊水。所以，又于乾隆三十四年干脆下令禁毁了他的作品。
清廷组织编修的《明史》中的《贰臣传》
上个世纪1930年代，中日冲突日益加剧。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时论多国家兴亡、民族气节方面的话题。上海曾有报刊载文，例举出明末降臣的下场以批判亲日派。鲁迅不满意这种以结果论得失的论调，诘难批判者并设问：假如满清统治者始终如一地优礼这些人，你们又怎样说呢？并由此发表见解认为，保持节操不是经商，不能论及结果。言下之意，无此下场，节操问题也不容含糊。鲁迅先生的话，道理上当然没错。但丧失节操已是一辱，落此下场更加耻辱，恐怕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三位大腕，文才极高。因此，人们并未完全因人而废言。尤其吴伟业的《圆圆曲》，由于主旨含蓄地批判了“事明叛明降清叛清”的吴三桂，思想性很强，加之艺术性较高，当时就传遍大江南北，后世亦为人称道。但这样的人，关键时刻不能保持节操，引发历代人思索。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针对这些人、这种现象，总结说：“文官班首王（铎）钱（谦益）二人，俱是当时艺术文学大家。太平之世，固为润色鸿业之高才，但危亡之时，则舍迎降敌师外，恐别无见长之处。”除了投降敌人别无长处，这话可能刻薄了点儿。但却指出部分文人知识分子，包括这方面的一些著名人士，至现代，如周作人辈，平时自期自许自以为是，其实到了关键时刻，并没有什么真正能经得起现实考验和时间检验的作为。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评语，同时也昭示了历史衡量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才学与人品相比，人品是决定性的因素。
《圆圆曲》诗、画作
文人知分子的人格缺失，道德滑坡不全体现在变节投降当汉奸上。在没有外敌入侵的的情况下，使许多人避免了这一可能。但是，丧失人格尊严，媚靠权贵，放弃独立思想，拜倒在金钱和权势面前，或者从庸附俗自以为风光，与前者也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差。其实，对于真正的文人、知识分子来说，这不是一个需要喋喋不休反复加以说明的问题，只应该是一个普通常识。保持节操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而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没有这个底线，任何光冕堂皇的头衔在时间和历史面前都一文不值。
最后，我以普通百姓和白丁的身份，在这里说两句再普通不过的大白话：
一、在秦桧和岳飞问题上，即使你闲得再无聊，哪怕蛋疼的厉害……也不要胡说八道。要清楚，以你的名气、声望或地位，加上黄面皮，而且将千百年前的民族价值观穿越到今天，来重翻此案，以事情本身的性质，你永远做不到！
二、只要你还有人心并要这副黄脸皮，千万不要腆着脸再提给汪精卫翻案的梦中呓语。您的这个想法，恕我直言：可能连汪精卫的儿子都不认可！请你看看，听听——汪的小儿子在他父亲墓前祭拜完，哭着说的一句话：“做错了事就应受到惩罚”!
汪精卫小儿子汪文悌年轻时照片（在美从事桥梁建筑业）
我否定汪精卫，却为他小儿子的这句话点赞……并认为他是深明大义的明白人——如果这是真的——比当今国内一些“公知”“大咖”强多了。之所以还有这么一点点保留，只是因为近几年有人经常断续鼓噪为汪精卫翻案。不要脸的妄人都同时是好事之徒！如果他们仿效“汪主席”的曲线救国，编造一条“新闻”，我无条件地信从，就掉到进他们（她）挖的坑里面了。对照汪的老婆陈壁君解放前在江苏法庭的强词夺理，解放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表现，不能光“听说”了事儿……当然，汪的儿子不能完全等同于汪的老婆。但愿我的担心是一种多疑。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