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翻开哪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或者文学作品选，诗人、或者文人的生平简介中，无一例外的都有以下内容：
“某某某，早年有远大志向，屡试不第。”或者是“少有才名，早年得志，举进士第，官至刑部尚书，国子监祭酒。”或者是“翰林院编修。后遭小人排挤陷害，被贬谪。”或“因上书言事，获罪贬谪，遭沉重打击，郁郁不得志远大志向无以伸展。”或者是“痛恨官场的尔虞我诈，不满于政治的黑暗，愤而辞官归里。晚年寄情山水，逃避现实。或者多次科考不第，平生郁郁不得志等等。有《某某集》传世。”
介绍的最多的是他们的科举以及级别，而后就是他们的不幸；在每一位诗人的生平简介里这几乎成为必写的一笔，也是最重要的内容。至于作品似乎只是点缀一下而已。
这种表述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给人的强烈印象是，他们本来就不屑为诗为文，那不是他们的专业，他们不是专业作家，不是诗人。他们应该是官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得皇上无限信任和恩宠，委以重任。他们应该在南书房行走，与皇上切磋国是。他们怀里揣着奏折，行色匆匆，神秘兮兮，日理万机，踌躇满志，舍我其谁，有一览天下小的胸怀。但不幸的是，他们偏偏命运不济，生不逢时，总是遇到小人当道，奸佞满朝，尔虞我诈。更要命的是，皇帝总是不明之君，昏庸无能，听信谗言，亲小人，远君子，群小得势，朝纲不正，腐败黑暗，礼崩乐坏。于是，他们被皇上疏远、被贬谪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他们仕途不济，悻悻然忿而离去，形只影单，无缘庙堂之高，身处江湖之远，但不忘匹夫有责，忧国忧民，忧君忧臣，一脸的失恋状。这时才想起来诗词曲赋，才想起来“诗言志”，好像做一个诗人只是业余的，是万般无奈之下的退而求其次，十分委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的是做官，作诗为文显见得低人一等。
看看文学史，诗人总是生活在黑暗的时代，或者说黑暗的时代又总是孕育了诗人。
因此，在他们的诗词曲赋里，一面是对官场上群小的傲视和鄙夷，一面是未能加入其中或加入后又被排挤在外的忿忿不平；一面是自诩清高，归隐南山，一面是频送秋波，讨个一官半职，最好是高干。一旦得皇上宠幸，委以高官，便志得意满，沾沾自喜，“春风得意马蹄疾”，欣喜之态溢于言表。可惜这种时候很少。大多数时候诗人的命运是失宠和遭贬，他们就经常的抑郁消沉，寄情山水，写写民间疾苦，个人不幸，发发牢骚。最主要的是表忠心，不断表白自己的纯洁和忠心：“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这样的诗句，在我们的文学史中比比皆是。
这本不是文学史应该有的内容。可是，在我们的文学史中，这几乎是必写的一章，而且不惜笔墨，浓彩重抹。
这一传统从屈原开始。“屈平，字原，楚王同姓贵族，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官职。学识丰富，具有远大政治理想，主张任用贤能，修明法度。……后为同僚上官大夫所谗，被怀王疏远。顷襄王时，更因令尹子兰之忌，被流放江南。最后，他鉴于国家政治日益混乱，悲愤忧郁，自投汨罗江而亡。”
屈灵均出身高贵，思美志洁，孤标傲世，不群于小人。“远大政治理想”到底是什么，语焉不详。主张“任用贤能，修明法度”又太抽象太概念了，放到哪个朝代哪个诗人身上似乎都适合。从性格上讲屈原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诗人，而不是政治家。如果说楚怀王有什么错误的话，并不是楚怀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而是让一个伟大的诗人出任朝廷高官，这属于才非所用，专业不对口。楚怀王应该让他去当专业作家。灵均的错误也不在于他在楚怀王面前失宠，而是他本来就不该在楚怀王面前得宠。他应该评个“一级作家”，好好写他的诗去，离楚怀王越远越好，与香草美人为伍，可他偏偏要个级别，而且是正部级。很难想象，如果灵均始终被怀王和顷襄王重用而得志的话，他还能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远大政治理想”就能实现？楚国是不是就能“任用贤能，修明法度”而繁荣富强？民生是不是就不复“多艰”而康乐了呢？
历史不相信假设，假设也毫无意义，这样的追问也似有不近情理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诗人，从来就没有具备独立的人格和批评精神。他们总是要依附在政治权力之上，依附上的就得意洋洋，沾沾自喜，诗不过是附庸风雅；依附不上的就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以诗言志。
唐朝的伟大之一，就是容纳了李白这样的诗人，李白的存在就是盛唐的标志，所谓“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很难想象大兴文字狱的唐以后各朝代，还能容得下李白。“安能使我催眉折腰是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的诗句，放到哪个朝代他也得死几回。唐玄宗，或者说唐朝容纳了李白，容纳了李白的放浪形骸，狂放不羁，容纳了他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浪漫诗风。这就是唐朝的伟大。
但唐玄宗没有让太白做官，给他一个级别很高但没什么实权的“供奉翰林”，只让他写诗，实在是明智之举。如果李白为一方官员，大概是李白的不幸，也是百姓的不幸。“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如此醉醺醺的状态，就算写下“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这样拍马屁的诗句，唐玄宗大概也不放心把一个小小的县令给他。看看现在的官员，其醉态与李白无二，他们能写出什么？他们又能为国家为百姓做什么？应该说唐玄宗是清醒的、明智的，他没有为李白的诗才弄昏了头，他知道为官之道与写诗的差别。唐玄宗可以赐金让李白无忧无虑，担风袖月去写诗，应该是不错的待遇了。李白的得志与失意都在诗，而不在仕途。他是真正的“专业作家”。我们后人在表述他的生平时，为什么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惋惜他最不专业的仕途呢？为什么非要拿他的诗与当时的朝政相比呢？
“敢进兴亡言”，口气是不小，但他能进什么兴亡言呢？他的一言真能兴国亡国？恐怕充其量只能是他浪漫诗风的表现。
与太白恰恰相反的是李煜。李煜最大的不幸就是一个专业级别的诗人却阴差阳错坐在了朝堂的龙椅之上。他不但有级别，而且是最高级别。身为皇上，他难道就没有“远大政治理想”？难道他的理想就是把国家搞垮？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他确实是个诗人，不是政治家。他脑子里回旋着音律、节拍、平仄、意象、形象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各地送上来的大量奏折。那里面是官员互相之间尔虞我诈的参奏，还有流民，洪水，蝗灾，瘟疫，战乱，边关急报等等，这些关乎国家命运的事务毫无诗意可言。身为皇上，不对，是身为诗人，他必须面对这些问题，这就是一国之主的责任，也是为官的责任。他在诗意之美和治国的现实之间挣扎，那心态肯定十分痛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挣扎的结果是他似乎选择了前者——做一个诗人。作诗为文才是他的专业，玩政治他就十分小儿科。作为读者，我们是幸运的，但是当时的南唐民众，作为他的臣民，在他的治理下是多么无奈和不幸。他们决不会因为读了李煜的诗词而认为他是一个好皇帝。
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闻名于世。这两首长篇叙事诗，一是拍马屁，一是表忠心。
皇上有好色的专利，三千宠爱充实后宫，仍然不满足，结果唐玄宗偏偏搞上自己的儿媳妇，这种乱伦关系本就没什么光彩可言。更何况，唐玄宗因为宠幸杨玉环而直接导致“安史之乱”，战乱达七年之久，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白居易在诗中对唐玄宗和杨玉环的感情极尽颂扬和赞美。“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挺肉麻的。写下《卖炭翁》《轻肥》《买花》等诗篇的白居易，却对“安史之乱”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生离死别的民生视而不见。唐玄宗可不是一般的书生，见了倾国倾城的大家闺秀，就忘乎所以，功名也不要了，发乎情止乎理也忘了。不管怎么说充其量是他自己的事。唐玄宗是一国之君，他的行为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和不幸。我们的文人在重大的社会责任面前，要么没有声音，一片喑哑，要么就是颂德和赞美，惟恐落人之后。惟独不见理性的批评和独立的精神。
《琵琶行》就更虚伪与造作。“问其人，本长安娼女……年长色衰，委身为商人妇。”这个商人救年龄老大的琵琶女于苦海之中，可是她倒觉得是“委身”于人家，好象受了多大的委屈。“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读着这样的诗，不知道这琵琶女到底要什么？过去的生活是不幸的，现在吃着商人的“利”，无忧无滤，可她又念念不忘过去的妓女生活。读这样的诗只读出矫情与造作，更不明白江州司马到底为什么痛哭流涕。似乎只有一个解释，他在哭他自己仕途不顺。“因上书言事，贬江州司马。”原来如此，表忠心没表好，马屁拍在了马蹄子上，被贬江州。不能挤身庙堂之上，被贬谪江湖之远。所以他“郁郁不得志”，所以他痛哭流涕。“江州司马青衫湿”，哭的是他自己。说来说去，还是嫌他的官太小，级别太低，不被重用，不被理解。将自己与妓女等量齐观，皇上怎么不临幸我了呢？傅山曾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可谓道破天机。原来不被皇上宠幸，没有级别，和妓女门前冷落无客上门是一回事。所以他才认为与妓女是同道，所以才在琵琶女面前痛哭流涕。在白居易为琵琶女泪流满面时，他还曾写过“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娥眉”这样的诗。十年他换了三批家妓，十几岁的女孩子，只三年就嫌她们老了，将她们卖掉再买新的。读了这样的诗，再读《琵琶行》就只感到矫情与虚伪了。
当柳三变潇洒自如，放浪形骸地写下，“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样抒发个人情趣的诗句时，他决没有想到，得罪了封建最高统治者宋仁宗。不知道柳永怎样寒窗苦读才考取的进士功名，就被宋仁宗朱笔一挥，化为了泡影。“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他的高考成绩被取消，同时他的仕途被葬送，他只能落魄地去当“专业作家”了，奉旨填词。
应该说宋仁宗对柳三变已经很宽容了，只是取消了他的进士成绩，并没有进一步对他人身伤害。而且还大方地说“且填词去”，封他一个“专业作家”。这恐怕是历代唯一的一个由皇上御批的“专业作家”了。无论是柳永还是后人，无不认为这是对文人的戏弄。柳三变表面上兴高采烈豪放潇洒招摇过市“奉旨填词”的时候，他内心的失落伤感与悲凉无奈，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在这首《鹤冲天》里他自我安慰道“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求取功名不就，用“白衣卿相”来安慰自己。而且他没有把词人就看做词人，填词不是他的职业，而是将词人比做“白衣卿相”——卿相是有级别的。
后来他更名为柳永才考取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他的“白衣卿相”终于成为“官衣卿相”，作诗填词终于成为业余的了。可是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有井水处，可咏柳词”。至于他是什么员外郎，并没有多少斤两。
将写作当成进身的工具，是我们的传统，无论专业和业余，它仅仅是一个工具。时代的进步似乎并没有彻底改变文学的命运：要么文学为什么服务，一窝蜂趋之若骛，极尽歌功颂德，丧失自我；要么文学为自己服务，投石问路，达到进身的目的。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两个方面。如果这些都落空，文学就成为诉苦和发泄不满的工具了，凄凄惨惨戚戚，或者怒目而视——还是工具。我们的传统中，惟独少了文学的独立性与作家的自由意志，少了博大的爱和悲悯心怀，少了对民族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也少了社会的良心和责任。我想，这是我们为什么总是产生不了伟大作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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